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
最近参加了一位朋友的婚礼，新房中所谓“几电、几机、几十条腿”的摆设颇引人注目。当我看到那只考究的书柜仅摆上酒盅、魔方之类时，心中不免感喟。诚然，生活需要美化。但是，书柜摆酒盅已非美化，实近讽刺。书柜空空，腹内又当如何？事业的强者并非从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中培养。青年时期还是该多读书学习，才能适应今天这个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试想，孜孜于物质的享受而与书绝缘，所得所失，孰轻孰重？
这里想起了邓拓同志。他一生求知若渴，年轻时以清代学者包世臣的诗句“补读平生未见书”自励。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书籍都不愿添置，何论“苦读”、“补读”？
出版家的气魄
《延安文艺丛书》前六卷公开发行了。出版这套16卷本、数百万字丛书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说，为了给这套丛书开绿灯，他们不惜赔上几万元。
作为企业单位，出版社自负盈亏，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但是，社会主义的出版业不能只考虑利润，而应当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着眼。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宁可折本、赔钱，也要抢救有价值的书籍（他们还出版了七十余册的《走向世界》丛书），发扬祖国历史文化，这可以说是真正出版家的气魄。
有些人不是把那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书籍当作“赔钱买卖”不屑一顾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延安文艺丛书》的豪举，值得深思。
“五角丛书”的启示
“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产、销、购三方都有难言之苦。症结何在？出版界为此争议有日矣！当前出版业究竟如何振兴，图书市场为何不景气，颇为人们关注。
窃以为，与其各执一端，谠议宏论，不如扎扎实实地做些见实效的事。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角丛书”，对我们颇有启发。
五角钱一本书，照现在市场价格，是赔本买卖。但图书一经流通，转为商品，多销也能转亏为盈，或赚回成本。据说该社第一套从书征订了十万余册，不就成了盈利生意吗？
当然，出版低价书的初衷并不一定为了薄利多销。为读者着想，为文化事业积累计，出版者是要担赔本风险的，而这更令因买书负担太重的读者感激。
读者买不到书，作者买不到自己的书，人们往往责难书店的多（书店自有书店的难处）。但出版社如果有气魄，出五角丛书、三角丛书，自己在书价上松动，在印数上担风险，是否会使当前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有一点缓和呢？
利与义之间
据某出版社的同志讲，他们最近组织一台读书求知的文艺晚会，请一些文艺单位助兴。孰料，一个颇有影响的杂技团，仅两名演员表演一个即兴节目，就张口要三位数的酬金，实在令人敬而远之。
文艺表演团体实行体制改革，搞承包，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讲利无可厚非。但如果见利而忘义，撇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认得一个“钱”字，甚至待价而沽，这是正直的文艺工作者所不齿的。文艺表演团体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文艺生产力，使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如果只从收人多少着眼，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借革“大锅饭”之名大捞一把，这是一种新的不正之风，也应及时纠正。
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在利与义面前应无愧于自己光荣的称号。
出版家的责任
读了《羊城晚报》上对某些“街头小报”的不健康内容进行批评的文章，颇有同感。最近，看到某大学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征订单”，书名：《生活的警钟——真实骇人的故事情节，千奇百怪的女性遭遇》。全书辑录的35篇文章，绝大部分题目都是带刺激性的，诸如：《美女的追求》、《女演员失踪之谜》、《少女和她的影子》、《演员与娼窑》、《诱惑女人的魔鬼》、《一个姑娘犯罪的轨迹》、《倒进归侨怀抱的女演员》等等。
看了这份书单，很难设想它是出自一个著名高等学府的出版社。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之所，也是培养斯文之地，然而却挂着“生活的警钟”的漂亮招牌，搜罗千奇百怪、耸人听闻的故事以诱惑读者，岂不有失体面，伤其文雅？由此，使人想到出版家的责任。
出版社出书，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宗旨。社会主义出版物应当有助于扩大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知识，提高人们的思想精神境界。如果一味为了捞钱，不顾社会效果，甚至专门搜奇猎异，以招徕读者，扩大发行，这是有负于作为社会主义出版家的光荣称号的。
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股通俗文学“热”，其中大部分还是好的。但也有的作者和编者，热衷于东抄西拼的“秘闻”、“野史”，把刊载一些庸俗、离奇荒诞的东西当做“摇钱树”。
这种做法违背了出版的道德，虽属少数，但也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
社会主义的出版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是读者的良师益友，送给读者的应该是高尚的精神食粮。如果美其名曰在向读者敲“生活的警钟”，自己却在利与义面前失去重心，放弃了肩上的责任，读者有权提醒：“同志，倒是该给你敲敲警钟了！”
举手之劳
孩子来到公园，对电动玩具感兴趣，对飞禽走兽感兴趣，对花卉树木也感新鲜。求知是儿童的天性，老是树呀、花呀的问个没完。
我凭有限的知识作了回答。不过对他的提问，不少都是茫茫然。由此，我想到，如果在公园里的奇花异树上挂个小牌牌，标上树名、产地及特性什么的，不是有益于观者吗？记得前年到厦门，看到那里的街道上一些名贵树木都挂有这样的牌子。当你欣赏那多姿多彩的花木，读着那上面的介绍文字时，既获得了美的享受，又增长了知识。
举手之劳，裨益众人，孩子们会高兴，大人也会感谢的。
由编辑获奖想到的
报载，《福建文学》最近为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年以上的同志授奖。在编辑岗位上，这些老同志寒暑辛勤数十载，默默地“为他人做嫁衣”，用心血浇灌了一朵朵文艺新花。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尊重、褒扬和奖励。
记得前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授奖时，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同作者一道被请来开会。有的作者在讲话中，借用鲁迅的话赞誉编辑工作是“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作家们为编辑的地位鸣不平是很有道理的。重创作，轻编辑，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因此，曾有人建议文艺评奖中还应设立“伯乐奖”，以表彰编辑们的劳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福建文学》此举，打破了老偏见，值得称赞。
“君子重名节”
不久前，北京一家报纸披露了到书店偷书的一部分人的名单，读后不觉愤然，也觉惋惜。
大凡到书店的人，是去读书、买书的（也有个别人另有他图，不在此例）。莘莘学子、谦谦君子，读书、爱书，尊重他人的劳动战果，尊重作为文明场所的起码道德，是不会有疑义的。可有人并不这样，随意乱翻乱扔，污损折伤，以致一些开架书店每年亏损在五位数以上，颇让人有后顾之忧。更有甚者，利用开架购书之机，“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据书店同志讲，这些人中曾有级别不低的负责干部，也有劳动模范。他们到书店看到一本书，或许事先并非想“顺手牵羊”，私藏箧中。然而，在利与义面前，有人良心上的天平失重。
古语说，“君子重名节”。作为旧时代的读书人尚且如此尊重声名，不待说，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那些挂有多种令人敬慕的徽章的人，自爱、自重、慎独，更是重要的了。
顾问上的“学问”
文艺刊物设顾问，请专家内行予以指导，以提高刊物的质量，原本是不错的。但事情逐渐走样。有的刊物聘请的顾问，多属名流大家，一身多任，无暇顾及；其中有的年近耄耋，体弱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请顾问而形同虚设，不知所为何来？
最近，花样又有翻新；一位老作家收到一本杂志，在顾问栏里看到有他的大名，不禁为之愕然：此刊物从未打过招呼，我什么时候当上顾问的？
由诚心恭请，到徒具虚名，到“敬”而不“恭”，显然越来越有悖于请顾问的初衷。不在提高刊物质量上下功夫，而潜心于用名家之“名”来抬高身价，装点门面，这样下去，物刊会有多大的生命力？
选刊与盗术
选刊的应运而生是与文艺期刊增多分不开的。目前对此举多有微言。但节省读者时间，方便阅读，“尝一脔而知鼎”，也不无好处。
选刊之于出版物，关系很微妙。有的期刊以“版权所有”，申明不许选刊，把此举戏为“吃大户”：有的稍微松动，也声明在先：非经过允许不行；但也有希冀通过选刊之后扩大影响的。不论如何，选刊要占用别的期刊的劳动成果，讲究“选”德，光明正大，才是正路。
最近听到一事，颇叫人震惊。中州某地周末小报，为了选载某期刊的文学作品，以不正当手段，从印刷厂“拿”来该刊清样，然后乔装打扮，堂而皇之发出，扩大了自己发行数，却留下了“盗文窃稿”之名，引起了原刊的极大愤慨。为了自己的某种私利，而不顾公理，文德、法规，干些有伤文雅的蠢事，不知当事人在伸出不光彩的手时，作何感想！
喧宾岂能夺主
杂技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门综合艺术。它取音乐、舞蹈、体操、绘画等艺术之长，熔众美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力度美和艺术美相结合的艺术品种。
这次在兰州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杂技比赛中，不少节目在表现意境、表演技巧和舞美服饰设计等方面，汲取各种姊妹艺术之长，有所创新，获得好评。但是，也有的节目过分注重艺术美而忽视了技巧动作的难度和创新，有优美的舞姿和令人赏心悦目的背景画面，却缺少杂技应有的、令人赞叹的高难功夫。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心。
艺术需要优美，但杂技艺术的美是附丽于一定的表演技巧之上的。没有绝“招”，没有高“招”，没有过得硬的功底，无论表演得怎样优美舒展，背景怎样绚丽多彩，还是吸引不了观众的，因为观众来看的是杂技艺术，而不是舞蹈艺术。
喧宾岂能夺主？值得深思。
大都市的“小人书摊”
在九省通衙的武汉，大街小巷、车站茶肆，可以看到一些小人书摊，它并不卖书。只需花上两分钱就能读上一本小人书（连环画）。这有利于小学生们的课外阅读，对那些等车小憩或有意于阅读的成年人，也不无吸引力。
设办“小人书摊”，以低廉价格出租一些内容健康的“小人书”给小朋友们阅读，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而出租一些非正式出版的或不健康的读物，那就违背了社会公德，愧对读者中一个个天真稚气的笑脸和一副副求知若渴的神情。
前些时，关于修建儿童剧院、为大都市增添文化街、文化市场的倡议不是反响很强烈吗？在这些美好的愿望囿于条件不能一下子实现时，何妨不做做便利的事，比如增设租书摊、创办街道文化站等工作呢？
让孩子们课外时间有更多的去处，让我们的文化生活更为丰富。武汉的做法，值得提倡。
给自己让路
据《天津书讯》载，作家冯骥才在一次谈话中说，近来他有意控制了作品的数量，是为了自己给自己“让路”。
对一位发表过一些优秀作品的作家，读者是寄予厚望的。但如果为了追求高产，不负责任地粗制滥造，甚至自己抄自己旧作，搞所谓巧妙的“移植”，读者有理由提出批评。种瓜得豆，无疑会降低了本人的信誉。所以，有意控制自己作品的数量，潜心于精品的创作，提高作品的质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自己给自己让了路。
文艺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面对着热情而真诚的读者，当你执笔为文时，能够宽宥自己的轻率吗？在当前文艺期刊日见增多，拉稿、抢稿令人应接不暇时，冯骥才的创作态度值得赞赏。
设奖与挑战
前些时，报载湖北、山东等地农村专业户设文艺创作奖，奖励业余作者；近闻有农民创设奖学金，组织体育竞赛，农民筹拍电视剧等。这都说明，富裕起来的农村，文化生活有了新的气象，农民有了新的追求。富而思变。手中有了钱，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不仅为“衣食谋”，而且寻思文化生活的新变化。固然，上述种种明智之举，对发展本地本乡的文化事业大有裨益。深思一步，这专业户设奖，不是一种友好的挑战吗？
一是向作者们挑战。面对八亿农民的殷切期望，面对蓬勃发展的农村新形势，专业的和业余的作者们，应如何去迎接新的历史潮流，挥动自己手中的彩笔？
二是向有关文化单位挑战。在改革之年，人心思改，我们文化单位该如何放开手脚，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把本地文艺创作水平提高一步呢？
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