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人日记》到《苦闷的象征》，从鲁迅到胡风再到路翎，把这些散乱的点勾连起来，你能看到一根若隐若现的线。它从“五四”延伸到三十年代，又继续延伸到四十年代，而且渐渐变得有力，结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及至五十年代，甚而触发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大一桩文字狱。
是的，你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根线——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向度——是从疯子、痉挛性、神经质、心脏抽搐等一系列有强烈力度的语词中伸展出来。经过数十年的遮蔽，我们大多已经忘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曾经洋溢着这么一种精神，但它确实存在过。对我们来说，理解这种曾经的历史，可能面临一个心理障碍。因为在压倒性的批判（或其它）之后，我们的心灵对这些怪异、突破庸常情态乃至有些骇人的语词，形成了下意识的、条件反射的嫌厌，以为它们表示的是“病态”、“颓废”、“不健康”。然而自使用者的本意、原意来说，实际正好相反——那是从精神的委顿、麻木的反面来提出和表达的，是作为对禁锢、对精神奴役状态的突击、抗争，以及生命力的不死或觉醒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如果说那是精神分裂，也恰恰是试图与“不健康”现实生活分裂；如果说是“疯子”，也正是趁一间大大的黑屋中所有人都在香甜沉睡之际，突发呐喊、扰了众人清梦的那种“疯子”。而“五四”以来，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需要这种“疯子”，呼唤这种“疯子”，或索性以这种“疯子”自居。路翎和胡风，便是在愿意“疯”掉的共同意愿中，走到一起、结为同志，并以文学作为他们的管道。
“革”生活的“命”
在中国，燃烧了生命来写作的人，我不知道路翎是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无疑是其中之一。我也曾在别的作家那里，看见过生命在写作中燃烧，却几乎只是在某个片断燃烧了一小会儿，之后，随着阅历、遭际的变化，火焰消失了，不再燃烧，有的甚至自己起来将火扑灭、小心翼翼地整理起羽毛、庆幸它们尚未全都烧焦……就此论，燃烧了而且绝不惜命、如飞蛾扑火般把自己整个投入文学火焰的，迄今为止，路翎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作家中的唯一一个。
我还想到“文学天才”之说。人们把它用在路翎身上，我不知道所指是否仅是路翎的才华。他当然才华灼人，可我在意的却不是才华，而是文学的生命力。我认为他这一惊人禀质独一无二，坦率说包括可能远比他“伟大”的人——比如说鲁迅——都未必拥有。文学在他体内，像地壳底下的岩浆，奔突翻涌，左冲右撞，不可遏止地寻找着爆发口。如果细细品味，许多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其实未必生而属于文学，他们往往令人感到都还可以有别的选择。而路翎给我的感觉，在他生命中只有文学这一种可能。他是那种被造就出来就注定要把生命彻底交给文学、执着于此并耗尽所有的人。如果我称路翎为“文学天才”，将是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
我们常常听说日后成大器的作家，曾经留下这样那样的佳话：七岁能诗、九岁属文，如何早早显露才赋、锦心绣口、佳句屡成、作文每每要被先生画圈之类……路翎没有这类佳话。他不是那种才子，他跟文学的因缘不处在辞章的层面或令人赏心悦目的层面上。在他成为作家之前，甚至没有什么人“发现”并“表扬”过他文学上乃是可造之材；在他成为作家之后，却仍旧有不少人对于他的文法修辞不敢恭维、不以为然。他不是通过任何“正常”方式踏上文学之路。他毫不引人注意地度过童年、少年，又因战乱从长江一头漂泊到另一头，来到四川崇山峻岭某个偏僻角落勉强继续学业，不久就以“吊儿郎当”遭到开除学籍……看上去他就像任何一个“劣等生”一样，没有确切的前途。谁能料到，就是这个人，不到二十岁就写出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炽烈、最强悍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第一稿！
他不合“规范”地冒出来，使文学界不可理解。他的写作，像是怪物：一方面，你觉得它这也不合体统、那也不成样子，甚至破绽屡出（胡风为之编稿时，好几次发现情节、人物的不统一）、令人生出不登“大雅”之堂的鄙薄之意；可是，你同时却无法回避一个感觉，那里面有着极度光辉以致会刺痛眼目的才具，而且是如此浑朴天成，一望而知非由人力、唯有得之于上苍的独钟。在路翎面前，事实上，每个吃文学这碗饭的人，都不能不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他们很容易就路翎的缺乏章法以及技术的不精美而暗暗轻视他，然而令他们无可抗拒的是，这一点点的轻视势必被路翎作品天马行空般的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冲击力，完全吞没。
对于路翎来说，他对自己所引起的不理解、惊恐、嚣乱、不知所云的嗫嚅之类，业已见惯不惊。“我的东西很丑，我的东西受过不少评价，但我却没有从那些‘评价’得到过什么。”是呵，怎么可能“得到什么”呢？他的东西，是这样直接地、纯粹地从独一无二的心灵中冲决出来，与所有人敬奉谨守的文学法度标尺毫无关系，又如何指望“那些‘评价’”给予恰切的回应呢？有趣的是，这位文学中的罕见的另类，虽然习惯了人们那样的“评价”，却仍旧为自己感到委屈，并恳求旁人的接纳：
我只能这样说，我在这“地方”很苦痛，我在夜里面写，我写几乎人家认不识的字，而且，我时常恐惧着我背后有一个影子……。我很“丑”，但是我愿意把我的灵魂挖出来……。我希望同情。（《致胡风》，1939年8月26日）
他好像没有明白，他的“丑”，或写在纸上的东西几乎都成为“人家认不识的字”，偏偏是由于他进行着“把灵魂挖出来”的写作。人家并非“认不识”那些字，而是这些字述说的灵魂。他把灵魂挖得越深，现实便越觉得他遥不可及。他忽视了自己惊世骇俗的地方，正在于灵魂（前引胡绳评论之外，陈家康也说《财主底儿女们》“其中好像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整个的像一个疯子世界”，参见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通常，人们不喜欢所不熟悉的事物。在绝大多数人那里，“美”只来自于业已了解并且习惯的东西。他们会为此感到舒服、愉悦。而超出于熟悉感觉之外的东西，人们会本能地觉得不“正常”或怪异——怪异破坏了他们流畅的心境，于是他们不得不厌恶起来并在心里念起了“丑”这个字眼。
他曾经说：“我简直越来越不懂什么是‘小说’了，或者说，我从来没曾懂得它。”（《致胡风》，1941年2月2日）看起来像是愤世语，实际是大实话。我相信他从来不曾考虑过“什么是小说”一类问题，他的作品没有一篇可供试图讲解小说理论和形式的教授拿到课堂上作为上佳的范本，我甚至疑心他写作过程中也根本没有写“小说”的意识……那个既定的、一般作家翕然以从的“小说”概念，在他纯属外在之物。他的写作，不从“已知”开始，也不承认“已知”，却总是从原初状态开始。
而且，他谢绝弄“懂”的，岂仅是一个“小说”概念；他对自身感觉原初性的坚持，面向他需要触碰、处理的一切对象——比如“生活”。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语汇里，“生活”是具有巨大分量的超级术语。翻开老式的文学概论，你所遇见的头一句话可能就是：“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貌不惊人的一句后面，附着了成套的足够写一本大部头专著的理论原则，从什么是生活到生活的本质、生活的主流，从深入生活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数十年来，堆集的言论述说高耸入云。在日常，生活就是生活；在文学中，“生活”却是一个专门的学问，它宣布，如果不去学习有关“生活”的各种定义、界说，那么，尽管你无时无刻不处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经验着它，也完全可能“不懂得”生活，完全可能背叛生活、走到生活的反面。总之，文学所讲的“生活”，绝不可以简单等同于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它是一个学说。
路翎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1952年，舒芜在著名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揭露说：
前年我们在北京会面，我说我们进入新社会后迫切需要从政策的观点认识生活，你大为反对，主张还是要从“直接认识生活”开始。今春鲁煤同志来参加土地改革，据他说，他离京前不久，也和你辩论过这个问题，你坚持政策对于文艺工作者认识生活并不重要，因为它对于生活是“外部的东西”。
不必说，“直接认识生活”，就是不承认作家认识生活应该预先接受某种“学问”的训练和规范。生活就是生活，它有自己的生命形态、是自足的。作家触及生活之前不该怀揣先入之见，替自己预制一个框框；否则他将发现，他本人——一个作家——也会像其脑中的框框一样，在生活面前沦为“外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