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生涯是从上海开始的。前年我到上海，任仲伦同志要我编个散文集给上海出版，我就欣然答应了。
十九岁那一年，我在北平文津街图书馆系统地研究宋词。由于我有一段旧军队当兵的生活，有一天望着北海的碧绿的涟漪，灵感突然而发写了一篇小说，我贴了半分邮票，寄给上海的《文学》。我并没想真正会发表，寄出去便也忘了。谁知有一天在图书馆阅报室看报，从《申报》一则《文学》的广告上，竟发现了我的名字，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我冷静下来再看果然是我，于是我急奔东安市场书肆，在我经常买书的一家书摊上买到了《文学》。这巳是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在《文学》上发表了《冰天》。同时，在《中流》上发表了散文《从黄昏到夜晚》。这两个刊物都是鲁迅先生所支持的。
当时，上海文坛甚盛，除王统照编的《文学》，黎烈文编的《中流》外，孟十还编了《作家》，靳以编了《文季》，萧乾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了“文化生活丛刊”。这一年，我以极强的旺盛力，在上述所有的刊物上都发表了作品。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在北平就已相识的靳以写信邀我到上海一行。我住在北四川路德邻公寓，靳以当天就来了，他急忙忙的，跑得脸上红扑扑的，拉上我就走，到北四川路一家广东饭馆。巴金已在那里等我们。他们是大作處，但对我这二十岁刚出头的年青人却视如兄弟，从此建立了我们三人之间牢固的友谊。不知哪一个在冠生园请客，在那里我认识了黎烈文、雨田、马宗融、赵家璧、黄源、萧乾、芦焚（即师陀）很多人。巴金有一天说我可以编一本小说集收进文化生活丛刊。我喜出望外，但我说：我什么剪报都没带来。巴金微微一笑，递给我一个纸包说已为我编好，只要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就行了。我心情十分激动，这就是很快就出版了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
在上海时，我在北四川路看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破璃橱窗里摆着装帧很好看的由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等二十人选的一九三六年短篇佳作选集，可是由于过年关门休息，我无法进去购买。过两天靳以又来了，他由于爬楼梯直喘，雪白的胖脸上还是红扑扑的，他给我带来精装的“良友”的佳作选。他说你被选两篇，应当给你两册。”我翻开一看，这里面的作品都是由大作家推选的；叶圣陶选了我的《冰天》，靳以推选了我的《草原上》。我为什么永远不忘此事，因为老作家提携新作家之风，对我终生创作都是巨大的鼓励。如果说导师，巴金、靳以，就是我的导师，而且成为密友。当时，我们都管巴金叫芾甘，管靳以叫方序，如果说靳以热情，说话滔滔不绝，巴金则比较冷静，沉默寡言，可是，他心中永远燃着一把火，通过他的作品，照亮了人生。
现在，我也老了。只有巴金还病在医院里，明年他就一百岁了。前年我到上海，是坐着轮椅去的，我是来向巴金告别的。因为我感到我衰老了，今后，想外出怕也出不来了。巴金两只手握着我的手，我没想到一个年老重病的人，手劲竟那样有力得惊人，我知道由于说不出话，他这样用力，就是对我的友情的深深的眷恋。我默默流下了眼泪。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我一本书，我不免想起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情景。我的文学生涯从上海开始，我的文学生涯也许就在上海留下我的尾声。我爱上海，我爱上海的春风。江南的春风如朱自清所说：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现在又是春天来了，我在北方想念着遥远的上海的春风。我每天从上海卫视上看天气预报，除了关心我所在的北京，我总注视上海，我想到气候对巴金的病体是否适宜，天天如此，日日如此，我的心总牵挂在上海。我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我出书，我希望它能播撒我对上海的爱，为我这种爱留下永恒的记忆。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