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朵云、两朵云，而是无数的云。全国解放前夜，许多年轻的诗作者跟随部队进军大西南。在云贵川康藏，他们看到了多彩的云南的云，听到了雅鲁藏布江的涛声。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吸取诗的营养，一边辛勤地歌唱。生活的领域开阔了，诗人们面对的是正在消失的硝烟，以及一片等待开发的沃土。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中哪怕是最平常的一天，都是战死的同志当日所向往的未来。这片美好的土地，加上那些泛着奇异光彩的人情风俗，给了年轻的诗人们以灵感。公刘是那里来的，白桦也是那里来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诗人，有不少是与这片土地有关系的。令人惊异的却是共同的时代，共同的环境，大体相近的经历，却造就了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的确，在同一片天宇上，云涛翻滚，尽管都是云，但没有一朵云是相同的。
雁翼的笔触能跨过拂晓时分大雾茫茫的冀鲁平原，来到了在云彩上面的祖国西南的建设工地。他的诗中有秦岭山岚，嘉陵江涛，它再现了祖国建设的一角画面。顾工在世界屋脊的土地上歌唱飞越空中禁区的胜利。他的诗中有高原的冰霜，更有第一次扬花结果的冻土上的春天。梁上泉的《姑娘是藏族卫生员》，以朴素的语言传达出翻身的藏族女儿健美的精神世界，活泼、爽朗，又有些羞涩，无须外在的雕饰，而神情俱美。但他的诗主要倾向却与上例不同，主要倾向是华美的，他注意词采华美，如彩色的河流流淌在开花的国土上。傅仇几乎可以称之为森林诗人。他的爱森林有点像李季的爱石油。他的《告别林场》胸襟宽广，格调奇高。这首诗；距今二十余年，仍然是他的最佳诗作之一，甚至也是建国以来最佳诗作之一。傅仇的诗细腻而奇幻，仿佛飘洒在森林上空的蓝色的细雨。陆荣写了晶光闪亮的多采多丽的《灯的河》，写《重返杨柳村》时，格调转清淡了。《重返杨柳村》不是单纯的抒情诗，它让抒情诗中有简单的人物情节，他通过精巧的构思来组织这些人物情节，陆荣的这类诗作，内容较一般汗情诗丰富，好情味道却较一般叙事诗浓郁。它是叙事诗的亲密邻居。《重返杨柳村》发表后，模仿者至今不绝，影响之大仅次于郭小川的《放声歌唱》、《秋歌》这样的名篇。高平写得不算多，也不大为人注意，但他的《大雪纷飞》不容忽视。他写藏族，也学藏族民歌，但不作外在模拟，而是以清新明净的语言传其神髓。其余《紫丁香》、《梅格桑》两首长诗，也都清秀悦目。饶阶巴桑更是西南沃土培养出来的一朵鲜花。他的诗，有着深厚的本民族诗歌的渊源，但却不是简单的原始的民歌，而是全新的创造。饶阶巴桑的诗雄奇如翱翔在雪山之巅的雄鹰。
整个50年代，也许还可勉强加上60年代的前半期，我们的生活虽然有着曲折坎坷，但大体说来，是壮丽的、多彩的，而且也是前进的。西南边疆丰富而有特色的生活，栽培了一批新诗人，其它地方又何尝不是这样。那时候，题材是开阔的，创作也没有过多的理论的梗阻。在1957年之前，整个气氛显得活跃轻松，沉重感是不多的。因此，我们的诗歌创作在头一个十年中呈现了此后不曾重现的初步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是：
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
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
这种局面的出现，当然是由于政治清明，国家稳定，人民团结。因此，奇迹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天边涌出灿烂的星群！
星群闪烁的光芒，带给我们生活的信念。前引那两行诗，作者严阵不曾收人《琴泉》，也许他怀疑自己的声音了。其实，那正是代表时代的音响，其真实性超过《琴泉》所有的篇章。这个时期的诗创作，也像生活本身那样壮丽多彩。每颗星都在自己的位置，用各自的光焰，装扮天空。
在保卫和平运动中，我们有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和梁南的《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在非洲，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抗美援朝的炮火里，我们出现了未央的诗。何其芳说过，未央诗中，有一种火一样能够灼伤人的东西。火是无须装饰的，未央的诗丝毫也没有装饰。他全用参差不齐的诗行，有的甚至不押韵，但却有灼伤人的效果，震撼人的力量。这只靠两个字：集中。生动的场面、典型的情节、动人的感情，再用集中来加以改造，便出现了《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那些诗的奇效。石方禹的诗奔放，未央的诗质朴，梁南的诗深沉，而严阵的《江南曲》，如月三竿，江水似流烟，杨柳渡头杨柳暗，不啻是月照荷塘的柔美。但他引人注意的带有创作幼稚期痕迹的《老张的手》，却与《江南曲》判然有别，是凝重的。到了《竹矛》，几乎每首都是宏大的建筑。
闻捷是唱着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是南方人，但他几乎不写南方，却爱上了西北。他的奠基之作《天山牧歌》的大部分是情歌。诗集雄辩地证明，闻捷是优美的抒情歌手。这部分诗的成就在于，在一幅幅生动的西北民歌风俗画中，展示主人公在保卫祖国、建设边疆以及爱情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精神面貌。
夜莺飞向天边，
天边有秀丽的白桦林；
年轻人翻过天山，
那里是金色的石油城。
（《夜莺飞去了》）
尽管吐鲁番的葡萄甜，泉水清，姑娘美丽多情，但有作为的一代年轻人，要告别吐鲁番翻过天山。那里，壮丽的新生活在等待他，那是石油城。当夜莺飞回的时候，年轻人已成了维吾尔族第一代石油工人。他们的爱情就这样地和新生活联结在一起。新时代劳动——爱情的主题，初次在闻捷笔下形成，这是他的开创性的成绩。闻捷这些诗篇清新娟丽而富有天山南北的民族情调，维吾尔族的诙谐，哈萨克族的爽朗，蒙古族的豪放在诗中都得到生动的再现。闻捷几乎是建国以来集中大部笔力，创作民族地区爱情诗的唯一作者。他的新情歌健康活泼，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有浓郁的生活情趣。这些诗歌的价值还在于：它通过生活的一个方面，记下了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阳光下逐渐萌发的社会主义意识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
要是我们只看到《天山牧歌》，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闻捷。他不仅是优秀的仔情诗人，他还是写叙事诗的大家，他的叙事诗成就甚至趄过了抒情诗。我们在《天山牧歌》中谈到《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惊叹他的汲取和有特色地表现生活的能力，伹那只是闻捷对于叙事诗写作的一次火力侦察。总计一万余行的《复仇的火焰》一、二部，堪称当代叙事诗创作少有的宏伟的殿堂。这里有他的才情，更有他的勤奋。闻捷的创作有着充分的准备，当他唱着天山牧歌时，已经在酝酿一部表现一个民族翻身解放的史诗了。何其芳评论说，这样广阔的背景，这样复杂的斗争，这样有色彩的人民生活的描绘，好像是新诗的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的作品。闻捷是一位有魄力而又全面发展的诗人：他首创了明丽如风景画又有简单人物情节的爱情诗体式，他写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解放斗争的长篇叙事诗，他写了《我思念北京》那样自由奔放的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抒情诗，他还写了《彩色的贝壳》那样的小诗。正当他精力旺盛、艺术日臻纯熟的时候，却以盛年死于四人帮的迫害，这是三十年诗歌发展的一个重大损失。
在同辈诗人中，就成就和影响而言，可与闻捷相比的是李瑛。他是当代少有的三十年基本没有中断创作的一位诗人。单是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为李瑛庆贺；也单是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诗和新中国一起歌唱是相当艰辛的。从战士的脚步获得了节拍，从炮火的红光获得了色泽（《读萨阿达拉的诗》），李瑛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战士，他以一个保卫祖国的士兵的眼光看生活，他的诗处处闪现祖国保卫者的忠诚和自亲。但是战士的身份并没有限制他的想象，他的意境是开阔的；战士的身份也没有限制读者的欣赏，相反，独特的身份、独特的反映角度，使他的抒情更为个性化，赢得了更为良好的欣赏效果。李瑛的想象能够有力地揭示抒情对象隐秘的特征，他的精微的想象力，能够賦予事物以新的生命。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在李瑛看来，是五堆篝火在中国暗夜里燃烧；《从草地望雪山》，他看到的是：草地是辽阔的大海，雪山是闪光的海岸，云朵掠过草尖挂在山腰，像泊岸的船落下篷帆。李瑛的诗风是细腻的，他的语言很考究，很精致，他总是严谨而绝不浮躁地使用他的笔墨：
一朵云，
拧下一阵雨，
匆匆地掠过车篷。
（《雨中》）
在敦煌，
风沙很早就醒了，
像群蛇贴紧地面，
一边滑动，一边嘶叫。
（《敦煌的早晨》）
戈壁滩上有一朵云，化成了雨。不是洒，不是落，更不是飘，而是拧。拧使我们想起，这雨下得艰难，那朵云仿佛是一块布，要使劲拧，才能绞出水来。一个字的选择，可以想见李瑛的细腻。后一例，不说敦煌一早起风沙，而说风沙早醒；不一般地说风沙滚滚，声势蔽天，而是如群蛇紧贴地面，滑动着，嘶叫着。李琪的诗风细腻，但不纤弱；李瑰的语言精巧，但不轻柔。他的精美和刚健结合得好，有时甚至表现得坚韧。他的许多国际题材的诗，既是华美的，又是刚劲的，往往显示出刚柔结合的特点。
李琪的优点在于细腻精致，弱点也在此。他的诗可以说是精美的艺术品，但很难说是宏伟的艺术品，尽管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诗人都创造宏伟的诗篇。他善于用细腻的耳朵和眼睛审视大自然，而且能够有声有色地、精到地表达出它们潜在的美感。但他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实际方面，却明显地显出力量不足。这些弱点，当然给李瑛的诗的影响带来局限。
李琪的不足，却成了邵燕祥的长处。全国解放前夕，邵燕祥唱着我们向着黑暗的远方，如一串熊熊野火向前烧南下。后来，他到了北京城，他就歌唱北京城，从这座京城的昨天唱到今天。他让自己的歌声洋溢着民间说唱的旋律，又使之不觉陈旧而富有新时代的青春气息：
黄河水破金提一眼天下黄，
云随龙，风随虎，人随闯王，
万马千里满地杀声起，
一条路奔北京长也不长！
邵燕祥这时十分年轻，但歌声却显得成熟。而后，他不无留恋地告别他所爱的天安门，也告别心爱的同志，到远方去。祖国的远方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在那里，年轻的诗人亲历了第一汽车厂工地的第二个雨季，也曾和工人们一起髙喊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在宽阔的长江心，他听见我们的钻探船轰隆轰隆响。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心迷眼花的诗人，敏感地听到了一个声音，他也向我们的人民传达了这一个声音：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这声音，在当时便是鼓舞人民争取光明的强音，正如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并向人民传达了这一个声音：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同样是当今时代的强音一样。这是一位始终走在生活前面的诗人。
我们无需仔细地读诗，只要看看邵燕祥的那些诗题，就会感受到他的诗喷射出来的烈焰。在建国初期工业建设刚刚兴起的时候，像他这样专心致志地表现工业建设的诗人是不多的。当然有一些工厂里的作者也写工业，但比之邵燕祥，明显地缺少了那种锐利的观察，以及能够传达出大工业震撼心灵的声音的魄力。那些作者，不善于在一定高度上胸襟开阔地写大场面，不善于超越那些具体的场景而使之与整个祖国的形象结合起来。邵燕祥有这种较为超脱的概括能力，而且能够赋予众人以为是枯燥的题材以具有个性的激情的能力。在他的笔下，我们的建设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着、互相联系地前进着。
他再现了中国大地上这种建设的壮丽行程的宏伟场景。
三门山上的村落，
青烟飘出山峡。
烧棉柴煮腊八饭，
远近有多少人家，
春节上那儿去过，
到敦煌安个新家，
祁连山上白雪，
八千里路风沙。
这是他的《赴敦煌》。这首诗就写了三门村告别三门峡的现实的变革。邵燕祥诗作的路子很开阔，他无疑是一位有才能的、积蓄着无限心力的诗人。可惜，他并不情愿地停止了他的歌唱，一眨眼就是整整二十年的迫不得已的沉默。中国诗人的命运多舛，这是令人感慨的。
我们的诗歌从50年代开始，大约十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其成绩是辉煌的。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开列长长的名单，历数所有的诗和诗人。我们只能这么提要式地例举。但这种群星灿烂的局面，可以说是除了五四最初那十年以外，在中国现代诗史中，是不曾出现过的。这种局面，无疑是值得珍惜的，并且应当使之发扬光大。可惜的是，我们当时的生活逻辑却认为，这是无须珍惜的。
多种风格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并没有继续下去。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把诗歌逼向极端的道路。尽管宣传上并不敢对百花齐放方针作露骨的否定，但实际上是在砍杀这一方针。整个气氛是压抑的，不赞成的，这使那些擅长以自己的声音歌唱的诗人感受到压力。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往一种共同的、公认为是革命的风格上靠拢，都力图把自己的歌声变得更刚强些，更不软绵绵些，更突出政治些，更少人情味的嫌疑些，一句话，更不具有个人的特点些。这就是1957年后的诗的大体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