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间，也超越了中国
1945年7月3日，胡风为巨著《财主底儿女们》作序，第一句话就铿锵有力写道：“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1952年舒芜重提这句话时，却大声奉劝着路翎：“十年过去了，睁开眼睛看一看吧！”随后他发出这样的讥笑：
时间所证明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自己和当时读过的人之外，恐怕已没有人听过它的名字。（《致路翎的公开信》）
至少在当时，舒芜的话比胡风的话有力得多。舒芜的文章，大抵充斥了假话与伪证，但这一句当属例外，因为它不过是在指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其实，舒芜还算客气，《财主底儿女们》出版距1952年尚不足10年——据《胡风回忆录》，此书的上部几经周折，1945年末由希望社出版，而包括上、下部在内的全本，直至1948年春节期间才出版；如自前者论，距1952年约七、八年光景，如自后者论，则不过仅仅四年。短短四年时间，舒芜就敢于在权威文艺刊物（公开信登载于《文艺报》）上声称，《财主底儿女们》除了“当时读过的人”，现在已没有人“听过它的名字”。
这样的下场，可谓惨不忍睹。它客观地反映出路翎和胡风派解放后三年来大势去矣、极度边缘化的事实。时代的选择或淘汰，绝非如理性宣称的那样可以信赖。起码我个人认为，的确有许多理该被淘汰掉的东西，可绝不会是《财主底儿女们》；即便我不以它为二十世纪首屈一指值得传诸后世的长篇小说，也会将其列在前五以内。然而，仅仅四年，时代就已经把它淘汰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它的“名字”也没有人“听过”。而这样的历史，一下子就延续了将近五十年，直到1985年3月人文社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方式重排《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光彩照人的长篇小说才重新与读者见面，而这根本不足以弥补四十多年阅读史空缺对这部作品以及它的作者的历史影响力的巨大损伤。如果不是那次时代的“淘汰”，我可以蛮有把握地说，路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会远远地超过许多人，包括其中俨然是所谓“大家”的人。然而现实是，一直到目前，社会对他的认知，与他作品本身的分量、重要性之间，差距仍然巨大，一般读者或更处于基本陌生、一无所知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本文先前要不吝笔墨，讲一讲他在文学精神上的绍承，对其文学主张、创作特色加以阐述。
其实我自己原本就在那个对路翎“一无所知”的行列之内。我生于六十年代初，成长阶段正好赶上“文革”（1966年入小学，1978年高中毕业）。“成长”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对历史、文明的蒙昧可想而知。但就我自己的感觉，之所以对路翎“一无所知”，并不是由“文革”这个特殊时期造成的。“文革”间，虽然许多作家、作品被打倒了，但有不少我却还知道名字，比如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日出》、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倪焕之》……甚至许地山、王统照这样较偏僻一些的名字，也知道。这些作家作品，虽被“文革”划入禁区，但解放后前十七年他们都还在文学话语里面好好地存在着，像许地山、王统照的文集，解放后都曾出版过，因此倘使赶上一定机缘，像我这种年龄的人仍可能了解到他们的存在（我自己当时是借父亲缘故在大学中文系资料室里见到了许地山、王统照的书）。然而，路翎却完全不同。解放后，这个人连同他的作品，几乎被抹得一干二净；大致上，除去五十年代对“胡风集团”展开批判而出版的那些东西中可以看见他的名字，其余便了无痕迹。可以这么说，到八十年代中期恢复对他作品出版以前，中国人简直没有任何机会去接触他任何一个代表作。这种封杀的彻底，真是可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由于这样，“文革”后他回到人们视野中，也还要经过一个不短的时间才能被重新认识他的价值，毕竟对这位作家的文学阅读与解释，中断了四十多年，认识需要一个重新积累的过程，才能逐渐达到恰如其分的程度。如果认识本来是到位的，1985年《财主底儿女们》的“起死人而肉白骨”，理该是一个大事件，在文坛引发巨大反响，可实际却波澜不兴，尽管这一版人文社印了7万6千册，当时至少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现有的一套，是隔了好些年从旧书摊买到的，那时，路翎已经辞世，而我刚刚意识到这名字的分量。坦白地说，作为一个文学从业人员，我有愧憾交集之感，因为当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作家仍然在世时，没有得到认真的阅读，甚至我们这些负有义务的读者，也没觉察到应该好好地读他。
终于拿起《财主底儿女们》以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像本文开始时谈到的“底”字一样，这个插曲也跟语词有关，它来自作品的名称——说来好笑，我曾以为《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乡村小说，还暗自猜想与“土地改革”有关。所以如此，无知之外，确由“财主”两字引起。这么多年来，伴随着层层叠叠的革命叙事，在我的感受中这个词与“地主”并列，一经提起，眼前便浮现头戴瓜皮帽、身着绸马褂的“老财”形象，如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那一类人。然而开始阅读不久，我就发现，原来四十年代的“财主”一词并没有我脑中的土地主的色彩，倘置换成现在词汇，它大约比较接近“富人”的意思。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是否会有我那种误解，如果有，借这机会提示一下，《财主底儿女们》转为今义，其实是“富人的儿女们”。
——那“富人”，便是蒋捷三，古城苏州的头等富户之一，祖上是前清显赫的官僚，如今在苏州、上海、南京都广有产业。他的正室，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另有庶出的儿女若干。他还有一个寡居的妹妹蒋秀珍，她有自己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故事就在他们中间展开。
我们可视它为一部“家世小说”。这方面，中国有其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红楼梦》之后，小说鲜有可以望其项背的作品。我建议他们读一读《财主家底儿女们》。我自己阅读，不止一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红楼梦》。这跟它们同属“家世小说”有点关系，但主要不在此。我觉得，《财主底儿女们》与《红楼梦》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虽然它不如《红楼梦》那样完美，但达到了那样的层次——它可以跟《红楼梦》一道，从一个明显的高度，俯视中国的许多小说。与二十世纪作品相比，《财主底儿女们》的卓异，尤为突出。在感情的纯粹、笔力的精削、线条的干净、心思的透彻上，是罕见甚或仅有的。
而在精神哲学上，《财主底儿女们》与《红楼梦》并非一路。开卷不久，我就觉得有一种熟悉的精神被唤醒，那是我二十岁出头时捧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连读数遍感受到的东西。它们精神上的神似，让我非常吃惊，不禁想象路翎或许深受罗曼.罗兰这部小说的影响。当我去求证这一点时，发现并非如此。1942年10月10日，胡风信中第一次对路翎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语中透着过瘾和痛快：
最近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多么想给你和门兄（即阿垅——引注）读一读呵。这是理想主义，甚至带有宗教的气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觉得受了洗礼似的幸福。是，这是理想主义，但现实主义如果不经过这一历程而来，那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屁现实主义呢！
对此，五日后路翎回复说：
《约翰.克利斯朵夫》，没有读过，不知是谁的作品？然而我也有一种理想主义，洗礼的，或生活底童年幸福，这是我把《儿子们》（即《财主底儿女们》，路翎曾为它拟名《财主底孩子》、《财主底儿子们》——引注）放到滚动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后发生的，它们底生活显得美，小孩底装束和喊叫使我幸福——这就是我底理想主义。别人写他们底一面，判断他们没落，那空气沉闷，不像生活；我写他们多面，知道他们将来如何，觉得美。教条家不会愿意这样的——我预备挨打。
《财主底儿女们》第一稿完成于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胡风携往香港，辗转中丢失。翌年夏路翎开始重写，此番通信，即在重写中，且已写了四、五个月。而路翎此时不仅尚未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连作者是谁亦不知——换言之，他压根儿没有听说过这小说，足见《财主底儿女们》的写作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没有关系。搞清这一点，我非但未觉失望，反倒益为吃惊。《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的强大，曾令我断然认为，以中国作家的精神力，决计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可是眼下我却汗颜不已地发现，远在四十年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位这样的作家和一部这样的作品。我为自己的汗颜而高兴，而激动。说实话，如果不是这部《财主底儿女们》，不足以显示路翎的强大。他的中短篇，能让人认识到他的某种孤绝、强悍，但毕竟篇幅所限，还无法容下他巨大的才华、展览他超拔的心性，而八十万字的挥洒，终于把这一切一泻千里、淋漓尽致释放出来。我想说，《财主底儿女们》带给我们的激动，不是基于“外国有的，中国也有了”这种廉价的满足。我们知道，《约翰.克利斯朵夫》原型取自贝多芬，是对这位暴风雨般音乐天才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崇高、慈悲、博爱、坚忍、高贵、永不沉沦等等人类最好品质的诠释与歌咏。我自己曾把这种品质、这种追求、这种人命名为“精神贵族”。罗曼.罗兰笔下，克利斯朵夫同肉体、生活、陋识、偏见搏斗终生，艰难然而坚定地朝这方向走去，路翎的蒋纯祖身上同样是这种意志，他们血管里流动着同样的生命热情，他们是同一种“人”。所以，《财主底儿女们》给予我的激动，首先来自它的精神力，是对一种凭理性判断一望可知的精神高度的确认；当然我不否认，这激动里面有所谓“弥足珍贵”的特殊感触——平心而论，欧洲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有同样精神重量的作品实非少数，但在中国，在个人自觉、悲剧意识和宗教情绪并未发展抑且相当欠缺的文化传统下，《财主底儿女们》的诞生，无论如何意味着超越。
我们不为《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现感到困惑，它应被视为“五四”以来中国的人文精神有所解放、有所拓展的明证。人文精神的解放、拓展在前，路翎的天才与之交触、相拥而孕育、诞生这一结晶于后。我们困惑的，倒是从这一精神高度的大幅的后撤与退却。检视《财主底儿女们》之后的中国文学，何曾有作品在精神力上令人如此感佩，精神孱弱又重新成为我们作家普遍的软肋；不单五六十年代，纵然“文革”以后，也是欲振而乏力。当年，有读者读罢《财主底儿女们》，写信给路翎：“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热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拥抱力，惊人地震撼了求进步的青年人的心，”八十年代，犹有读者回忆昔日如何在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财主底儿女们》陪伴与激励下，“用滚烫的年轻的心，去接近和理解书中的主人公，同他们一起经历痛苦，经历奋斗，经历折磨，经历流浪，经历创造和再生。”（参见曾卓《路翎的悲剧》）这些，是怎样刻骨铭心的感受。然而，舒芜证实说，仅仅到1952年，除了当年那些读者，《财主底儿女们》“已没有人听过它的名字”了。这又是怎样迅捷、不可思议的精神断裂！
就《财主底儿女们》而言，“时代浪潮”是一种拙劣而丑陋的力量，它就这么把一件灿若宝石的杰作，冲卷到死寂黯淡的角落，使几代中国人全然不知自己的文学史上存在如此瑰丽的造物。
不再飞翔
路翎是在1955年6月19日被捕的，年仅三十三岁。这一天，二十世纪中国某个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级小说家的人，文学史上绝对可以预见的一颗巨星，消失了。
然而，单以创作论，我觉得无须过于看重这个日子，把它当成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天才的翅膀在此之前便已经受伤、耷落甚至折断。他的心，不再飞翔。
解放后至入狱前，他先是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任创作组组长，1950年调来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1953年初去朝鲜前线，夏天回国；1954年底，文艺界批判胡风斗争掀起后，被迫停笔。
这段时间，无论从数量或种类看，表面上他的创作依然旺盛。有剧本《反动派一团糟》、《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青年机务队》等，有短篇小说《朱桂花的故事》、《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初雪》、《洼地上的“战役”》、《节日》等，、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已经动手，此外还有散文、评论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