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眼睛看，这是古老、朴素的真理，而实行之难，超乎想象。现代社会，个人空间日益萎缩，有多少人还确实拥有自己的眼睛，本是极大疑问。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现象，比比皆是。本来，艺术作为个性愈益衰微的社会整体趋势的反拨力量，可以发挥很好的平衡作用，艺术家作为在精神自觉上较具主动性的人群，也可以给“庸众”提供摆脱集约化社会意识、社会文化的有益引导，总之，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是精神世界越来越刻板雷同的人类社会保持其自由向度的希望和火种。在路翎那里，他之所以主张“直接认识生活”，正是坚持艺术和艺术家的上述天赋。殊为诧异的是，文坛却对此给予“批判”，谴责他试图用自己的眼睛而不用政策“认识生活”。此等文学对人的精神将产生怎样一种作用，亦可知矣。
路翎谈其著名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表示：“我要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我与胡风》）联系作品实际，他的意思应该是指，摆脱理论的灰色教条，使“生活”在作品中焕发血肉的气息。在此需要指出，这个桀骜不驯的青年，堪称四十年代后最专注于工农生活及形象刻画的作家；虽然他的巨著《财主底儿女们》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在此外，路翎几乎所有中短篇创作，都属于工农题材（其中对煤矿工人生活的表现尤多）。这一题材特色，加上描写之佳，曾使人误以为作者是矿工出身，实际上，他没有当过一天工人、农民。他的作品，所以在四十年代是写工农的小说之翘楚，得之两点：第一是用情至深，第二是不让灰色教条阻碍、束缚自己的视阈。对此，“觉悟”后的舒芜，曾比照着“正确”立场，加以批判：
在你十年来的作品中，绝大部分是写的是“工人”和“农民”。你的一贯主题是，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所以革命的基础就在这里，革命的主要动力就在这里，最重要的是，革命的道路也就决定在这里。而这些所谓“强烈的革命要求”，你特别强调，都是“从实生活的深处产生的”，都是没有或极少有政治自觉，都是与任何明确的政治认识不发生关系的。不但如此，你还一再告诉读者，那些政治自觉和政治认识之类，常常只是虚伪的教条；只有这种“盲目自发”的“革命要求”，才比什么都重要。（《致路翎的公开信》）
“盲目自发”，更体现原意的表述是“自发性反抗”。它认为，工农的革命要求自然而然地从他们生活中内在地产生，自然而然地来自他们自己的内在感受，而非接受教育和引导之后方始形成。为此，路翎对工农的表现，重心放在对他们生活和内心的直接呈示。这在相关革命理论看来，是本末倒置的。舒芜的批判，转述了这种理论所认为的正确逻辑，即“政治自觉”、“政治认识”的获得才是工农革命意识形成的关键。如果读者熟悉“文革”时期的作品，那末，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形象、《杜鹃山》中雷刚的形象，就是用来说明这一逻辑的；他们在阶级压迫下虽有反抗的意愿，但在获取“政治自觉”、“政治认识”之前，无论思想还是行为，都是迷茫的甚至错误的，只有经党的化身洪常青、柯湘给予启发教育之后，才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要知道，吴清华、雷刚虽是极端化例子，但埋在他们身上那种思路却由来已久了，路翎之被批判，正因他不肯沿此思路认识“生活”。
路翎笔下工农形象的不“标准”，是多方面的。他强调着“主观战斗精神”，着眼于个体抗争、跃起和突进（这违反了集体主义观点）。因为特别称赞“生命底丰满”和对生活的主动突进，路翎偏爱有“流浪汉气质”的工农形象，这种形象焕发着野性、叛逆、强力、英雄的光辉，凸现了人的“高贵”品质（他特别看重“高贵”这个词）。然而，个人的自我的“生命底丰满”，在主流革命意识形态看来绝不是一种优秀品质，它认为这与其说是对工农的赞美，不如说是丑化和歪曲，工农群众应该被表现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跟主流革命意识形态要求把工农塑造成“先进”典型不同，路翎的描写有阶级憎爱，但并不按照“阶级分析”观点来写。他的工农叙事，越出于故事的罗列，而以力的冲突为锋刃，撕开生活表层，穿越灵魂，攫取精神性的存在。他持续地写出《饥饿的郭素娥》、《罗大斗的一生》、《蜗牛在荆棘上》、《卸煤台下》、《两个流浪汉》等一批作品。其中的人物，既非束缚于土地的传统农民，又非成熟的工人阶级，而是刚刚离开土地却又保持着农民气质的人。这成为路翎工农叙事的独一无二的切入点，从这里，在刚刚离开土地、有如流浪者的那一类人身上，他看到了他所渴望的表现力。《蜗牛在荆棘上》写道：
流浪者有无穷的天地，万倍于乡场穷人的生涯，有大的痛苦和憎恶。流浪者心灵寂寞而丰富，他在异乡唱家乡的歌，哀顽地通过风雨平原……
发掘劳动者的生命意识，是路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最具特色的贡献。
他刻画劳动者，追求于内在的诗意。他主张“直接认识生活”，抵触教条地、公式化地表现工农，然而这不意味着对生活采取客观主义态度。他声称，“我还是浪漫派”。他的工农叙事，一面坚持生活面貌的原质，一面深刻注意生活的心理潜质。他的以工农为题材的作品，被人广泛诟病语言形态“欧化”，人物身为工农大众，说话却“缺少一般的土语、群众语言”。这在当时，也是知识分子作家表现工农生活时的一个通病。因此，连他的知己胡风也误以为他犯了同样的毛病，而提出批评。路翎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
我说我的意见是，不应该从外表的多来量取典型，是要从内容和其中的尖锐性来看。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上流人”的语言，所以便很少说了。我说，他们是闷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我与胡风》）
读这一段时，我大为震动，得到很多启发；它让路翎在我眼中变成一个富于思想力度与光辉的人，同时带来了感动。在我看来，他是真正拒绝“轻视工农”的人，内心深处真正把劳苦大众放在一个平等位置上——那就是，相信并确认工农的内心世界绝不“粗鄙”，而是和知识者一样“文明”。过去，我们习惯于一种貌似很站在“工农立场”的观点，即：工农大众反感、抵触、排斥知识化的文明语言。受这观点影响，五六十年代和“文革”中许多作品曾经刻意描写，工人或农民毫不掩饰地嘲笑、奚落知识分子说话的方式、口吻和词汇。它们把这样描写，当作是对工人、农民的赞美，当作工人、农民的文化自豪感的体现。经过语言美丑观的这种颠覆与“革命”，我们看到，久而久之，汉语是怎样一点点远离了文雅（看看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那些暴虐、肮脏、唾沫横飞的留言吧），连知识阶层的日常语言也以粗鄙为附。更令人不堪的是，素称民族的美的语言锤炼者的文学，语言质地较数十年前总体明显粗劣以外，还有恶俗化的趋势。事至如今，回头检视对知识化语言的贬损，我们应能断定是与文明进步背离的。但说实话，这种贬损在伦理上有很大迷惑性，因为它以工农文化推崇者姿态出现，人们一般都易于认为它不容辩驳。正是在这里，我益发佩服路翎的独立思考精神；他出人意料地指出：
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是趋向知识的语言。
这个见解，极富穿透性。相形之下，顺顺当当接受了工农大众天然排斥知识语言的观点的我们，就缺乏那种精神。我们可曾意识到，当我们被那种观点背后的伦理所迷惑，赞成工农大众生而憎厌知识语言时，反而恰恰认同了对工农的一种歧视？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不用知识语言，还以土语行帮语为骄傲”这种表现，并非命中注定，而是历史造成的——或者说是精神上的阶级压迫的结果？工农大众在使用知识语言之初流露出心理上的犹豫，我们为什么没有像路翎那样理解为“羞怯”，理解为精神奴役创伤的残余，却非要认定那是他们天性不接受知识语言？难道我们看不到翻身后的劳苦大众亲口说出新名称、新词汇时从心底透出来精神解放的欢愉吗？路翎就指出：“劳动人民他们还由于反抗有时自发地说着知识的语言。”这种现象，是很明显的。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农村，对脱离旧语言习惯感到“羞怯”或显示出排斥态度的，往往是老人，年轻人却普遍乐于接受新语言——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不用知识语言，还以土语行帮语为骄傲”的的确确是精神奴役创伤的一种标记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鼓励整个社会不断趋向知识的语言，使每个人的精神得到更大解放、更高提升，使每个人都获取更强的思想、思考的能力（知识语言的作用归根结底就在这里），使我们全体社会向着民智发达迈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