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至此呢？鲁迅的话，可以解释个中缘故。他在所译单行本《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中承认，对于厨川其人，自己不甚了了：“我不大明白他的生平，也没有见过有系统的传记。”之所以这么看重这本书，如此迅捷地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显然，不是冲着作者，而是冲着它的内容。这内容，鲁迅在随《苦闷的象征》译文一道发表于1924年10月1日《晨报副镌》的《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中，是这样概括的：
其主旨，著者自己在第一部第四章中说得很分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他紧跟着说，由此感觉到“于我有翻译的必要”。出单行本时，他另撰《引言》再次倡伸：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有意义的处所罢：这是我所以冒昧开译的原因，自然也是太过分的奢望。
这不啻说，他看重《苦闷的象征》，在于此书所论能够切中“中国现在的精神”的要害；那大抵是，一方面“生命力受压抑”而陷于巨大的“苦闷懊恼”，另一方面这种压抑这种苦闷却“何其萎靡锢蔽”，而亟待突破升华为“天马行空似的精神”。总之，中国精神的大病在于苦闷，而自我救赎的途径却也恰恰在于从苦闷中爆发、将那苦闷淋漓尽致加以宣泄，以破窗而出、破釡沉舟的果敢，复归于“力的突进和跳跃”的生命与人格——这其实恰恰就是“狂人精神”，换言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囿于小说语言而未能直接点破的主题，《苦闷的象征》以理论语言点破了；它让鲁迅感到一拍即合，称道“实质本好”，力荐读者“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以知其意义所在。
原来，“狂人”便是一个“苦闷的象征”！
那么，是否可以说，以《狂人日记》发端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是从“苦闷”中产生的呢？我以为可以。
这时候，回头凝眸于路翎，恐将豁然发现他周身流动着“苦闷”的精神、意识与血液。如果说《狂人日记》隐含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精神母题，那么，我愿视路翎为这方面最典型、最充分的体现者；不特如此，我还想说整个七十一年人生中，他的创作，连同他这个人，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闷的象征”。
迄今为止，我所读过的最精彩的路翎评论——说来有些难以置信——是他的一个批判者写的。此即胡绳于1948年在香港那次批胡风派的高潮中写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收入作家出版社1955年《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一集）。
“最精彩”，非指其观点。撇开观点不论，它对路翎创作的要点、特色和精神内涵的抉握，竟然是所有有关路翎的论文——包括那些从正面展开的评论——中最为精准的，在我看来。
它就路翎小说提出的许多问题，几乎都是不能绕过的，虽然人们各自的看法较论者也许大相径庭。例如“流浪者气质”：
为什么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矿工劳动者显著地分属于流浪者气质与农民气质的两种类型呢？为什么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写着的人物（不论是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都带着流浪者的气质呢？为什么呢？就因为被朦胧地“寻求”着的“原始强力”和“个性解放”似乎是最同流浪者气质相合了。
这对于路翎的创作趣向，是一个敏锐的捕捉。而在胡绳，却并非偶然的发现。实际上，他看到了这背后路翎小说的本质冲动：“惯爱写神经质的人物以至疯狂心理”。就此，他提出了我认为可能是有关路翎的研究中最棒、最具价值的命题：
为什么神经质人物、疯子、流浪汉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呢？
我们可以不理会论者就此展开的“批判”（据说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作家“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所致），仅就他出色指出的这一现象论，真可谓触及了路翎创作的根本。
“疯子”，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字眼。是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从这两个字着手的，而它的含意，前文作为铺垫业已借鲁迅之译《苦闷的象征》略加阐述。现在，我们有了比《狂人日记》更充分的案例——一个“惯爱写神经质的人物以至疯狂心理”的作家——可供我们深细探究这样一个显著而奇特的精神现象。“为什么神经质人物、疯子、流浪汉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呢？”在胡绳，这问号包含着质疑以至责难，在我，它只触动一种思考——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困境的思考。
胡风冤案中，路翎无论罪名及遭遇之惨，均仅次于胡风；同样地，作为文学现象，路翎在胡风派中的重要性，亦仅次于胡风。胡、路之间的这种紧密性，有感情因素（路翎从走上文学道路到成名，完全出于胡风的发现与培养），有文学流派的结构、动力因素（胡是其文学话语的掌握者与阐释者，而路则以创作对此给予最成功的实践与体现；对胡风派来说，他们二人意味着“知”和“行”的统一）。然而，先于这两点实际上还有一个前提，即胡风的理论与路翎的创作之间，存在共同的内核，同气相求，天然共鸣。昔有伯牙子期之遇，以我看，胡风、路翎关系的实质，实类乎此。
我们进而溯寻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另一段渊源。众所周知，以《讲话》为指针的延安后中国主流文学，认为自己是鲁迅遗产的当然继承人，而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讲话》滔天罪行的胡风，也声称忠实于鲁迅精神。同样尊崇鲁迅，结果一方却把另一方打翻在地。究竟怎么回事呢？这曾是年少时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当然，彼时的解释不费吹灰之力——无非胡风以鲁迅学生“自居”，或者，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诸如此类。可翻翻历史陈帐，事实辄相反。鲁迅将胡风倚为心腹，当年文坛路人皆知，以致徐懋庸在那封激怒了鲁迅的有名的信中，愤愤然批评鲁迅被胡风“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鲁迅之亲近胡风也若此，以致后者可将他“据为私有”；此话出于旁人之口，不是胡风自己吹嘘，可见事情其实是真的。
那么，鲁迅如此赏识的胡风，其文学观又以什么为特色呢？曰“主观战斗精神”。这几个字，是胡风文学主张的核心，也是批判者们最不遗余力加以攻击的对象。由于本文主角并非胡风，我们对这理论不拟详述，而是借罗列一些基本语汇，来窥斑知豹——“突进不息的生命的力”、“精神的燃烧”、“苦闷”、“冲激力”、“人格力量”、“自我扩张”，同现实生活“肉搏”、“搏击”、“搏战”……这些，都是典型的胡风语汇。
任何思想都有来源，马克思主义不也有“三大来源”么？提起胡风文艺思想的来源，我们就不得不为目睹二十世纪文学史某个“冰山的一角”，而小小地激动一番了。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我们又回到了这本书。是的，它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来源。1934年，胡风在《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一文中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激情，渐渐凝聚到文学这样一种事物上，原因是“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的似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太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从此，他“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晚年他又确认，自己一生在文艺上的精神探寻，以“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起点：
二十年代初，我读到了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是洗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但他把创作的原动力归到性的苦闷上面当然是唯心论的。没有精神上的追求（苦闷）就没有创作，这是完全对的。但这个“苦闷”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也就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决不能只是生物学性质的东西。性的苦闷也是创作的动力，但这个性的苦闷也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略谈我与外国文学》）
从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到胡风由读“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而找到其文艺思考的突破点，其间“薪火相传”的轨迹甚明。谈到“后期鲁迅”的种种表现，学界似乎普遍认为，他已经完成某种“转变”了。然而，偏偏是从《苦闷的象征》受到启发并沿着这个方向切入文艺的胡风，成为“后期鲁迅”最为赏识之人，这个好像不起眼的“细节”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我由此而有“冰山一角”之想。鲁迅拜受“左联”盟主后的“种种表现”，固然确凿，但他的精神深处究竟是否如我们所“一举揭示”的那样，恐怕要因胡风的存在而打上问号。顺着这条线索，我觉得，似乎已被解释清楚了的二十世纪文学精神的源与流，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比如说，鲁迅→主流文学价值观，和鲁迅→胡风文艺思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这问题的背后，可能有一座“冰山”。
暂且将这样宏远的问题放下，回到本文主旨上。胡风从《苦闷的象征》中得到了他心仪的“洗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原力（对“庸俗社会学”的反拨，是他坚持不移的立场，也是他与主流文学观矛盾冲突的焦点），同时将它“生物性”偏向加以扬弃。在这取弃之间，胡风找到了他自己的有关文艺以“精神”突破“现实”的燃爆点，那就是深入察究和揭示社会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迫害、束缚、压抑和禁锢，透过累累“精神伤痕”的展现与刻画，唤醒解放的意识。
胡风凝视于精神伤害的目光，正来自《苦闷的象征》。只不过，在厨川那里“精神的伤害”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本，被表述成原欲“受过压抑和阻止”而形成的个人病理现象。胡风则用历史和社会的观点，另设命题，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这表述新增“奴役”一词，它的指向显然是社会性的。它着重强调，一个坏社会，其最坏之处，并不是从外部造成压迫和剥夺，而在于从精神上毁坏人，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沦为奴隶，导致人的各种病态的心理。
正是这里，埋伏着胡风思想与主流的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重大分歧。后者致力于劳苦大众的社会解放（改变其政治、经济地位）；胡风赞成这一工作，但认为仅仅如此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使所有人实现心灵解放，摆脱“精神奴役创伤”——或者说，真正的彻底的社会解放，应该是精神、思想和心灵的解放。自然，问题将集中于承不承认人民的身上存在“精神奴役创伤”。“精神奴役”的字眼令人不快。我们知道，按主流的革命意识形态观点，“人民”这个词，在“精神”上是正面的，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不可能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然而，倾慕胡风思想、为之击节并愿意团结在他身边的，也大有人在。路翎便是一位。他在最早的一封通信中，对胡风激动地说：“在中国，像我这样困苦在‘年青’里，困苦在‘生活’里的人一定很多吧，而且，是我们底同志一定很多吧，然而因为个人的或是社会的一些关系，我们很疏远，我们很少连我心灵底铁的一环而发挥不可抗拒的集体的力量。我们是散漫的。”（1940年2月21日，《胡风路翎文学书简》）晚年，未能走出精神病症的路翎，虽然写下三百余万字，却只有一篇回忆录《我与胡风》，思维是真正清晰有力的。文章一开始，他这样评论胡风：“在我心目中的他的形象是从他的作品、青年自学丛书里的《文学与生活》、《文艺笔谈》与《密云期风习小纪》里认识到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向生活的密林突进’的胡风。”
胡绳不是指出路翎创作“为什么神经质人物、疯子、流浪汉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吗？我们来看看胡风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与胡风》回忆，面对这种非议，胡风对路翎这么说：
你的小说，人们可能会说，所写的人物是病态的。人们要求“素淡”与心理描写的撙节。《饥饿的郭素娥》出版以后，有邵荃麟的赞美文章，但也有人认为你和我这位赞成者是“洪水猛兽”，说这种欧化的心理笔法不合“中国国情”，是“歇斯底里与不健康”。“不健康”的东西是有的，但是，自发性的反抗与自发的痉挛性（即使是潜伏的意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它是可宝贵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压下，更是这样的。如同阿垅常说的，人的精神受摧残不也正是所谓“不健康”么？
而路翎的回答，甚至比胡风更清晰、更透彻。关于自己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被以不合中国国情、欧化为由而认为“不健康”，他断然否定。他说，所谓“中国人民”没有这类心理，“我回答说，我认为是有这些的。”——
我十分坚持心理描写。正是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是我所寻求而且宝贵的；我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物的描写。
他和胡风共同认为，“把内心的热烈视为不合理的事物，是中国孔夫子遗留下来的麻木。”他们相信，人类的心理是相通的，不存在欧洲人才有强劲的内心力量而中国人却只适合内心一潭死水这样的道理——纵然表面看来如此，那也恰恰是几千年历史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或像鲁迅为介绍《苦闷的象征》而写《引言》中批判的那样：“非有天马行空似的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