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感
读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文字，“底”这词曾让我很别扭。我们知道，它是早期现代汉语的一个结构助词，跟“的”作用相当，区别是“底”专用于表示领属关系，此外则用“的”。但这种区分并非必须和一定，例如鲁迅几乎不用“底”（惟翻译《苦闷的象征》时用了几处，还在《引言》里特意说明原因），毛泽东也从来不用；它只在一部分新潮的城市知识分子的写作中流行，其中，胡风派作家显得特别偏爱。本来，很难说这偏爱有什么文化的精神的意味，但我们注意到在五十年代，社会已普遍放弃了这个词，或者说它作为一种用法实际已经死亡的时候，胡风们仍然坚持用它。例如在随1955年第一、二号《文艺报》附发的胡风《三十万言书》（部分），和1955年5月13日、5月24日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第一、二批材料公布出来的那些私人通信里，都随处可见。这时候，我们似乎从中看见一种语词对抗的态度——对共同趋向拒不认同、传递精神上的独立、坚持话语个性特征……诸如此类。我相信胡风派对这个词的坚持，有“不驯服”的、不肯融于“时代文体”的含意，有坚持“现代知识分子”语言标记的含意。研究延安文学时，我发现从大城市奔赴延安的作家，过去以及在延安初期，不少保持着使用“底”字的习惯，而《讲话》以后，这种现象打磨掉了（当然，被打磨的远远不止是一个“底”字的用法）。在延安，发生了一场语言和文体革命；去“学生腔”或曰“知识分子味”，实现从“现代白话”向“革命白话”的转变，乃其实质。所以，“底”字作为结构助词的终结，确以建国前后为分界线，当“革命白话”随新政权一道成为主流文体时，这个“底”字连同它的独特韵味，就从之后汉语中消失——除胡风派作家这极少数、极个别的不驯服的人群以外。
语言对感觉方式和心灵，是重要而深刻的塑造。经半个多世纪的睽隔，今天，被主流文体塑造出来的我们，读胡风派作品时猛然间恐都不免从语感上发生障碍。比如这个“底”字，最初，每次在他们文字中遇到，我皆须心里暗中先转换为“的”，方觉眼顺，无形中不光很是影响阅读的速度，节奏感亦为之大坏。可是，读罢《财主底儿女们》，印象大变。不但先前别扭、窒滞诸感全消，进而还读出了寻常不见的力度，洋洋八十万篇幅中无处不在的那个“底”字，简直非用它不可，倘若换成“的”，叙事话语的质地、分量，就全然是另一副样子——正如我现在不把标题写作“路翎的气质”，而刻意写作“路翎底气质”一样；此时此刻这二者对我来说，不论诵之于口，还是寓之于目，都根本不同，似乎必须写为后者，才符合路翎其人在我脑海里的形象。
无父
路翎，本姓徐名嗣兴。“路翎”这个笔名，是1940年一次刻骨的恋爱失败后取的，两个字分别隐指他的恋人，和将恋人夺走的那个情敌。
1923年生于苏州，二岁时生父亡故。某种意义上，路翎可谓“无君无父”之人。自国家与社会而言，这时，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那张龙床已被打碎；自家庭而言，路翎虽然姓徐，可这个家却并非徐家——他那个早早死去的父亲，似乎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很多迹象表明，对于父亲，路翎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记忆。后来他谈到父亲时，声称他名叫赵树民，来自安徽无为，在南京开小布店——这无疑是外祖母和母亲编写的故事。事实上，生父名叫赵振寰，毕业于保定医学院，开的是私人小诊所，并且地点亦非南京而是苏州。《财主底儿女们》主人公蒋纯祖原型蒋绳祖（路翎的三表舅），在《我的身世——兼忆路翎》中提供了上述证言。
蒋绳祖还澄清了一个关键事实：路翎出生地为苏州仓米巷35号，而非过去所说的“南京北明瓦廊”（杨义《路翎传略》）。蒋绳祖这份材料虽然写于1994年，却迟至2003年底才由朱珩青的《路翎传》加以披露，这就难怪叶兆言1996年发表的《闲话南京的作家》，在历数现当代“生于南京”的作家时，仍然首先提到了路翎。我除了借这机会，替朱珩青的发现做些推广；其次，更希望强调指出，在真实身世被重新编写的背后，隐匿着我们通往对路翎理解的某种起点。
1989年，蒋绳祖看到路翎在其漓江版《路翎书信集》为自己所编“年谱”后，特意寄来有关家族历史的材料和他的回忆，以使路翎了解真情。对这番好意，路翎却加以回避。他复信说，自己所写“年谱”，以“祖母、母亲的谈话”为依据；至于表舅提供的材料，他只表示可“供参考”，言下之意，并不打算接受。对此，蒋绳祖很无奈，他在路翎来信上批道，路翎为祖母（实际是外祖母，原因详下）、母亲所“隐瞒”而不自知，而这种隐瞒是出于她们在路翎生父问题上“有隐痛和歉疚”，他为路翎“受人愚弄”和“不易省悟”而“很遗憾”！（朱珩青《路翎传》）
揣度路翎内心，我倒以为他的态度，不一定是排拒“真相”，而是不准备再去面对类似的事情。他快七十岁了，几乎就要走完一生（他在四年后去世）。过去的一切，无论个性、心理还是情感，都缘既有的认识成长和经历过来，又何必在眼看人生即将谢幕之际去搞清楚什么“真相”？而况，除了已经如此这般走完的一生，对他来说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真相呢？
然而，作为研究者，我们却会追踪路翎身世的每个线索，以俾加深对他创作的理解。因此，蒋绳祖提供的材料，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些为路翎所回避的情况大致如下：路翎的外祖母蒋秀贞，是苏州富户蒋捷三之妹，夫徐沛泉早亡。膝下一儿一女，儿子亦早亡。女儿徐菊英以入赘方式招得女婿赵振寰，是为路翎生父。赵入赘后，随蒋氏母女寄居苏州仓米巷蒋园，“许多事情不能自主”，以开业行医为生计，生意“很清淡”。1923、1924年先后得一子一女，然皆随妻姓，分别取名徐嗣兴、徐爱玉，且以外祖母蒋秀贞为祖母。仅仅一年后，1925年夏天，赵振寰便在仓米巷蒋家自杀身亡。蒋绳祖叙述当日的经过：
清早，母亲（指蒋绳祖之母、蒋学海三房李氏——引注）洗漱完毕，听说三娘家（即其姑母蒋秀贞——引注）又吵架了，于是牵着蔚菊妹妹过去劝解，刚走到中间堂屋里，看见赵振寰躺在躺椅上，一只拖鞋踢得老远的。她拾起拖鞋，走近一看“我的天哪！赵振寰死了！”（《我的身世——兼忆路翎》）
蒋氏族谱里，将赵振寰所终记为“自戕”。自戕方法，蒋绳祖说是“服毒”。这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医生，仰药会是他率先想到的办法。
路翎身世的这番真相中，宜注目于三点：
第一，尽管也许是巧合，但这个家庭似乎有一种阴盛阳衰的怪异氛围。到路翎之前，三个男性或因病，或因体弱，或因心理障碍，悉数死掉。如果说上述情形尚出于神秘妄测，那么在生活中这个家庭的女性的强势，却是毋庸置疑的现实。她们不单在健康上远比家庭男性成员硬朗，还完全主宰着家庭的权力。孩子随母姓、以外祖母为祖母，在父权、夫权根深蒂固的中国，几乎是骇人听闻的。
第二，对于路翎，赵振寰之死并不仅仅是失去父亲那样简单，重要的是，蒋秀贞母女在有意造成他的“无父意识”。幼失生父的经历，许多人都可能遇到，然而一般来说，亲人以及家族总是设法把对亡父的各种认识详尽、牢靠地灌输给孩子，在他心里树起父亲的伟岸形象。蒋氏母女的做法完全相反，她们封锁（蒋绳祖称之为“隐瞒”）了赵振寰的真实消息，并将伪造的信息塞到路翎心中。路翎所知道的父亲的名字及身世，都是错的；她们向路翎描述其生父身材“瘦小”，而蒋绳祖说实际上赵振寰“身材健壮，性格爽朗，爱说爱笑”，形象判然不同。
第三，赵振寰乃是非正常死亡。在中国，自杀从来是罕见的选择，比之世界任何其他民族——不单单是易于自杀的日本人——都最不可能采取这种举动。至于原因，则不止于中国人有着顽强求生的“世俗理性”，更在儒家以身体发肤受诸父母、毋得轻毁，为人子者当事亲尽孝以尽天职。赵振寰“自戕”，虽有若干理由，例如家庭地位低下而颜面扫地、男性自尊心深挫，以及平时态度上岳母妻子大约惯于颐指气使（“三娘家又吵架了”）等，但参较中国人一般的生存态度，就此而赴不归之路，总让人感到有相当“过激”之处。因此我们忍不住猜想，他的精神气质或者心理，或有异乎平常之处。我们承认，这种猜想也跟路翎一生表现有关。路翎究竟是他的骨肉血脉，在他们身上求得一种遗传上的互相印证，大概并不牵强。
如上三点，对于认识路翎，我以为有基本的意义。人一生，从经历看千头万绪、五光十色，貌似杂乱无章。若从根器上看，其实却有提纲挈领的东西在，概而括之，约自两条：一是遗传，二是童年记忆。人人皆由这两条而来，迈向复杂的人生；后者的多变，缘于社会的激荡，但当生命终止、尘埃落定，我们却每每发现人富于变化的一生后面，根本就有静止不变的一面，亦即最终都不能摆脱遗传和童年记忆。遗传赋予人性格、心理、思维方式的元素，童年记忆则为这些元素涂抹不同的色彩。它们交融汇聚起来，便成就一个人的气质。气质，确立了每个人一生的精神主题，它引导也驱策他的一生，使他一举一动都与之暗通款曲，终令貌似杂乱无章的人生，万变不离其宗。
1941年2月27日，路翎在与认识不久的他终生的“导师和朋友”胡风的通信中，这样剖陈了自己：
我没有父亲，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长子还是矮子，快乐的或是愁苦的。他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我只知道他姓赵（这个姓在祭祖的日子我家里就默默地记起它来。在母亲和祖母，她们是忌讳它的，它也使我感到痛苦）。……
我简直一点也不愿意提起这些，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父亲死后不久，他的母亲改嫁了——引注），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地度过的。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悲哀是那么不可分解地压着我底少年时代，压着我底恋爱，我现在二十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
注意此时他已“二十岁”，然而仍“只知道”生父姓赵；也就是说，他在“年谱”所写生父的名字、身世等，当系二十岁后才从祖母抑或母亲处得知（而且亦属编造）——那么，可以断定，出生后到二十岁为止，全部童年、少年，他对父亲的了解（哪怕是编造的）近乎于零。
还请注意，他对二十岁以前全部生命感受的叙述，只及于两点内容。一是“无父”的痛苦，一是童年和少年填满了“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他在上述引文后面，对胡风这样写道：“够了，以上算是写自传，这也是一件无聊的事。总之，我知道你颇理解我，所以说了。”显示他在此是以写“自传”的比较正式的态度来概括过去二十年的人生，而确认下来只这两点内容。对这样的人生，他目作“无聊”，本不愿回首，只因信任胡风是可以理解这一切的人，才破例言及。
如果我们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内心世界至关重要，那么，请格外重视二十岁的路翎写下的这份“自传”。它所包含所透露的信息，将如基本编码一样内嵌、充塞、贯穿于路翎的创作。以此为钥匙，我们将不仅通往路翎的心灵秘密，也能够解开他的文学世界的秘密。
从鲁迅到路翎
中国的“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是《狂人日记》。大多数文学史家在谈论时，乐于强调它关于中国旧历史旧文化“吃人”那句有名的议论，至于小说通篇来自一个疯子的视角，并以疯子的内心独白写就，反而不曾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形象以疯子面目出现，意味深长。
究竟是一种什么意味呢？我们得去看看那时知识阶层的精神氛围。在所谓“大觉醒时代”的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里活跃着一个日本人的身影，此人算不上什么思想巨擘，却对从鲁迅到郭沫若、郁达夫、田汉、丰子恺等诸多重要知识分子，产生深刻影响。他便是厨川白村。而这影响，其实又主要由于一本书：《苦闷的象征》。1921年，此书部分章节在日本发表不久，中国即有选译见诸报端。1924年2月，全书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仅隔数月，鲁迅就译出该书第一、二部分，陆续发表于《晨报副镌》，复于翌年3月作为新潮社《未名丛刊》之一出版单行本。而鲁译甫出一个月，丰子恺译本又列入“五四”时期重要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据学者的研究，《苦闷的象征》“是五四以后，尤其是20年代在中国流传最早、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外国文艺著作之一（另一种是托尔斯泰的《文艺论》）。”（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