春秋时代，贵族垄断教育的格局逐渐被打破，知识下移到平民阶层。诸子百家私学也由此兴起，其中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孔孟虽未得诸侯大用，但其门人的影响力遍布列国。历经秦火之劫后，儒家很快在汉朝复兴，并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逐渐获得了独尊的官方学术地位。尽管后来儒家在道、佛等学派的挑战下有起有落，但仍然没有丧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地位。
近代学术大师无不钻研儒学，陈寅恪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把《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之说，视为中国文化之定义。因为那是封建礼教纲常的根本点。儒家学说在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形态。唐朝文学家韩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以古文运动的名义改革儒教，以图振兴儒学。但这个工作直到宋朝理学体系成立后才得以完成。
陈寅恪先生重视“抽象理想之通性”，认为这是儒家文明的最大特色。有新儒学之称的宋明理学，将“通性之道”发挥到了极致，故而被陈寅恪所推崇。
儒家对古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影响深远，特别是儒家礼制，被视为儒学精华。礼制不仅仅是封建礼教与乡规民约，同时也是历代王朝制定律令典章的依据。战国、秦汉时的法律典章出自法家之手，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晋以后，儒家完全主导了法律典章的制定，将礼制的精神以新形式发扬光大。
壹
《白虎通》“三纲六纪”是什么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之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境界的抽象理想，如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的Idea（指核心理念）。
《白虎通》全称《白虎通德论》，又名《白虎通义》，是一部儒家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秦朝焚书坑儒对儒学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汉初虽然还延续着秦朝的《挟书律》，但文化政策相对包容，让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百家有所恢复。汉初推崇黄老之学，汉武帝时儒学地位提升，并开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河。西汉王朝设六经博士，整理了多部儒家经典。但由于经典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文本差异，从而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儒学阵营。东汉经学风气比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故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朝廷效法西汉时的“盐铁会议”，组织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史称“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的参与者覆盖了东汉王朝各阶层的精英，包括太常、将军、大夫、博士、郎官及诸生。
其中，太常为汉朝九卿之首，掌宗庙礼仪祭祀，其下设有太史、太卜、太祝、太医等官，堪称东汉首席文化大臣；将军与大夫分别是军政实职官员的代表；博士指的是朝廷认可的经学博士，往往是博古通今，甚至兼精百家之人；郎官是战国秦汉时的一类官职，包括议郎、侍郎、中郎、郎中几类，郎官队伍负责戍卫宫门，充当皇帝出行的车骑随从，还有顾问职能（东汉以尚书台为执政枢纽，各曹设尚书郎，此后郎官逐渐变成各部门的行政长官）；诸生指的是各地入朝的儒门士子，往往有严格的学派师承关系。
从参与人员类型之广泛可见，东汉朝廷对这次学术研讨会十分重视。朝廷让各方参与者自由“讲议五经异同”，以求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异同的前提下，将两大派经学整合为一体。最终，会议讨论结果得到汉章帝的认可，并且由经史学家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一书。此书以今文经学为根基，并吸收了不少古文经学的观点，初步统一了长期对比的经学各派，故而被视为东汉官方认可的经学权威著作。
但《白虎通德论》的讨论范围十分广泛，不仅仅是对儒家经典寻章摘句，甚至还讨论了性教育等生活知识。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三纲六纪。
《白虎通·卷八·三纲六纪》曰：“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纲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人伦关系，其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指的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六种人际关系，对待父亲要孝敬，对待兄弟要友爱，对待诸舅要讲礼义，对待族人要重视规矩秩序，对待师长要尊敬，对待朋友要重感情。
大纲之中有小纪，所以能理顺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关系，促进人们的正常发展。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人都有亲爱之心与七情六欲，故而要将做人做事的道理变成纲纪，这样才能纲举而目张，处世无往不利。
总而言之，三纲六纪就是古代儒者眼中最重要的社会伦理制度。无论是典章制度、政令律法、乡里风俗都要遵循“三纲六纪”的大经大法。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白虎通》的三纲六纪就是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最起码，秦以后的历代士大夫阶层，都以此抽象理想为统治封建王朝的根本原则。
总之，在封建社会中，《白虎通德论》中的三纲六纪都是儒家眼中最为重要的道德伦理规范。
贰
为什么说韩愈是承前启后的儒学大师
自从西学东渐以来，不少近代学者都学贯中西。有的推崇全盘西化论，例如胡适；有的则推崇传统文化，例如王国维。而陈寅恪也曾留学海外，开阔视野，但他骨子里更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在陈寅恪看来，古老的中国文化需要双管齐下，一面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本土文化。两者相结合，才符合道教的真精神与新儒家的旧途径。这是两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史给陈寅恪留下的启示。
吴宓曾经感叹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这是他在1961年与陈寅恪重逢时所说的话。由此可见，陈寅恪依然信奉儒家之道。他写下《论韩愈》这一史学专著，未尝不是借点评韩愈来抒发自己的抱负。
韩愈，字退之，唐朝时邓州南阳人，后世称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氏祖籍河北昌黎，故而世人大多称其为“韩昌黎”。尽管祖辈曾经地位显赫，但到韩愈那一代时，已经家道中落。更不幸的是，韩愈父母早丧，由其兄韩会抚养，幼年生活极其贫困。韩愈读书极为刻苦，精通儒家六经，并熟悉诸子百家之学。但他缺乏考试运，科举之路十分曲折，直到第四次赶考时才“擢进士第”。
韩愈主要的成就在诗文与思想。在当时的唐朝，“杜（牧）诗韩（愈）文”一直为人所称道。他反感时人华而不实的文风，提倡古文运动，与此同时，他极力批评佛、道两家，以复兴儒学为人生宗旨。陈寅恪将韩愈视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儒。
儒家在两汉达到第一个鼎盛期，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繁荣，也使得这个诞生于先秦时期的古老学派走向僵化教条。三国战乱之时，魏、蜀、吴统治者法儒并用，让儒家经学的地位产生动摇，而西晋建立不久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许多儒学大家追随晋朝宗室与北方士族南下避难，史称“衣冠南渡”。儒家学说在东晋时进入了低潮期，外来的佛教在北方和南方都很流行，而本土的道教也借鉴佛教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使得过去“述而不作”的儒家学说，暴露出哲学深度不足，理论体系不完善的弊病。
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包容并蓄的文化政策，道教、佛教、儒教都得以自由发展。但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整体发展状况也不尽如人意。韩愈对此作了一番沉痛的总结。
他在《原道》中呐喊道：“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从周道（指儒家学说尊奉的西周王道）衰落，儒教祖师孔子逝世之后，儒家学说就多灾多难。秦始皇焚烧了儒家的诗书经典，汉朝推崇与儒家背道而驰的黄老学说，东晋、北魏、南朝萧梁、隋朝盛行佛教。总之，在这些时代中讨论道德仁义（指儒家学术）的学者，不是出自杨朱学派，就是归入墨家；不是出自道教，就是归入佛门。归入了其中某一家，必定轻视其他学派。尊崇自己所在的学派，就藐视本学派所反对的学派。依附了某个学派，就诋毁其他对立的学派。这样一来，后世之人想了解仁义道德之学，应该听谁的意见呢？
站在今人的视角来看，韩愈描述的社会现象有点类似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多个学派相互砥砺，相互切磋，共同发展，而问题是，韩愈延续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正统观念，视其他思想学说为异端。
按照韩愈的说法，当时社会存在一种贬低儒家的倾向，道家人士说：“孔子是我们道家祖师的弟子。”佛门中人也声称：“孔子是我们佛祖的弟子。”学习孔子儒学的人天天听到这种言论，久而久之也接受这些荒谬的说法，自认为儒学低人一等，也宣传“我们的老师曾想拜其他学派为师”之类的谬论。他们不但在嘴上这样说，甚至还将其写入书中。
总之，在韩愈看来，市面上的种种言论都是在误导大众，故而他将振兴儒学视为天降大任。在唐朝儒学史中，只有韩愈的“反佛振儒”运动算是一个亮点。“反佛振儒”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古文运动。
韩愈在佛教狂潮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假如没有他的力挽狂澜，儒学将难以摆脱发展的桎梏，整个思想体系可能会滑向意想不到的方向。
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点评韩愈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有趣的是，陈寅恪认为“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是引发“古文运动”的起因。韩愈有鉴于安禄山、史思明两个胡人祸害中原的教训，借推行“古文”来承载“尊王攘夷”之道，以排斥外来的佛教，保护儒家道统不绝。后世的宋朝学者延续了韩愈选择的这条路，发展出了宋明理学体系，将儒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因此，陈寅恪总结道：“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在他眼中，唐朝前期历史承袭了南北朝以来的旧局面，而后期历史为后来的宋朝新面貌埋下了伏笔。无论是社会经济领域，还是文化学术领域，都处于一个大转折阶段。而韩愈恰恰是这个阶段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叁
为什么说宋明理学是新儒学
太史公司马迁治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根本目标。自幼深受儒学熏陶的陈寅恪先生，也有同样的抱负。他在近代学者中，主张在充分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抽象学问。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天理人事之学”博大精深，具有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巨大价值。当时的人们为了救亡图存，更关注经世致用的实用学问，而忽略形而上的“精神之学问”。他认为这个做法不妥，只有以形而上的“天理人事之学”为根基，才能统合各种实用学问，不至于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方向。
所谓的“天理人事之学”主要指儒学，准确而言，指的是诞生于宋明时代的理学。
宋明理学与两汉经学、先秦儒学虽同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但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当时的国学大师中，推崇和批评儒学的人都很多，无论持哪种立场，大家都注意区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儒学。例如，推崇实用主义的胡适，对先秦儒学评价比较高，对两汉经学不那么看好，对宋明理学则是批评与褒扬兼有之；陈寅恪则不同，对宋明理学大力称道，却对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术评价很低。
陈寅恪先生曾说道：“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