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把大同归到世运的范畴，把大一统归到治法的范畴。这也就表明，大一统是大同的前提，大同是大一统治法后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先有大一统，然后才有大同。那么如何看待大一统呢？
梁启超对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是大加赞赏的：“古昔大地未沟通，国人称禹域曰天下，我累代先民，盖常怀抱一至高之理想焉，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粗迹表现于政论者，则曰大一统……秦汉以降，政权发施之所自出，虽常有迁移分裂，而所谓中国人者，则已成为永不可分之一体，他族入焉非久必与之俱化，我国所以能岿然独立而与天长地久，盖恃此也。”
梁启超重述大一统思想，显然与当时的国势（世运）有关。清朝本是个大一统的社会，可到了他生活的年代，一切几乎变得面目全非了。
1840年7月5日，中英鸦片战争正式爆发。1842年，清军战败后，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强占香港岛。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并且还要付出巨额赔款。随后，社会矛盾激增，各地民众脱离朝廷趁机纷纷起事，淮河及其以北地区爆发了捻军起义，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云南的杜文秀起义和马如龙的回民起义。自此天下大乱，清朝国力迅速衰退。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共同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也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使得国力有一定的增强。随着太平天国被灭亡、捻军被消灭、陕甘的回变和新疆的回乱被平定，清朝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但1894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朝的完败结束，并换来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款二亿三千两白银。这表明，洋务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为了让国家强大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对全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要求——维新运动，这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的声势最为浩大。1897年底，德国以两名本土传教士被杀为由，乘机侵占胶州湾，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在天下大势面前，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推行新政的要求，决定变法维新。6月11日，维新开始。梁启超本人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被委派出任办理译书局事务。新政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试图通过变革，让清朝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这场维新运动仅持续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给废除了。随后，许多维新派人士被捕杀，康有为和梁启超不得不逃到日本避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军战败后，于1901年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可以说，一部晚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衰弱史，一部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史，它让中国陷入了灾难深重之中，列强成了法外治民，民上之民。在那样的国运前，作为梁启超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有志之士，现实带给他的自然是充满痛苦的屈辱。因此，他将目光投注于像汉唐那样的强盛而大一统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国家强大而统一，人民扬眉吐气地活着。可是眼前，国将不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融为国民心性和民族心性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大一统局面遭到了空前破坏。于是他为此发出呐喊：泱泱大国，什么时候才能重振雄风呢？
在梁启超的思维里，大同的思想的内涵是：“大同是平等主义”“大同是互助主义”“大同是世界主义”，这是一个紧密关联且递进的过程。在他看来，大同就是精神上的人格平等、存在平等，物质上的索取平等、追求平等，最终形成一个无阶级对立、无矛盾隔阂的世间。
玖
什么是正统与非正统的史观
毫无疑问，自西方的进化论史学观传入中国后，梁启超就完全接受了它，并把它融入进了自己的史学观。为此，他在文章中写道：“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在进化论的史学观指导下，他对中国的史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得出了古往今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史学家的结论。其中，最受他诟病的就是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说。
梁启超认为，中国正统说的实质是“君权神授论”的另一种说法，其目的都是为了迎合皇家统治天下的合法合理性，从舆论上来箝民之口。他把中国的历史翻了个个儿，归结出古人判定一个政权是否正统的标准有六项：一是以取得土地范围的多寡来定正与不正，只要取得天下，不管是谁都称为正，如晋朝、元朝；二是以统治江山时间的长短来定正与不正，凡是取得天下在位时间不长久的，都不为正，如项羽、王莽；三是以前代的血胤为正，如三国时的蜀汉、东晋和南宋就为正；四是定都在前代旧都的为正，如汉以后的曹魏，唐以后的五代就为正；五是所继承的朝代是否为正，如唐朝是由隋朝而来，唐朝为正，那么隋朝就为正；六是以中国种族为正，如南北朝时的南朝就为正。
梁启超指出，这些判定标准相互矛盾，前后互歧，进退无据。为此，他还一一加以史实来佐证。
十六国时期，氐族人苻坚博学多才，汉文化修养较深，擅长谋略。开始时他被封为东海王，357年在氐、汉豪贵的支持下，杀死暴虐的苻生（苻健子），自立为大秦（史称前秦）天王。在即位前他就结纳人才，以作为治国的储备。即位后他用人唯贤，励精图治。那些无才能的皇亲国戚一律靠边不用，而像王猛、吕婆楼等有文武之才的人，他都委以重任。在他的统治下，中国的北方基本上都纳入了前秦的版图。其在强盛期，疆域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远超同期的其他国家。
另一个史实是，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灭北宋后，其领有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疆域面积超全国的三分之二。
但是，这两个政权都没被传统史学家归为正统。如果按取得土地的多寡来定正与不正，这两个政权完全有资格归为正统。而疆域小的南朝和南宋却成为了正统。梁启超为此发出疑问：“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
从居位时间上来看。
386年，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改国号为魏，这就是历史上的北魏。439年，北魏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从建都平城开始，北魏居位时间长达148年；如果按统一北方来计算，其居位时间95年；如果按分裂后的东魏灭亡时间来计算，则拓跋氏居位时间长达171年。而同时期作为正史的宋、齐、梁、陈的居位时间分别为59年、23年、55年和32年。结果反而是北魏没有被列入正统。
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的居位时间分别为16年、28年、10年、3年和9年，而这个时期的吴越国，居位时间71年，南汉国据位54年。但列入正统的是梁、唐这五代。另外，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居位时间长达189年，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但它也没有被列入正统。
从血胤上来说看，远的不说，以明末为例。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的时候，明朝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都存在正朔，但它们都没被列入正统。
从定都上来看。刘渊建立的前赵、石勒建立的后赵、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苻坚建立的前秦、姚苌建立的后秦、赫连勃勃建立的胡夏和鲜卑拓跋氏建立的魏，都是三皇五帝的故土。但它们都没能列入正统。
从继承的关系上来看。史学上把晋归入正统，而把晋所继承的魏不列入正统；把隋归入正统，却又把隋所继承的北周不列入正统。以中国的种族来看。宋明之间的元朝，由蒙古人所建，但史学上又把它列入了正统之中。
梁启超把传统史学上的正统说的由来，归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各个朝代，史学的记叙都偏袒自己的国家。“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人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对待三国时的蜀国和魏国的态度。主张以都邑定正统的，都力挺魏国；主张以血胤定正统的，都力挺蜀国。在史界，陈寿力主魏国为正统，而习凿齿力主蜀国为正统。原因很明了：陈寿出生在西晋，西晋的都城是魏国的旧都，如果不都邑为正统，那么西晋的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习凿齿出生在东晋，系南渡政权，如果不主张血胤说，那么当时北方沿袭旧都邑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就为正统。所以，习凿齿以蜀国为正统，实际上也就是来表明东晋为正统。到后来，司马光力主魏国为正统，朱熹力主蜀国为正统，原因也不过是司马光生在北宋，以魏为正统就是以北宋为正统；而朱熹生在南宋，南宋与当年的东晋的情形相似，所以他力主蜀国为正统就是力主南宋为正统。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家没有不是为皇帝来考虑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有关政权正与不正、伪与不伪的论辩，最终都屈从于强权者的意志，并按他们的意志来穿凿附会，成为皇家的私书。而后来的人所能做的，也不过是计较于一些细枝末叶而已。
其次，是一些浅薄无知的读书人误解经义，以此来奉迎巴结权贵。这些人把帝王看成是真龙天子，认为国家无时无刻都不能缺少他们，但又不能同时具有两位这样的真龙天子。在天下没有帝王的时期，他们会选取一人，不论他是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都会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称他为圣神。当天下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有时还挺多时，就会用抓阄的办法选取一人，将他称为真圣神，而其余的都是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之伙。这样就出现了这种矛盾的现象。同一个人，甲书把他称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把他称为圣神。甚至是同一本书，今天会称某人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天则又称他为圣神。比如说金朝人兀术和完颜亮，在《宋史》里称他们为贼、虏和仇，在《金史》里则被称为先祖、皇帝，而且同列在正史里。还有如朱温、朱棣，开始称他们为盗、叛，到后来又被称作祖和皇帝，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治史者并没有秉持尊重史实的态度，而是谄媚于皇权，奉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世故态度来治史。梁启超为此发出不平地质问：“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
最终，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上的正统与非正统的观点给予了全盘否定。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担上正统或非正统之名：“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同传统的读书人一样，他身上既有忠君情结，也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而随着清庭的日趋没落，西风东渐，他的思想起了积极的变化。在政治上，他是改良主义者，主张维护清廷统治，走君主立宪之路来实现强国。但当时国人主张革命的声音也很响亮，并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而由于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所建，如果以华夷之辨来看待，他们的历史地位的正统与非正统就显得尤为重要，梁启超显然是不愿看到这一争论的。于是，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以进化史观来对待传统史学。
当然，不管梁启超的动机如何，他的思想是符合人类进步的潮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是走向融合的，人们应该顺应潮流，而不应该人为制造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