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夏衍怎么说：“他变化大是在从延安出来之后”；“他从延安出来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变了。地位变了，被摆在领导者的岗位上。”这位老友还很细腻地指出周扬每一步变化的具体表现：“不过那时（指延安出来到建国前之间这段时间—引注）我们还可以和他开开玩笑，解放以后就不行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转达者。”（《摇荡的秋千.与夏衍谈周扬》）
变，是经历造成的。
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中国历来把权力看得很严肃，一旦权力在身，人也不得不跟着严肃起来，不严肃，似乎就引起权力的动摇。所以，不单名与器不可假于人，实际上，表情、语气和态度等，也不能随便假于人。“王命在身”，一定会端起架子。
夏衍前后所见的不同的周扬，与权力的增长相一致。很多人或许从中看到的是周扬个人权力的变化，其实更应该看到的是红色文学体制的变化。夏衍讲了一段颇重要的话：“一个人呀前后完全不同，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后完全不同……左联不同于地下党，党领导文艺不可以发号施令，发号施令仅仅在很小的圈子里面。那时他没有权的。”周扬的变化，形象地说明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发展历程。在上海的周扬，虽然担任左联领导职务，但“权力”意识还没有来打扰他。邓拓夫人丁一岚说得好：“我们那时投奔共产党，不是为了当官，还没有掌握政权怎么当官？”跟今天领导即官、官即领导不同，那时所谓“领导”，与其说拥有权力，不如说意味着担着更大责任而已。权力感，是随着获取政权的可能性渐渐明朗，而形成和增加的。那的确是延安以后的事。
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生、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开上海避险，钱亦石也“提出他因有公开职务不便多参加党的活动”（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最后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当他向党交出那份名单时，无疑从此确立了自己在文艺战线不可动摇的一种地位。这地位，是干出来的，甚至是用生命危险换来的。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人们多不清楚。挺过那段黑暗艰难的日子，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
30年代周扬的贡献，与左联联系着；同样，有关他的是非，也与左联联系着。为此，我们必须理一理左联的来历，尤其是把它的性质说清楚。
左联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简称。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文学组织化的开端，是现行文学体制之源。
它的诞生，想法来自于党，组建过程来自于党，日后的运转、工作之经费和内容也都来自于党。它是在20年代末“革命文学”兴起的条件下，由周恩来、李立三等当时中共高层分析形势，做出了整合文化力量、在这领域开辟革命战线的决定。经过数月筹划，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
但左联并不是孤立建立起来的，只因它名气太大，至今不少人只知左联，不知其他。其实，与它一道建立起来的，是党领导下整个文化艺术领域的完备的组织系统：
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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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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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社联”、“剧联”、“音联”、“美联”、“教联”在这塔状体系中，“文委”作为党的领导组织居于顶端，中间是“文总”，下面是各门类的分支组织。这是一个层次井然的组织结构，从中不难看到现在党领导文艺的职能分割和管理秩序的雏形。
这套系统，是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第一个实验。其基本构想，是以党为领导核心，将有进步作家以及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周围。简而言之，它包含两个诉求：坚定不移地体现党的领导，同时具有广泛性。这双重诉求，也决定了左联将在内外分别采取两种形态，即公开情形下是个社会团体，但是，左联内部实行党的领导。这样，又产生一个特殊需要：在党外寻找某个极具号召力又很合适的人，来担当左联的象征和盟主——显然，鲁迅是此位置的不二人选。
鲁迅了解并且接受这种关系。左联六年，党的领导和鲁迅个人权威之间有协调得比较好的时候，尤其左联党内领导为鲁迅所信任——例如1933年前由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时，误会既少，纵然发生，亦较易弥合。然而一旦情况有变，党内领导换成鲁迅不喜欢或不愿接受的人，原本潜在的相牴牾的可能性，即不免浮出表面。
读夏衍《懒寻旧梦录》可知，左联确实存在双重权威并立的格局，但对它可能带来的问题则估计不足。一方面，左联以党为核心，筹备小组十二人，“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党员”。另一方面，党又明确给以鲁迅在左联以特殊地位，最初两个重要文件——左联发起人名单和左联纲领——都是“拟出初稿之后，就选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从这样一个程序可以看出，鲁迅的地位和话语权是高于左联内党组织的。潘汉年还告诉夏衍，“中央负责同志（应指李立三—引注）和鲁迅谈话的时候”，鲁迅也提出了特殊要求，即：只挂名、一般不出席左联的会议，“有必要的、非他参加不可的，可以参加”。于是潘指示左联把每次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我（夏衍自己）向鲁迅汇报”。实际上，这使鲁迅在左联的地位更加特殊。这为后来诸多纷争与不快，埋下伏笔。
“周扬一伙”最早在鲁迅心中招致不快，起于前者的工作作风——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觉得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鲁迅既为盟主，左联成立之初，又从党中央和左联制度程序得到了对他权威加以尊重的承诺，他就有理由在心理上保持这种期待。当左联党内领导为他所信任，或双方沟通较畅时，他不会感到期待落空。可是后来，客观条件有变，他与党内领导的个人之间，渐不相谐，而白色恐怖又使彼此联系受到极大阻碍。这时，鲁迅对于自己权威在多大程度上还得到尊重，产生狐疑。他多次在私人通信中以曲折的语言表达这一点。例如发现左联出的一种刊物没有寄给自己，鲁迅把这说成“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据夏衍说，实际上是因为“1935年2月19日的大破坏”未能将刊物送达鲁迅，而“按这期刊物的内容来看”，绝没有对鲁迅“保密”的必要。左联内部有人就他的文章进行商榷，他描绘起来是：“用假名夹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糊不得要领。”“真好像见鬼”。在给胡风信中，指出周扬给他的印象，就是“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另一信，将左联的党内领导径直比作“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里固有鲁迅性格偏于多疑的作用，但左联存在党内党外两个层面则是事实；他上述想法和用语，说明他确实经常由此在心理上有一些活动和反应。
鲁迅的嫌怨表面化和公开化，是因两件事。第一件，1936年初左联解散；第二件，是紧跟着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
左联解散，从已有材料看，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苏联“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以极左著称，有口号“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解散。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改建色彩宽泛、较具弹性的“‘全苏维埃’名义的各种文学艺术组织”（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那时唯苏联马首是瞻，左联之建，本身就是比照“拉普”，事实上也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分部，基于这渊源，既然“拉普”被认为有封闭倾向、过左而解散，作为其中国版本的左联也失去存在依据。第二，1935年底，左联收到其驻共产国际总部的代表萧三来信，明确下达了解散左联的指令，这个指令是由王明做出的。第三，根据新形势，左联领导层产生另外组建文艺家新组织的想法。周扬派夏衍把这种想法转告茅盾：“夏衍告诉我，自上海党组织遭破坏后，‘左联’的工作陷入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行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可见，左联解散不仅以特定国际国内形势为背景，且有上级的直接指示，非“周扬一伙”擅自所为。
但鲁迅不赞成，也不理解。历史证明，解散左联，建立全国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是顺应历史的，也是符合党在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的。作为党的干部，周扬等必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夏衍托茅盾去对鲁迅解释：“它（指‘左联’）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缩小了。”把解散左联与发动文艺为抗日救亡服务的关系，讲得很清楚。
然而鲁迅得到解释，仍不同意解散左联。反对的理由是，担心统一战线中将失去“核心”和“组织”，亦即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后不知谁被谁统了去。茅盾把鲁迅的意见反馈回来，夏衍认为担心其实是不必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边，这就是核心”——夏的本意应是，抗日文艺统一战线当然还是由党来领导的。茅盾再次把话传给鲁迅，鲁迅却笑了：“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鲁迅的反对，至今存在一不可解处：萧三那封明令“解散”的信件，是经由鲁迅转交左联领导人的。夏衍回忆录十分肯定鲁迅看过此信。换言之，第一个或最早知悉此消息的人，恰恰是鲁迅。可知他的反对，应非事起突然所致。其次，对于解散的决定来自“上头”，非周起应之流擅自作主，他也应心知肚明。那么，他的反对究竟为何？多年后有人声称这表明鲁迅自觉反对王明路线（《摇荡的秋千.与王力谈周扬》），显然是无稽之谈。
对此，《懒寻旧梦录》有句话引起我的注意：“解散‘左联’，必须先在党内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花了约半个月的时间”。这句话，要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时间状态，从鲁迅转交萧三来信到将左联解散的决定通知鲁迅，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的悄无声息可能赋予了鲁迅诸如“秘密起来”的复杂猜想；二是程序状态，夏衍用词很明确，“必须先在党内取得了一致”，如果换在鲁迅的位置，以盟主心情和所曾得到的承诺来看，难免有被当成摆设的感受——而且是在这么一件关键的事情上。总之，还是双重权威的结构性矛盾致生罅隙。
经过再做工作，鲁迅表示他可以赞成成立新组织，但坚持左联也要保存（以秘密方式存在）。这个意见在“文总”讨论中，被认为是不适当的。鲁迅犹未甘愿，最后又提出一个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公开声明，宣陈解散的原因，是在文艺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动之举，并非由反动势力压迫所致（鲁迅的用词是“溃散”，见其与山本彥实的谈话纪录）。这个要求曾为“文总”考虑采纳，最终还是顾忌会影响新组织开展工作而放弃。至此，在左联解散问题上，鲁迅的立场和意见皆未得遵奉，而且不知何故，对不再发表公开的声明这一点，事先也未跟鲁迅打招呼，便即行解散左联。当左联联络员徐懋庸把既成事实告知鲁迅时，后者“就脸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回忆录》）
旋即发生“两个口号”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