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是老延安。我曾经编一本《延安时期党的干部作风》，其中就有一篇陈涌写的文章。那时候他还年轻，但文章已经写得很老辣，也很有思想。字里行间透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文章是批评享乐主义的。针对一些人向往大都市，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倾向，写得很中肯，批评也很透彻深刻。
他那一篇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当时一定是引起不小震动的。文笔与观点今天读来仍觉亲切、新鲜，很能发人深思。那时候他大约二十多岁，已经显露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敏锐的思想和非常的勇气。针对“由于胜利，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倾向而大喝一声，陈涌是第一人。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同样的话。可见青年陈涌是独立的观察者，又是活跃而大胆的思考者。
他的一生都保持了同样的风格。
他进城以后，转向文艺理论战线，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大无畏的战斗的风采，为捍卫以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为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路线和方针，英勇奋斗一生，直至晚年，仍然奋斗不记不得第一次在哪里同他见面。但早就知道他是文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同一位文友在马路边上散步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老年人，个子不高，稍胖，面色红润，走路低着头，目光专注而执着地瞅着自己朝两侧分开着的脚尖。老人显然是在散步，更像是在思考问题。“哎，这不是陈涌同志吗！”文友很热情地同老人打着招呼。显然是很熟悉的人邂逅相遇时才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两人很亲热地握着手，显然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老人突然变得像年轻人一样的兴奋起来。望着一边的我，那表情与目光更像是面对着老朋友一样。文友忙介绍说：“这位是《群山》的作者，你们住得很近，只隔着—条马路，是对门邻家。这位就是你经常提到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同志。”我听得眼睛一亮，原来这就是陈涌同志，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走在大街上，谁又能够把他同那个响亮的名字和那些影响深远的论著联系起来呢？而且我们还住得这么近，这真是人生的一种缘分。也许是因为那位文友的介绍，也许是他读过《群山》，总之我们一见如故。当下老人拉住我们的手，一定要我们到他的家里坐坐。我们起初怕影响他的工作推辞说以后专程拜访。陈涌说什么也不依。三个人便一起到了他家。
他住在万寿路那个部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院子里，但当你走进他家，看到那四壁空空的粉墙和早已过吋了的家具陈设，无论如何想像不出他会是享受部级待遇的老同志。
他的客厅兼书房的屋子里，除了几只五六十年代可见的公文柜装着满满的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艺品之类的摆设。屋里没有一只茶几，老人热情地为客人倒了水，便顺手提来自己坐的椅子，派上了临时茶几的用场。我们坐着的两只简易沙发，也是早已破旧不堪，不单是漆皮脱落，坐著也是咯吱乱叫，仿佛不堪重负的呻吟。陈涌为我们倒好了茶，自己反倒无处就坐了，便若无其事地靠在那张同样破旧的书桌上同客人交谈起来。起初我俩还起身要让座给他，但很快便进人了交谈的境界而忘了清贫的窘迫。陈涌大概是广东人，到北方时间久了，说起话来虽仍带很浓的广东味，但却完全能够听懂。话题很快就涉及到对当时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种种不良倾向和思潮的看法。这时候的他，全然不像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而真正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战士。
他嗓音洪亮，脸色通红，满头的苍发抖擞着，像诗人在朗读自己的诗作，完全进人了忘我境界。那种热情、责任与深刻使你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
他谈话言语不多，但条理清晰，言词更是格外的严谨精当。
是纯粹口语化了的书面语。静听他一席话，如果整理出来，就是一段绝好的文章。那日见面，就在这样的交谈中度过。那个冬日的下午，阳光温暖的下午，陈涌的客厅里却令人感到西北风袭来—样的冷峻。整个的屋子，没有一盆花，没有一株草，惟有那些枯黄的码叠得并不整齐的书。屋子主人的脸上，也是岩石冰雪一般的冷峻。
此刻你无论如何是再也找不到了那个独自一人在马路边上散步的老头儿了。那个老人虽然就在你的面前，但他却仿佛早已化做了一块岩石，一座高山，铁骨铮铮地耸立在你面前。
他的言语，展现了他的精神的强大，令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以后的日子，由于离得近，更由于陈涌的精神魅力，我成了他屋里的常客，在他休息的时候陪他散步成了我一种很奢侈的精神享受。无论春夏秋冬，我们沿着院墙之外的林阴大道，慢慢地走去，陈涌就会敞开思想，把他最近读的书、思考的问题和将要或正在写的文章娓娓道来，我只是默默地听，并不插话，更很少发表看法。只有当他停下来征求我对某一问题的意见时，我才简明地加以回答。我害怕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愿错过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同陈涌的每次交谈，我都差不多会想到这句成语，总会感慨不已。生命衰老的脚步对于像他这一类智慧的老人，应该停顿下来。
他们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的重要啊。不久，孙犁作品研讨会在河北省白洋淀召开，我应邀出席，陈涌也不顾酷暑炎热，执意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他的发言又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借评价孙犁作品之机，对尚未肃淸，甚至在某些人的作品中愈演愈烈的形形色色的倾向提出了严正的批评。
在那次会上，我又一次惊讶地看到了那个平时少言寡语的慈祥的老头儿突然变成了奋不顾身的战士。讲到激动处，他声色俱厉，一副冲锋陷阵的样子，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研讨会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我这才明白了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召开孙犁作品研讨会。研讨的结果，使大家统一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即现实主义的伟大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深厚的传统艺术规律永远都不会过时，文艺永远都不可能脱离开政治而独立存在，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毛主席《讲话》中早已解决了，但在现实实践中又的确变得很成问题。听着陈涌的即兴发言，我再次意识到了，他的确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
在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着斗争的旗帜，那情形同当年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冲锋陷阵一样。半个多世纪以后，他仍然是战士。那次会后不久，我创作了散文《白洋淀咏叹》，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抨击了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种种错误思潮所形成的精神污染。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新华文摘转载了全文。陈涌读了很高兴，立即打电话给我表示赞赏并加以鼓励。
他讲，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广大读者欢迎和企盼看到这样的文章。
他讲着这些话，声音里透出很兴奋的情绪，像年轻人一样的充满激情和朝气。
他总是那样的执着，又是那样的单纯，充满年轻人般的精神活力。同他交谈，常常使人觉得一种浮华落尽的超脱，感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常能从他的语句之中体会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和“游目骋怀”的高妙境界。
他的确是一尊岩石，一座山，有时又像一棵大树一样的苍翠蓊郁，气象卓然。生命的气息无限，永远都不知老之将至。以后我下基层工作，对此陈涌是很支持的。临行之时，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无论多忙，也不要放弃写作。”我望着他那在风中抖动的满头苍发，突然意识到了离别的愁楚。想到了王维的“渭城朝雨……”此行虽不是西出阳关，但真正能够使我时时尽情倾听和敞开胸襟交谈的“故人”又在哪里呢？果然，下派基层工作，就如同下海游泳一样的身不由己。人在风浪中搏击，时间便过得飞快。有一段日子没同陈涌联系，只是不时地想到他，打算等忙过了这阵儿一回到北京就去看望他。不料却在《文艺报》上看到了他患癌症动手术的消息。我心中的痛苦和不平静可以想见。默然之中，遥祝他老人家能闯过难关，康复出院。并幻想着能同他一起散步拉话。由于俗务缠绕，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也不知道他的境况如何。几年后，当我回到北京，独自一个人在那条熟悉的林阴道上散步的时候，我想到了陈涌，耳边又响起了他那浓重广东味的普通话，眼前又浮现出他那满头苍发〒的慈祥的面容。多么好的一个饱学智慧的老人。我感谢陈涌同志的言传身教，使我在人生的路上总能艰难前行。好在他发表了他的著作《在新时期面前》，那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留人世。
他那战士的精神之火，终是不熄的。今年国庆节，我终于又见到了陈涌同志。还是与那位朋友一道，去看望了这位85岁的老人。
他战胜了癌症，五年前手术出院。
他坚持锻炼，坚持看书写作。
他的新著即将问世。老人仍然像十多年前一样热情好客，一样兴致勃勃。我们谈论读书、保健，谈论文艺界的问题和论争，谈论当前的文艺创作及批评。
他耳聪目明，可谓身健笔健。书桌和客厅到处是堆放着的书，他仍然在奋斗。
他坚持要请我们吃饭，然后沿着王府井大街散步、交谈。我们在热闹的人群中行走，陈涌老人像年轻人一样兴致高昂。仿佛一切都刚刚开始，等待他的是更辉煌的明天。200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