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瑜的《少将》（《当代》1987年第5期）讲的也是一个农民军人的人生悲剧：18岁从山村入伍的王满山，怀揣着一个将军梦参军了。他想当少将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善良的虚荣”——像当了少将的叔叔一样能让饥饿的乡亲们“哟人哟”（一人一个）白馒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拉练中主动帮战友背枪并咬破舌头自戕、制造假失火案、假爆炸案以取得连干们的注意。然而最终他的善良而蹩脚的骗局都被拆穿，只能挑着满心的失落和两筐白馒头退伍还乡。小说的语言也极具个人特色，如敬礼叫做“甩五百”，打人叫做“整编”，为作品沉重的主题罩上了一种轻松而诙谐的调子。
与前几位作家相比，邓一光没当过兵，但作为老红军之子，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革命历史题材一域安营扎寨，并最终凭借《父亲是个兵》（《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而一举成名。这部绝大部分情节真实的小说从父亲参加红军写起，历经抗日、解放战争、剿匪一直到年届80解甲归田，通过今昔的穿插描写，将作为农民之子的父亲英雄的一生淋漓展现，塑造了一个光鲜夺目的活脱脱的英雄父亲形象。其中违抗上司命令，拒绝撤退以8000之卒抗击3万之敌；返乡后“替他的大哥、替他的二哥、替老邓家所有的男人”给“老邓家的功臣”的嫂子下跪；策划指挥“像战斗一样”地抢化肥车；对那个“不成气候”不断编织各种理由骗他钱的侄孙有求必应等情节，将父亲的故土情结、慷慨好施，既仁义憨厚又暴烈叛逆的丰富性格令人折服地表现出来。《战将》（《青年文学》1995年第2期）塑造的也是一个张飞似的须发分明的草莽英雄形象。通过巧取倪家营子、释放逃兵、处决地主、为政委做媒、借用土匪的力量打破敌人铁桶合围等情节的刻画，一个有勇有谋、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充满个性魅力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难忘。《大妈》（《人民文学》1996年第11期）中的大妈范桑儿同样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与英雄不同的是，她被人记住完全是因为她不公的悲惨命运遭际：在嫁给当了红军的大伯之后的三天就成了寡妇。然而她却一直对公婆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为了保护公婆不被恶势力迫害，她忍辱嫁给了地主彭慎清家，用自己的贞节与名誉换取了公婆的安宁。改嫁之后，她依然利用自己作为地主家的媳妇的特别身份解救了白色恐怖中的18户红军家属。她的这番苦心却没人理解，并因为改嫁给地主而遭到了前夫家人的白眼与唾弃，解放后却又因地主婆的身份而在政治运动中一次次地受辱挨批斗，直到其死冤情也未得昭雪。小说的调子哀婉悲凉，使我们在悲叹大妈不幸人生遭际的同时，也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另一种模样。
格非没有从军经历，他扬长避短，避生就熟，将注意力放在了小说叙述技巧的“炫耀”上。《迷舟》（《收获》1987年第6期）是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乍看起来与一般小说没有什么不同：背景、时间、地理环境、人物身份、故事进程等方面都交代得很清楚。然而这一切“清晰”又都笼罩在暮霭似的神秘朦胧之中，使整个故事成了布满了谜团的“迷舟”。萧与警卫员的关系始终是一条暗线，而明线则是萧与杏的关系。在叙述中，格非始终让明线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使读者将看似无关紧要的警卫员置于脑后，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这部小说在借鉴博尔赫斯小说技巧的基础之上，化有为无，以独具特色的语言，曲折多变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悬念设置，神秘莫测的人物命运，明晰优美的意象为军旅小说创作昭示了另一种可能。
如果说格非以小说家身份退出历史，以冷漠的叙述口吻、置身事外的叙述态度来讲述故事的话，那么周梅森则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视角来叙述历史的。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历史脱去了古板的外衣，不再是历史教科书的知识补注，而是修正历史甚至是创造比已有史实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宏观地审视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思路模式，即从他的战争观念出发，他总是无情地把战争中的人推向绝境”，关注“处于‘绝境’状态下的人的存在或人性存在的真实”。《大捷》（《收获》1989年第5期）中，卸甲甸的老百姓只训练了三个月便拿起了武器英勇抗敌，与日寇殊死搏斗，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在背后下毒手，对他们不屈的反抗进行逼杀；《军歌》（《钟山》1986年第6期）中，作者将人性置于特殊环境之中，生存成为人人必须面对的考验。于是以生存为中心，为了活下去，在彼此的竞争中，人变成了兽，抛却了良心、廉耻和尊严，人性被剥去了伪装，恶的本质得到了赤裸裸的展示。历史因人性的深入剖析而使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国殇》（《花城》1988年第2期）。小说叙述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某军陵城保卫战的失败过程及其内部矛盾。然而作者之意却不在于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更重在通过军官们在战火和鲜血中的不同选择展开了对历史的深沉思索。作者以白云森的死来暗示理想的历史模式的破灭，暗示了历史的铁血法则。小说在结构上分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中心人物，从杨梦征到白云森到杨皖育，都在生存与死亡、光荣与耻辱之间艰难地做出选择，这三个中心人物又都带来一段中心情节，并在情节中展示出他们性格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过程。周梅森试图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个光鲜如“大捷”、“军歌”、“国殇”的名词，而是一段充满了光明与阴暗、鲜花与鲜血的冷漠残酷的蜿蜒曲线。真正的历史不存在结果中，而是存在于过程里。
与周梅森相似的是，尤凤伟创作的抗日小说系列也写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而与之不同的是，尤凤伟似乎更注重展现被放置于尖锐环境下丰厚复杂的人性内容。他“将对战争以及战争中人的命运与心灵的深刻揭示和对历史的冷峻深刻的反思有机地融为一体”，把人性和人类生存、民族大义交织在一起，写出了人的道德良心在面对战争时的痛苦、尴尬以及生存的艰难，写出了人物如何抗争自己的脆弱，呈现出悲壮的男子汉血气。《五月乡战》（《当代》1995年第1期）所表现的历史就与正史稍稍有别，它真切地表现了胶东乡间的自立自在的个体生命如何最终融人了历史的洪流当中。多种力量抗战的画面在作家的点染下栩栩如生。满怀家仇与国恨的地主之子高金豹、忍辱负重的地主高凤山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硬汉子气概令人惊心动魄，敬意油生。高金豹为了一己之欲望而活，当其父变卖家产组织军队援救被日本人围困的李县长时，他却收买土匪，包围攻打自己的父亲，并要毁掉自家的祠堂，然而当父亲陷入危机之时，他却又出人意料地英勇杀敌，流尽最后一滴血却依然屹立不倒，种种复杂矛盾集于一身也使这个人物变得丰富起来。《生存》（《当代》1996年第1期）中远离战争过着如世外桃源般生活的石沟村老少爷们进退维谷：村长赵五接受了游击队看押日军俘虏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不让俘虏饿死，千方百计到处找吃的，而当上面下达命令要求就地处决俘虏的时候，却因全村人中找不到一个人来执行而迟迟下不了手，在他们朴实的道德观念里面，战俘也是活生生的命，杀害生命是要遭报应的。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将历史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剥离开，从而将其还原，从人性角度来描摹审视战争和历史。《生命通道》（《当代》1994年第4期）中的主人公苏原医生也被迫卷入了类似的尴尬中：他是一个有着良知和爱国心的中国人，却被逼做了日本人的医生。从民族立场的角度而言，他应该奋起反抗，宁要牺牲自己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然而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治病救人又是一个医生的天职。最终苏原选择了表面上丧失“民族立场”做汉奸的屈辱，加入了“生命通道”计划，并不顾妻子的误解，拯救了一个又一个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最后死在自己的情报所造成的伏击战中。《生命通道》借助苏原这一人物形象，从一个新的角度完成了对于战争及战争中人性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深化了当代军旅文学对人性的探索。而构思“生命通道”计划的日本军医高田这一形象独具匠心的设计，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局限，使得人性这一主题带有了普泛色彩，作品的哲理性与表意空间也变得阔大起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约略可以看出，非军旅作家的旁观者的姿态使他们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们的军旅创作具有较军旅作家更为浓郁的反思倾向，特别是在历史题材的军旅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显著成绩，与军旅作家们一道，遥相呼应，互为补充，共同将军旅文学的发展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