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穷省办大教育
从1994年于果创办江西高级职业学校开始，他锁定的招生目标就是那些想念大学，却因为身体、考试及其经济等问题，不能上中专、大学的孩子。
经济问题，一直是江西发展教育事业的瓶颈。
如果说，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那么江西的经济状况，较之全国又是无庸置疑地叨陪末座，这从财政收入、人平工资、物价指数等恒定生活的硬指标中可以得到证明。以至2000年开春，全国掀起开发西部为经济着力点的时候，江西上上下下，流传最广的一句自嘲是：“不是东西”。即江西省所处的尴尬位置，既不是东，又不是西，两头不靠。
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问题，有更深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内涵存焉。人们通常说，和自己的过去比，江西可以列出不少骄傲，但是横向比较，江西就没法藏愚守拙。事实上，在今昔发展速度上，我们即使与同在华东六省一市的福建、安徽比较，也慢不止一两个节拍，更比不上鲁江浙沪。
经济滞后带来的困窘，在在皆是，举一个相关高等教育的例子。20世纪末，一是高校合并成风，二是高校下放成风，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较发达省份，部分部属院校逐步下放给地方管理，或与地方共建。部属院校因有更强劲的省市地方财力支持而高兴；江西为数不多的几所部属院校需逐年下放给当地时，无论是“送”还是“迎”，都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畏难情绪。
于送者，感觉离开了原本相依为母体的财政部、铁道部、航天航空部……有断奶或少奶之虞，是至难之事；于迎者，一下子增加五六所需要省级财政负担的大学，每年需在原本就拮据得捉襟见肘的钱柜里再拨拉出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教育资金，无疑是弱柳临强风，甚或是雪上加严霜。
江西2000年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笔者读到了一些催人泪下的例子，真是一则也喜，一则也忧：
新建县民办教师刘仁炳用自己多年冒险捕蛇、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自力更生建学校。面对“一无教室、二无课桌凳”的近乎原始的办学条件，他萌生了自己建校的念头。他拜师学捕蛇之艺，几十年如一日地利用课余时间，上梅岭、下鄱湖、进密林、钻窟穴，捕蛇卖钱，身上留下了十几处蛇咬伤痕。他将这卖蛇款点滴积存，逐渐购置起课桌椅以及盖起简陋教室。
武宁县上汤乡刘家桥村小，被人称作“山村夫妻校”，陈芬荣和周德芳在这个山旮旯里一蹲就是30年。每逢新学年开学，陈芬荣夫妇都要翻山越岭，走家串户，耐心说服分散在6个自然村的适龄儿童上学。为了防止学生流失，他们让学生住宿，除了教书，还要管孩子的食宿。就是教学，两个人都要担任几个年级的复式教学。艰难困苦，不难想见。
宜黄县黎溪镇的山村女教师吴荣兰，1984年起主动要求在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一人一校、环境十分艰苦的罗家塘教学点任教。从家里到学校，她每天要往返20多里路，家务事一点顾及不到。为了让一位适龄儿童帮父母照看两岁的弟弟和4岁的妹妹，又能来学校念书，吴荣兰想出这样的办法：让一个7岁的孩子，带上两个稚龄弟妹一道来学校，4岁的孩子安排坐在后面，两岁的孩子，吴荣兰就找了一根襁褓带子捆在身后，背着教学。这样的例子，实属古今罕有。
90年，吴荣兰又担任了一项更特殊的任务，办一所特殊学校，为聋哑儿童提供康复和受教育的机会。开始的时候，一无校舍，二无经费，她就把学校办在自己家里。她对着镜子练习发音的口型，既当老师，又是孩子的保姆、厨师，给孩子洗衣做饭、洗脸穿衣。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天天如此。在她的精心教育下，有聋童开言，17名聋哑儿童相继获得地区残联发给的康复证，9名儿童转入普通小学随班就读。
还有宁都县的张安生，南昌县的伍介夫，龙南县的曹光发……
这是我们的好教师，一生奉献，一家奉献，一切奉献。这也是我们“普九”教育的一座基础、一抹底色和一道底线。
读着这样的人物消息，我们感动、感慨、感激，同时又不无深长的忧虑，如果我们广大农村山乡一线的教师，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生长和工作环境，他们一年年衰退的精力还能预支多久？他们还能挤出多少余暇与经济，去营养自己不断掏空的大脑和屡屡透支的躯干？
现代教育是一种前后踵接的终身教育，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与工作环境是终身教育的物质前提。那些毕业已十年、二十年……的教师们，太需要“回炉”与更上层楼的各种形式的进修了。一方面是江西的社会情境尤其是经济情境，需要我们的教师倾注全部的体力与精力在教学，另一方面，跨世纪的教育情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教师提高、提高、再提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又不能不解决的矛盾，不然，不仅我们的教育是跛足的，对我们的广大基层教师也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当他们二三十年后气力已尽，却偏偏站在讲学历、比论文、评职称乃至于民办转公办、并校裁员等险关隘口。
拮据的财力直接制约着我们的教育水平。
一位作家有篇小说，题为《分享艰难》，他状写的是农村各基层组织和干部间的联系。一个基层的读者问我：“如此，艰难能够分享多久？”
没有什么时候，经济能与现代教育相关这样紧密。
没有什么时候，中小学教育与大学对应得如此热烈。
当蓝天学院与其它民办高校风起云涌般在江西这块炽热、焦灼而窘迫的红土地上娩出并发展的时候，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他们的主体生员背后的家庭和区域环境，那既是如水墨画般烟雨淋漓、杏花三月的江南，那也是似高炉出渣般倾吐着无用且无奈的余热的故土。于是，通过上中专尤其大学，掌握一技之长而背离家乡，走向城市，走向沿海，就成了无数个家长和孩子的念想，而且是唯一的念想。
哲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企业家说，知识就是经济。
家长说，知识就是饭碗。
到如今，可以顺推为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经济，经济就是就业。也可简言之，知识就是就业。
这样的推论，会被真正的教育学家和人文学者嗤之以鼻，起码是大为感叹，可在冷铁一般无情的现实面前，在引车卖浆的寻常巷陌，在柴米油盐的日愁人家，没法不通过就业的好坏饭碗的有无，来掂量大学教育的分量。
平庸，有时因其实在，反倒无敌。
知识与经济的换算关系，已越来越引人关注，当用人单位基本将个性抹平，而用红线将博士、硕士、本科、专科与节节递升的工资关系紧密对应的时候，所谓知识经济正迅速窜红，成为从重门深扃的研究室到开门迎客的茶楼酒肆的共同话题。
有学者提出“知识发展指标”的新概念，2000年第3期的《管理世界》有篇署名文章：《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对策》是这样表述的，知识发展包括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交流能力的发展。
作者在“1998年各地区综合知识发展指数排名”里，分为高水平、中上水平、中下水平和低水平四个层次，江西是中部地区6个落在低水平的省、区里的一个。
尽管江西的教育投入占财政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因为经济状况不佳，总投入量或按人头算计的投入，还是很低的；在一些贫困县，教育开支占了县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可是，乡村学校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仍然很严重。这是典型的穷省办大教育。
问题是，穷省办大教育，又能大到哪里去？
穷省办大教育，又能办多久？
这是各级分管教育的领导的隐忧，这是各个学校尤其是基层学校的担虑，这是千万家长的萃力所在。
于是，蓝天和40多所民办大学的应运而生就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蓝天成为全国在校生最多的民办大学，收费合理，教学认真，越办越好，口碑远播，其意义就大大超出了一个好企业或一个好品牌的纵横捭阖、无远弗届。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恢复高考，是国人心中的一簇圣火重燃，燃烧的是激情、信念与理想，那么，20世纪90年代，大学在国人眼里，反倒从云端降落到地面。然而这是男耕女织的地面，是人间烟火的地面，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地面。
中国人的家庭与生活，没有任何时候，与大学联系得如此贴心贴肉、水乳交融。我们从一年一度的高考与录取时不绝如缕的奇观与丑闻，也可以间接获得与此相关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