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从父辈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源泉。《父母爱情》（《解放军文艺》1994年第10期）讲述了父辈的爱情故事：农民出身的父亲娶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在那种特殊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爱情在年青一代人看来总是那么的“不般配”。出身不同导致两人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及处事方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时时擦出火花，佐以作者轻松幽默的笔调，更使得这段印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父母爱情”妙趣横生。接下来发表的《寻找大爷》（《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7期）除秉承了作者一贯的幽默笔触之外，还渗入了一丝悲情在里面：为了寻找因家境破败及战乱而失散的大爷，大蛆想方设法四处寻找。可最终因为她说了一句牢骚话而被检举后自杀导致寻找大爷的努力落空。20年后，“我”又踏上了寻找大爷之路，虽然最后大爷的下落仍然没有得到落实，但在寻访过程中，“我”却寻觅到了久违的亲情。小说语言幽默、机智、锋利，是军旅女性小说家中的别调。
与刘静相比，裘山山笔下的“父母爱情”少了幽默诙谐，多了严肃庄重。她将自己的关注的重心放在了解放初期援藏军人的感情世界上。《男婚女嫁》（《中国作家》1995年第1期）中，她运用多重视角，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讲述了叶水根与林玉田两家父女两代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爱情纠缠及悲欢离合。《结婚》（《解放军文艺》1999年第7期）在前者的基础上，采用了倒叙的手法，通过一个母亲的视角和口吻展开叙述，带我们走人父母的感情世界，把“父母爱情”细化放大，将发生在解放初期援藏部队中团长欧战军和女兵白雪梅之间的一桩特别婚姻及围绕这桩婚姻所牵扯出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与《男婚女嫁》相比，《结婚》已慢慢摆脱了拘泥于个人情感纠葛的倾向，表面上写的是一桩婚姻，而实际上却是借此引领人们走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援藏运输队的高尚的精神世界，作品的境界也因此而变得阔大起来。
王曼玲《如花似玉》（《昆仑》1996年第6期）写了“我”的伙伴和战友晏鸽——一个始终生活在梦想中的女兵形象。新兵训练时，她摸爬滚打，比男兵都刻苦；曾经因为得知陆军学院不招女兵而一直耿耿于怀；当医院撤销，别的战友都在找机会进条件较好的陆军总医院时，她却主动要求去条件较差的山沟医院。总之，她时时在寻找成为英雄的机会，即使结婚，她也是非英雄不嫁。这位“不让须眉”的巾帼身上所表现出的即使在男性军人身上也很少见的对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执着精神着实令人感动。此外，《太阳升起》（《西南军事文学》1996年第6期）也是一篇较出色的中篇小说。
苛刻而言，批评家们对女性军旅小说家还不甚满意，“新时期女性军旅小说家的出现对‘前17年’是一个补充与发展，但所获成就有限，与全军数十万女性官兵绚烂多彩的火热生活不相称；与同时期男性军旅小说的辉煌战绩无法比肩；对不断深化女性意识几乎支撑了当代文坛半壁江山的当代女性小说家更不能望其项背。造成上述三个不平衡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有一条却是独特的和重要的，即部队女作者的生活阅历都相对比较单一和狭窄。她们大多出身军人家庭，少小从军，在远离基层的医院等机关环境中从事某种比较安定、安逸的工作。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艺术胸襟和文学气度。”
二、非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新时期以来，军旅题材领域所独具的魅力也吸引了众多非军旅作家关注的目光。许多行伍之外的作家进入到了这个领地“掘金”，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他们各具特色的创作成为了军旅题材中篇小说领域的独特风景。其中，毕淑敏、刘震云、乔瑜、邓一光、格非、周梅森、尤凤伟等人的创作成绩尤为引人注目。
毕淑敏、刘震云和乔瑜都有过从军经历。毕淑敏于80年代初转业到地方工作。在西藏阿里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从军10年的经历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成为了她不竭的创作源泉。处女作《昆仑殇》（《昆仑》1987年第4期）即是以其军旅生涯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一个蕴涵着象征意义和严峻哲理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在杳无人烟的苍莽冰山上，一支队伍用近乎原始的方式进行长途“拉练”，以创造一种世界之“最”。小说虽然回溯的是一段非常时期的荒唐历史，但它却决不止于肤浅的反思或批判，而是以一种“美”的眼光来审视那曾经神圣而又不乏蒙昧的信仰，审视那段荒诞却又着实令人怀恋的时光。一个个人物就在这种温暖的回眸中从历史深处走来：憨厚而真诚的炊事员金喜蹦，温和而聪慧的作战参谋郑伟良，单纯而善良的女卫生员肖玉莲，散漫而技艺超群的老司号长李铁，乃至这场拉练的指挥者——顽强而又刚愎自用的老司令员，作者对他们的褒贬扬抑都掩饰不住对他们的爱，甚至在笔墨间增溢了他们的美，可谓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字里行间，作者作为女性的娇柔细嫩已经被打磨得差不多没有了，时时显示出一种追求气势的阳刚之美。《阿里》（《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8期）讲述了一出发生在阿里高原上的属于特殊时代的有些荒诞的悲剧。作为副司令员的女儿，游星不顾自己严重的关节炎，遵从父亲的建议，参军到驻扎在“神圣而又残酷的”阿里高原师里做了一名普通的卫生员。她活泼好动，坦率真诚，业务也很优秀。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中，这种充满活力的性格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因为和心爱的人夜里“想坐着车看看夜里的高空”，开车时忘了那是“国境方向”而被领导怀疑为叛国外逃，她被开除党籍。在父亲到达高原师的晚上，她投井自尽。游星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是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荒唐时代对于人性美的一种扼杀。作者细腻敏感的笔触为故事与人物都笼罩上了一层凄美的色彩，同时也令人感慨，引人深思。另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阔的境界和雄奇悲壮的格调是女性军旅作家中所罕见的。
与毕淑敏一样，刘震云也是一个曾经身着戎装的军人。《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即是以此段从军经历为创作背景。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视角，通过新兵的集训生活，写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由刚穿上军装的农民组建起来的军事集体，在三个月的训练生活中所发生的战士之间钩心斗角的矛盾和争着往上爬的心态。作者通过近乎荒诞和滑稽但又平凡、惯常的新兵生活，写出了落后的农民心理在现代庸俗政治的培养下如何造成了人性的失落和人的异化，并将由此导致的一出出活剧真实地剖示出来：质朴和迂拙的“老肥”惨死，内向和心机颇深的“元首”为了一己之目的告密，善良、狭隘的李上进为追求上进最终却锒铛入狱。到了军营之后，在对功名的追求中，农民的善良、淳朴和真诚消失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漠，距离变得遥远，大家变得面和心不和，开始学会了虚伪和做作。小说通过一定环境中造成的人生悲剧，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带有深厚农民色彩的传统文化。被“追认”为“新写实”小说开山之作的《新兵连》不仅对地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它的“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等基本美学特征也直接诱导了“农家军歌”现象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