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文艺批评断想
在岁末年初检视当前文艺批评的实绩和不足时，离不开对当前（尤其是今年）文艺现状的分析和评估。
有人说1987年是创作沉寂的一年，沉思的一年，同喧闹的1985～1986年相比，确有些沉静默然，没有掀起诸如新潮、现代意识的大风浪。作品既没有叫响的，也没有形成某一方面众人争说的景观（比如寻根小说，文化小说等）。细细想来，这个评价符合实际，除了报告文学中几篇社会问题引发了读者关注的热点外，小说创作实在是有些默然不语的劲头。
当然，沉寂静默也许是蕴藏着大的突破和超越，但作为一年的文学收成来说，似乎太弱小了，欠缺点什么。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们对现时社会种种矛盾，诸如价值取向、道德准绳、文化心理等把握不准和心存疑惑外，文艺批评的推导和总结显得不够及时，不够大胆，缺少力度等也有关。回顾前几年，关于文艺批评方法的引进和讨论，关于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化与寻根等的讨论，热热闹闹，旁征博引，煞是调动和引发了一些作家、读者的兴致，以致有“方法年”、“观念年”的称谓。由理论先导的推助，在创作的实践上形成了某种自觉，于是文学景观呈恢宏磅礴之势，各种浸润着文化历史同时代精神相吻合的作品应运而生。不用多举例，仅长篇的《活动变人形》、《古船》，短篇的《红高粱》、《灵旗》等就可以找到这种“价值效应”，这样说只是想表明作为文艺创作的辅佐（辅佐并不是陪衬）的理论和批评，对于文艺的实绩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乃尽人知晓的道理。反过来说，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兴衰，对于创作有直接的切近的影响。所以，如果究诘1987年度的创作沉闷不振，我以为，文艺批评的不活跃，不发展，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是滞涩了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诚然，批评和理论研究是基于创作实践，但不等于说批评是创作的彩饰，是全盛宴的味精，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药膏。文艺批评要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有着从创作实际沟通到人们的精神文化审美的趋向中，并提炼出一种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价值内核，作为一个时期文学追求的目标和趋向的思想结穴。比如，当前文学创作的现象把握，有人诩为“浮躁”，作家们写得疲乏急躁，对于纷繁的社会文化现象，基于社会责任感有一吐为快的率直，却缺少深层挖掘的凝重。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对民族文化和灵魂的重铸是当前文学的主题。这是有见地之论，可惜对此缺乏更多地理论阐述和探讨性的研究。又比如，对西方人文精神和哲学内涵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借鉴、吸纳和表现等等，出现了生命意识、非理性主义、生存哲学的精神内涵，有人就此从比较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予以提示和触及，但从创作实际中进行充分地研究似还很缺乏。批评要建立权威，既要有“攻坚”意识，又要构建理论的阵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不仅仅是指自己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视角，而是对当代历史文化现象有着自己独到的审美价值观照和艺术发现。
还是以前几年的理论批评实绩为例。在喧闹的门户洞开、西风东渐（同五四时期一样，改革开放的人们“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但又有质的不同）的热潮中，作家、评论家们享受到一种理论新风的吹拂，探索、创新、探讨的风气应运而生。有人提出人物精神的性格分析、创作内驱力与作家的情感记忆等等，尽管它们还有许多值得商兑之处，但确确实实是深化了对文艺本体和文学形象的思考。而后，理论批评多是转向引进式的借鉴，比如新批评学派种种方法的运用，而缺少在引进和重构方面找到交汇点和联结机制。今天，如果沿此思路，在对民族精神的潜能开掘，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表现，对人生命运同现代化事业的种种适应变化与不适应等等方面进行评估，我觉得创作方面有一些表现，而在理论的抽象和归纳方面却较弱。另一方面，我认为理论和批评中，缺少研究外域哲学思潮和文学观念在当前创作中的表现。前几年，西方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大量涌入，在创作中渐渐滋生并形成关于生命、文化、种族等等的文学意蕴，人生困惑、孤独感、生与死的精神现象成为文学的不懈追求，而批评界很少有专门做理论的比较研究。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逐渐解体，新的规范还未完全构筑时，文学观念的杂陈纷繁，是以人生的实际需要为其旨归的，而作为理论和批评的研究，不能不对此进行涉猎，解惑释疑、匡正和引导，都不可缺欠。批评的任务不仅仅是对作品的鉴赏和推荐，微观的举荐和评价不能代替宏观的审视，批评的更主要更切实的任务，在于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研究和追踪，同时又描画出一个时期文学流变的图画，以推动文学的发展。因此，说近年来批评的沉寂似不冤枉。
现在有不少人呼吁优化批评方法，这个提议用心良苦。但我以为批评方法除了不同流派和风格外，还在于一种风度和器度，即所谓争鸣的器度。过去总是说批评的沉寂在于争鸣空气不浓，你说他也说，那么如何解决？似乎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争鸣当然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点作为争鸣者是无以为之的。但争鸣空气的形成，还在于有勇气和胆识，争鸣的参加者要敢于研究和批评一些问题。敢说真话尤为可贵。当前创作中的浮躁、醉心于模仿，名缰利索等等，使一些成名的未成名的作者们大多从功利主义出发。一些评论文章的“廉价广告”又助长了这种飘然自足的感觉。对不良的创作倾向，对作品的得失成败，是否能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否有敢披逆鳞的勇气，则是今天批评所缺乏的。如果没有这种勇气，固然环境和气氛具备了，也难以改变千人诺诺、评功摆好的批评现状。不应该把批评中的正常争鸣当做“任务”来完成，当做某种政策的实施来点缀，降低了要求使其贬价，而抬高了身价也会产生莫名的敬畏之心。
一九八八年《文学自由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