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时光里，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苦难真是太多太多，天灾、人祸，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会使我们的良心所动。
1986年1月28日，在佛罗里达州卡纳尔角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来自美国新罕布尔州康德中学37岁的女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她将要和另外两名宇航员乘即将发射的“挑战者”号进入太空。11时38分，“挑战者”号腾空直搏云霄，而在五秒钟后，航天飞机突然化成了一个火球，从碧空中传来一声闷响。在远离发射架4英里的看台上，一千多名观众目睹了这场人类的空中灾难，片刻从惊愕之中回过神来，不觉凄楚难当。那个时候这位女教师的父母都在看台上，当她的父亲明白过来后就伸手搂住了老伴，她神色迷惘，继而鼻子一酸，苦泪夺眶而出。在康德中学的礼堂里，一张张笑脸顿时呆若木鸡，片刻沉寂过后，响起了一片不可抑制的哭泣声……看着这样的场面，我会忍不住而动容……
2000年某月的10日凌晨10分，江苏省睢宁县一个名叫孙超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路，在他走到县城北高速路睢魏入口时，与一辆车号为苏C06540的大客车相撞，致使孙超头部受到重伤，大客车的左后轮压住了他的腹部之后才停下来。孙超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但车上的司机和车上的28名乘客却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下车相救，任凭他在车轮下惨叫一个多小时。等凌晨1时20分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孙超已在车下昏死过去，那个时候司机和那28名乘客仍旧坐在车上，有的甚至在呼呼的大睡……看着这样的消息，我久久的无法平息自己内心的愤怒和酸楚的心情……
是的，那些来自大自然的灾难让我们感到恐惧，而更沉重的灾难是来自我们的灵魂，来自我们人类本身。我不知道当孙超凄厉的惨叫声从车下传来的时候，那些坐在车上的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当时要是在那辆车上该怎么办，我的良心为那件事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得不到安宁，我痛苦不堪。我心里清楚，在未来的时光里，人类仍然会被一些意料之外和意料之内的苦难所心痛，将要和那些已经过去的苦难成为我们难以回首的往事，成为我们的记忆。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些往事和记忆才构成了我写作的生命，为了使过去的每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为了使我们麻木的心灵得到苏醒，为了使每一个我自认为有新鲜感有意义的想法重新生存于现实中，我不得不进行回忆和写作。我的写作是靠回忆来完成的。
我们的生命只存在于一瞬之间，除此之外，就连刚刚过去的一些事情，我们的一切事情都要依靠回忆来完成。现实也存在于一瞬之间，只有在这一瞬之间被称做浩瀚的历史才显示出她的意义。而回忆使我们首先颠覆了时间的意义，在回忆之中，时间变得不可依靠，和现实出现了距离。发生于1986年1月28日的远在大洋彼岸的那场空难和2000年某月10日凌晨的那件让我们心痛如裂的往事可能会先于昨天的事情来到我的笔下，时间在我的回忆之中丧失了秩序。无数的往事会每时每刻进入我们瞬间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现实之中，回忆使我们废除了现实与过去的距离，而回忆之中的一切又都是正在进行时，回忆就是现实。对于我来说，现实始终是我们写作的基点，我的写作，我笔下的一切都是正在进行时。
我们使用语言和文字使记忆和幻想变成某种画面或情绪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历史、时间和未来超出虚幻，变成一种固定的能给读者留下记忆的东西，我们成了创造历史的人。由于回忆使时间丧失了秩序，因此时间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就变得没有起点和终点。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回忆和审视某一件往事。由于视角的不同，同样一件往事或人物就会使我们得到不同的感受和认识，这就使得我们的写作显示出她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这就成了历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历史就是某个人从某个带有主观意思的侧面所看到的某个事件的某个方面，历史就是某个人的好恶。
那么我们靠什么来完成这种对回忆（历史）、现实（生命）和未来（时间）的定型呢？对于我们写作者来说，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诗性的叙事。在技术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叙事。我所说的叙事当然不是单单地去讲述一个故事，绝对不是，故事只是使读者进入回忆内部的一种手段，叙事的灵魂应该是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座迷失在时间和历史之中的宫殿。我们在这座迷宫里所看到的应该是用肉体和灵魂建成的没有尽头的充满阳光或者光线暗淡的小道，我们沿着这些小道去漫游这座宫殿，在小道的两侧我们应该使来漫游的人看到他们从来都不曾看到过的花朵或野草，那就是我们对历史、生命和时间的独到的认识和见解。
1976年的春天，我高中没毕业就外出独自谋生。而在这之前，在我的颍河岸边，在那座我出生的小镇上已经接受了苦难对我最初的洗礼。我父亲在1966年因为四清运动中的所谓经济问题，曾经被判过三年徒刑，这就决定了当时我们家的社会地位。为了生存，我幼小的年龄就学会了许多农活。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恐慌和劳苦之中度过的。在我出外流浪的几年时间里，我当过火车站里的装卸工，做过漆匠，上山打石头，烧过石灰，被人当成盲流关押起来。那个时候我身上长满了黄水疮，头发纷乱，皮肤肮脏，穿着破烂的衣服，常常寄人篱下，在别人审视的目光里生活。我的青年时代是在孤独和迷茫之中开始的。苦难的生活哺育了我并教育我成长，多年以来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至今我和那些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们，和那些无法摆脱精神苦难的最普通的劳动者生活仍然息息相通，我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决定了我写作的民间立场。我可能是这样一种人：对世间苦难的人类充满了同情心，或者悲悯之情。我想这应该是我的本质，一个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通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本质。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作家出现的时候，我需要的是用另一只眼睛来正视人类真正的苦难和精神的迷惘，而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悲悯和同情。我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幸福，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写作才正视苦难，我应该记住人类的苦难，人类肉体和精神上的苦难，并且以小说的形式使这苦难固定下来，使我们已经麻木的心灵慢慢地觉醒。
1995年7月27日的黄昏，一个名叫凯文.卡特的南非青年开着他的红色卡车来到了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河特河边，这是他小时常常来玩的地方。在这里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从花园里弄来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他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Ｔ恤衫，然后他启动了车子，打开身边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慢慢地结束了他年仅35岁的生命。后来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了一张条子，条子上这样写道：“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越过了欢乐的程度。”这使我震惊，这使每一个熟悉凯文.卡特的人感到震惊。凯文.卡特在两个月前刚刚获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他那张再现1993年苏丹大饥荒的《饥饿的女孩》的摄影作品使我们所有读到的人都得到了心灵的惊颤。卡特为了让自己从成堆的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就这时他看到了一个骨瘦如材的小女孩正在哭泣着艰难地向前爬着，正当卡特要拍下这个女孩时，有一只大鹰落在了小女孩的身边，卡特拍下了这张照片，然后驱赶走那只鹰，他注视着那个小女孩继续往食品发放中心爬行，卡特在地上坐下来，点上一只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卡特使我对人类的苦难得以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为此而动容。
人类的苦难在不断的发生，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里我们的肉体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的心灵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战争饥饿自然灾害疾病充满了我们的记忆，而更多的苦难是来自我们人类自己，来自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对此而麻木，我们不能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津津乐道，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自身的那些不堪忍受的凄苦的心灵，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苦难，我们应该深刻地揭示我们人类自身的孤独和痛苦，深刻地揭示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感和对未来的迷惘。叙述我身边的那些忍受着生活苦难和精神苦难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是我写作《事实真相》里的几篇小说的初衷。
1998年夏季的法兰西，当我们看到取得冠军的法国足球队的队员们只顾欢呼胜利，把站在领奖台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淹没在屁股后面而不顾的时候，我感到吃惊，我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不语。我在想，我们自身到底缺少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到底缺少什么？把总统都视为平常人，那才是真正的平等，人的平等，人精神上的平等！我们身上的枷锁太重了，我们每个人都被流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压得直不起腰来，难道这不是我们的灾难吗？拍拍我们的心口问一问，在那样的场合如果是我们，有人允许你那样做吗？就是允许，你能做得到吗？
是的，文学的问题首先应该是心灵的自省和自救，然后才是形式，那种把纷乱的记忆塑造成某种特定的文学形式，令人难以忘却的形式。在人格自建的完成过程中，在艺术上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叙事形式是我在《事实真相》这部集子所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