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左联之争与“两个口号”论战，有直接因果关系。若非解散左联而形成的分歧和龃龉，不会有“两个口号”的论争。还可以推断，左联解散，一定会有“国防文学”随之提出；鲁迅的反对如影随形而至，也是完全可以预计到的。印象中，很少有人注意事情本身的这种惯性，却更多强调、渲染着别的因素，比如胡风和冯雪峰所起的作用，仿佛不是他们居中带来一些隔阂，论争就不会闹那么大，甚而还有可能避免。就此，翻出很多说法：50年代批判胡风时，斥责胡风蒙蔽鲁迅，挑拨离间；后来又有周扬一方误以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胡风所提、倘起初即知为鲁迅所提，便不会与之论战的说法，以及鲁迅早就对“四条汉子”怀疑胡风不满、嫌他们专门反对自己所信任的人的说法，等等。这些，基本都围绕人际关系做文章。当然，未必不夹杂这层因素，但更内在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鲁迅自己的思想立场，以及前面所谈左翼文化阵营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权威并立的格局。
如同解散左联一样，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主张，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作为左翼文艺界党内领导，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变化，所提出的今后文艺的工作任务。当时，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形下，周扬等仍克尽职守，努力搜集任何来自党的政治和思想动态。70年代末，周扬回忆道：
当时由于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得不到党的指示，看不到党的文件。党内思想相当混乱，我自己也茫然如在黑夜行路，暗中摸索，苦闷得很。我们只有靠从上海租界上一家名叫“Zietgeist” (“时代精神”)的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德国书店去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和其它有关书刊来看，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一九三五年秋，我在一期“国际通讯”上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王明的发言。不久，我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我们当时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党的最高领导和最大权威，对它是无限信赖和崇敬的。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得到了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真是无法形容呵。我马上在同志们中间进行翻译和传达。这次国际大会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的战略任务，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 倾错误的危害性。“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我由于封建家庭出身和所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入党以后就参加领导工作，脱离实际，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工作中也有过“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现在看到了这些批判“左”倾错误的文件，又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我们提 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
除了自己的尽力揣摸和思考，萧三那封信也间接证实了周扬等对党的思想路线动向的解读，基本正确。可见，“国防文学”在党的政策上确有根据。虽然王明路线后来被批判，但《八一宣言》本身还是正确的。况且，也不能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不执行党的路线。
那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其含义来说究竟要反对“国防文学”什么，抑或在何种意义上反对“国防文学”？仅从字面上粗看，两者都是主张抗战的文学口号，似乎没有质的区别，我自己以往即感不得要领。
关键在于鲁迅口号里的两个词：革命；大众。“革命”，当然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大众”一词的含义，则极易误解，事实上，在30年代左翼文化范畴下，“大众”是一个特指，绝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般民众”。曾任左联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说：
“大众”二字在“左联”的历史曾经是有过固定的含义的。“左联”一贯用大众作为工农群众用的，“左联”建立的大众文艺工作委员会，就是在工人中进行文艺活动的。大众文学的含义就是工农文学，在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知识分子的中国文艺界，大众文学怎样能成为团结一切作家统一战线的口号呢？（《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
把这两个词理解对，即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仍旧带着典型左联色彩——《懒寻旧梦录》评价它“比较左”——这跟鲁迅开始强烈反对解散左联、及至勉强同意成立新组织却依然谋求秘密保留左联的思路，是相连贯的。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两个口号”之间的不同了：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是立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调整策略，使革命文艺与20年代末以来的“左翼”概念相剥离，转向并服从于建立尽可能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世界范围论则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而鲁迅所不能接受的正是“统一战线”，或者，怀疑“统一战线”将使无产阶级失去领导权。他对茅盾说：“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我走过的道路》）同样的看法，也对徐懋庸讲过：“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徐懋庸回忆录》）他写信给曹靖华，挖苦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指解散左联、另外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到后来，竟至于猜想解散左联、提出“国防文学”的“周扬一伙”，“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基于此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意在替“无产阶级”在抗战文学中争夺主导权，和制止“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倾向。
设想一下，分别站在他们各自立场看对方会如何？大概是一方认为对方太右，另一方则认为对方太左。这两个口号之间的是非，在当时确实不易看清。直接看，鲁迅比周扬等人革命得多。然而，它们所争论的问题作为历史一页翻过去后，结论还是清楚的。翌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形势下，国共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共识，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承认国民政府、红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这些政治变故与“国防文学”口号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如果鲁迅能活到亲眼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未知心中作何感想——据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西安事变”后，冯雪峰随中央代表团去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合作谈判，即因不能接受取消苏维埃、改编红军等，与博古闹崩，不再奉陪，一怒跑回浙江老家（冯的脾气素来很火爆的）。此一情节，颇可为“两个口号”论争作注——只是鲁迅所疑虑的“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的后果，显然没有发生。
故事发生整整七十年来，一直纠缠于“是非”二字，而演出许多恩怨乃至悲剧。但我想其实这两件事偏偏与“是非”无关。周扬一方总没有什么错，他们尽着本职，体会中央精神，而且体会得颇为正确。鲁迅有自己的思想立场，或于周扬所提口号的内容想不通，表达不同意见，也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实应跳出“是非”，立足于红色文艺的结构、体制或其生产方式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给予符合历史的解读。
我想，那就是红色文学一只脚刚刚踏入组织化结构，关系尚未理顺所致。首先，设若不面临组织化的问题，鲁迅与“周扬一伙”之间，发生再大的分歧和论争，也只是广义上的“文人相轻”普通一幕而已，引不出那么持久的故事。其次，设若组织化文学体制内关系已经理顺，话语秩序井然，大家各安其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麻烦就出在当时左翼文化阵营业被纳入组织化架构，但其工作原理却还有些含糊和混乱。“文委”、“文总”应该是唯一领导核心，鲁迅固是精神象征，但整个左翼文化的话语权应由“文委”、“文总”完全掌握。这样一种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置乎后世，无人不知，无人会作另外理解。可是30年代的认识大约还不能非常透彻、明睿。当周扬等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鲁迅就没有从组织的高度来认识和服从，他觉得他们不对，办了错事、观点不正确，就公开地反对和批判。而周扬一方虽有尊重鲁迅崇高威望的义务，但更有体现和执行党的政策的责任，这是当时特有的一种两难处境，而相权之下，他们只能选择后者。他们办事和说话，都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组织——解散左联和“国防文学”口号，都是组织决定，是很严肃的，怎么可以说改就改呢？其中矛盾，原原本本来说，无非如此。可是后来却屡屡被利用，打击这个，或打击那个，致成不解的积怨，播弄文坛半世纪，耗去太多精力以至生命，这才令人错愕扼腕。胡风、冯雪峰先跌入深渊，继之，“四条汉子”也被抹黑打倒，双方最终竟然同归于尽，成就一段啼笑因缘。
1976年周扬就这段往事上书中央，不外乎一是“澄清”，二是以某种方式给它划上句号。个中情怀可以理解，但读了却让人颇为感慨。上书说：
我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事先也没有请示鲁迅先生，这是错误的。
这不是事实，“国防文学”是根据《八一宣言》提出来的，也确实符合党的政策变化，怎么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呢？“请示”用词也不恰当，如果鲁迅乃是党内组织上的相关最高领导，应该“请示”，但并不是；虽然鲁迅被承认在左联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从组织原则上讲，党做出任何决定，对他实际上都只应该是征求意见，而不存“请示”之义。“请示”云云，恰恰反映了左联组织建设上的不成熟与尴尬。又说：
我们在对“国防文学”的解释，特别是在对待“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关系上表现了浓厚的“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应该“并存”，而我们却连“并存”也反对，一定要以“国防文学”为“正统”。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错误。
这不但不是事实，且将事实颠倒。事实上，两个口号之间，“国防文学”是开放、打破阶级界限、面向一切主张抗日的作家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对此加以批判因而是有一定关门主义倾向的。至于“并存”之不可行，乃是“文总”集体讨论后的看法，会上胡乔木做了长篇发言，指出统一战线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不好，容易造成宗派主义（《徐懋庸回忆录》）。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一定要以‘国防文学’为‘正统’”，也没有错吧？组织决定，当然应该是“正统”。
周扬的这个上书，明显存遗了对于“文革”的余悸，但也有人把它说成显示了放达的自我批评态度，以冀息事宁人。但我总觉得其中有沧桑，有世故。四十年前周扬面对文坛巨人、泰斗，我以为是不失直率的，也是守则和守责的；而四十年后的悔意——其实在延安他已开始检讨当初对鲁迅“不够尊重”——固然可能发自内心，但如果所悔乃是当时的讲原则和克尽职责，则未必不是人格的一种磨损。无论如何，周扬会从30年代“初入江湖”的经历中汲取很多“教训”。他的内心世界，最初也许就是从这儿开始了悄悄的变化。
4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辞世了，而上海左翼文化界则因是年两度大的风波颇伤元气，周扬等自从知悉胡风口号实为鲁迅所主，停止争论，双方随即陷入“冷战”。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一切更像是在十字路口，一时间，周扬在工作上似乎无事可做，“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居家著译，译出《安娜.卡列尼娜》，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研究亦于此时开展。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和艾思奇、周立波、舒群、李初梨等奔赴延安。从上海到延安，意味着现代中国红色文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战斗时期结束，同时，开始了另一个向成熟、严密的体制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也正是从这一刻，周扬与自己在上海近十年的密友夏衍转向不同的人生，后者先留在上海，再辗转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继续着同先前相似的生涯，周扬则来到中共大本营的延安，在相对稳定、安静的环境中，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从这时起，渐渐可以成立了。前此，周扬是一个战士，甚至像隐姓埋名、涉险江湖的侠士；现在，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员”，被嵌入上/下、前/后、左/右关系至为明确的权力秩序，以程序化的有条不紊的方式工作、存在、思考与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