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以充满智慧的认识获得最高灵魂的人；是在统一的灵魂中发现最高灵魂与内在我具有完美和谐的人；他们是在内心摆脱了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是在今世的全部活动中感受到他（最高神），并且已经获得宁静的人。
——《蒙达迦奥义书》
上篇
时隔两千五百年，真的已经再无能力复原那个动机了么？
那个人不顾一切抛弃了家同——他的口的只是为了到达另一个家园？
史册中的复述似乎早成定癈，关于四谛来源的论述也已耳熟能详——路行中，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个濒死的病人、一个乞丐，或者还有一场葬礼这个后来人常提起的老、病、死真只是那个他决意要出家的原因么？如上场景给王子悉达多的感受，和他对诸种人生之苦晟终解脱的寻求后来成了他的教义、正因为此，那个在公认史实背后的心情也许一再被略了过去，历史告知我们的只是一种结论，渐渐地，我们已不习惯去问纸型、史册、卷宗、典籍以外的东西。
当然也还有一种解释。关于出走——
奥古斯特.卡尔.赖肖尔在其《佛教》中言及精神物质，认为沉思默想的印度人对物质、奢华、权力和名望等孜孜追求的怀疑基于或导向了如下一种信仰：物质生活及享受并非美好生活的最重要部分，却恰恰是高尚精神生活的反而。“这种信仰使大量的印度人抛弃世间正常的生活，涌人森林和山洞去做隐士和遁世者，以求免于物欲、情欲的奴役和人际关系的纠缠，他们试图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安适、永恒的东西和真正的满足。”——佛教因物质的起疑到对内心精神生活转入的这个缘起，在赖肖尔本人，也只得于外界的观察而非体悟——因为悉达多放下的不仅是物质，备遭困扰的他对物之上的诸多精神也同样做到了步步离弃。
对佛人格精神的漠视，模糊了佛教教之先的原初性、心灵性与佛本身的血肉感。
舍利被埋在了塔里。
很多年过去。直到那个人提出了怀疑——
为了探究“我”，探究“自我”，还有别的路途值得寻找吗。没确人指出过这样的路途，没有人知道过这样的路。
婆罗门们知道一切事情，他们的圣经记载着一切事；他们研究过一切事情——世界之造成、语言之起源、食物、吸气、吐气、器官之排列、神们的行为。他们知道太多太多的事情：然而，如果他们却不知道这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一件惟一重要的事，那么，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事情还值得知道吗？
1922年一篇名为《席特哈尔达》的小说否定了于物质与精神关系中找寻动机的方案。
被称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骑士”的赫尔曼·黑塞将那动机局限在严格的精神领域里，只是选择，隔开了这个人与他原有的生活。他在《自传》里专意提到外祖父是传教士、研究印度的专家，父、母亲都曾一度在印度从事传教而自己在莫尔布隆修道院神学院读过书、却自称西方大牌哲学家——包括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等——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对他的影响大。他在早年，也经历了违逆祖传的笃信宗教家庭的内心危机——逃出神学院，跟钟表匠做学徒——《轮下》记述了这段背离的苦痛与自由。走出了一个集团之后，首先所获得的那种自我的感受，是史录无法追记的。也正是这个，才使他在写那个与释迦同名人（从以后情节的发展，可以说主人公悉达多即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决意已定的出走时会有那般切近的描述：
悉达多走进屋子里。他父亲正坐在木皮做的席子上，他走到他父亲身后，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是你吗？悉达多，”老婆罗门问道，“你心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悉达多说：……我是来告诉惩我想明天离开您这家园，去加入苦行者们的行列，我愿意成为一个沙门……
那老婆罗门沉默不语。沉默继续了很久很久，星星一颗颗经过小窗口外的天空，星座改变了位置。
他儿子站着，沉默、不动，双臂横盘在胸前。
后来是做父亲的打破沉默的拒绝，可是——那做儿子的依旧双臂横盘胸前，沉默不语。
“你为什么还要等待？”他父亲问道。
“你晓得为什么？”悉达多回答道。
此后是做父亲的离开。再此后是无法入睡的父亲在长夜里一连几个钟点所看到的站在原地不动等待着的儿子。这里，时年45岁的作家竟如一个初学写作者四次连用了同一句式——一个钟点过去了；又一个钟点过去了。然而；
悉达多站在那里。
悉达多依旧站在那里。
悉达多站在那里，在月光里，在星光里，在黑暗里。他站在那里不动。
终于在那夜的最后一个钟点，做父亲的走进屋去，面对着高大又陌生的儿子，那已是毫无退路的对话了——却是多年来每读一遍都舍不得放过的——
“悉达多，”他说，“你为什么还要等待？”
“你知道为什么？”
“你要一直站着等待，等到天明、中午、晚上？”
“我要站着等。”
“你会疲倦的。”
“我会疲倦。”
“你会睡着的。”
“我不会睡着。”
“你会死的，悉达多。”
“我会死。”
此后的对话更是让人心悸；对应“你宁愿死，也不愿服从你的父亲”的懊恼，竟是“悉达多愿做他父亲指示他做的事”的回答。在悉达多望着远方的眼睛里，父亲知道儿子已经离开了他，“父亲”一词发生了置换，一个新的父亲诞生了，那个他要做的沙门的意志；虽然最终悉达多也同样离开了这时诞生并主宰了他的意志，但是此时，他服从的是这个精神之父的指示，他只能服从那一刹那响在他内心的声音。
冥冥中，一场跋涉就这样找到了开端。
内化教义的个体化的身体力行。是各类经典中寻不见的。文学，此时，再一次充当了历史的补白。
后来，释迦牟尼在波罗奈斯传教结束而向优娄频罗进发传教之前，他对弟子的告诫是——不许结伴而行，务必独自游历教化——即要求每一位弟子以个体的自我面对向他一人展开的世界，体验、亲证、自律、实践教义与人生。释迦也是一人向他当初获得正觉的优娄频罗走去的。
一个人，在路上。这个意象，或许就蕴含着一种宗教。
在我去过的寺院庵堂，曾不止一次与他的圣容对视，因为大多数情况的仰望（那塑像总是被塑得高高的，俯瞰着众生），总是在那一瞬时会突然停顿思想。与那样的一种被后人诠释过了的目光对视，仍然有某种奇妙的感受难以传达，记得在五台山面对一尊释迦像的时候，会在膜拜之后突然生出要变成他的感情，那是1990年深秋。此前此后，我在龙门云岗，也曾遇到过那样的目光。正好这几次去，都没有太多人，寂寥空间里那种无声息的对话和对淡后所获得的那种心境的清明，是用手写不出的。问题是，面对一尊泥、石、金或别的什么可致不朽腐的雕像时，会有很多膜拜者想到他的肉身么？他的血肉之躯，他也曾有过的呼吸、爱憎、坚执与抛弃，会想到他的苦恼，和终生为免除这绝非他个人的苦恼而献出的一切，王位、富足、亲人及至生命。会有很多人么，即使如此仍觉亲近，而不仅只是仰望。
对经典注释太多，犹如酒掺了水，反品出出酒的味道了。佛陀，尽管后世人尊他为神以显敬仰，却是违逆佛陀本意的——“我不是僧团的统治者，我灭度后，也不需要有一个统治者。”这种对任何形式权威的反对与他青年时期放弃王位继承人身份其实是放弃一种统治体制相一致，他在精神领域里也同样反对领袖一说。“汝当自依”，《大般涅槃经》中这句遗言语重心长。
乔达摩悉达多于公元前560年出生于现在尼泊尔南部的弱小民族——释迦国，是净饭王的王子。高贵的生活保证了最好的教育——包括一个王权继承人的武艺与帅才。然而成为一个国王不是他所要的理想。29岁，释迦出家。他舍弃王位后对迦毗罗城的告别，入拘利国再南下对阿诺摩河的渡过，他剃除须发，独自一人托钵行乞朝距出发地600公里的摩揭陀国走去的那段路程中的心境现已无法测度了。一个人，在路上。漫长的修行开始了，这时的释迦小再以一个王权继承人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自由地选择自己生活意义的人向目的地走去的。摩揭陀王舍城，优娄频罗舍那村。恒河支流的尼连河岩的苦行林，伽耶城，距此须10天跋涉200公里外波罗奈斯的鹿野苑，从鹿野苑再折回优娄频罗，摩揭陀国，舍卫城，拘尸那揭罗城，从婆吒百村渡过恒河回归故乡途中，无论放弃、正觉还是传教，这些地点与行程一一记录了这个初衷。
然而，在佛陀单纯的一生中，有过几次让后人颇费心思的转折：
为什么佛陀要抛弃他现成给定的富足生活与王位继承权而出家过流浪人的生活？为什么在他的禅定修养已达到很高造诣而不得不令其师事的两位当时全国水平最高的禅定家惊讶并打算立他为思想继承人时，他却离开了他们？为什么在他已与苦行对质了长达6到10年而品尝了一般苦行者都未能做到的一切肉体磨难之苦并使得周遭人都满怀敬佩之情如圣人般看待他时，他却放弃了这甚至是垂手可得的名誉而离开了苦行林？为什么在他于毕钵罗树下（这棵树后来被称为菩提）趺坐成道后实际已是全国最具境界的哲悟家而还要徒步跋涉到几百里外的异地去传教呢？为什么在他已然拥有了近千名弟子后却不满足于平平静静做导师的生涯而还要坚持一个人独行游历教化呢？与婆罗门的对恃与征服，对提婆达多叛逆的粉碎，九横大难之后，在他80岁高龄时，在释迦族灭亡后，他为什么还会从婆吒百村渡恒河并选定他的故乡作为他最后传教的方向呢？为什么，他能小顺恶疾缠身在弟子劝他休息时还要侧卧于沙罗双树间支撑着为前来寻访的沙门说法并以此作为自己临终的方式呢？
这是一个一生写满了离开、丧失、告别与放弃的佛陀。
一个人，如果不是一定要得到他需要的东西，他绝对做不到这种对已有的放弃。因为那太冒险。拿已有去抵押未知，恐怕只有那些内心呼唤异常强烈同时意志异样坚决的人才能做到。
释迦的第一次放弃是针对王权、家庭的。
他的出家行为本身，是对命运安排好的他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拒绝，同时拒绝的还有异常优厚的财富、地位。而在出家的表象背后，是对政治、政体乃至整个统治权的放弃。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我的释尊观》中曾说，“他选择了由权力主义即成为形而下的世界之王转为从形而上的层次来看待世界的哲学之王的立场”；置身体制与文化之外，于时代变迁、时间流逝之上追寻某种精神意的真理以存放生命，或说在可变的物质世界寻找生命价值的永恒性，是这次放弃的内涵。出家使释尊成了一个边缘人，拒斥原有体制文化的同时，他还放弃了家庭，放弃了意味着世俗生活的对其精神反省方式产生逆向作用的障碍物的纠缠，王权喻意的政治及其武力特征、家庭喻意的生活的世俗性的跳出，释迦获得了思想独立的可能。对武力的坚决否定——此后还包括对摩揭陀国王让其指挥军队事件，对频婆沙罗的拒绝到摩揭陀国王对他的皈依——都体现了他对终极意义的看重，最后释迦族为武力所灭，不能不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而他在80岁临终之时仍要坚持回故乡传教（有人拟断其为归根感所支使，或为老年找一个安息地），我以为他是仍想以他的思想去祛除武力统治而通过救心来救国。这时他的襟怀已超越了一个可以用边界划定的国家，虽然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爱国者，以他个人的方式。
释迦的第二次放弃是对名望、利益的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