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底我们谁成功呢，”这是那疑问，其实已包含了肯定。衣袂变了，骨殖却没变，结局动了，情节不同，表意却末动，在《史记.刺客列传》已是绝笔之后两千年，还能有这样的不惮于写心的文字出现，已是奇迹，不想，这文字里活着的荆轲却还比实史中的荆轲多一层东西，个性里，他有着任何当权者——无论秦王还是燕太子都夺不去的东西，所以于事件中突现的只是人格，尊严在里，和着与时代共生却长于生命的迷惘也在里。
这就是荆轲的故事，和那行为曾暗示我们的意义。
它需要不断地出土。
尤其在一个慌乱于物而冷淡于神的时代里。
这个神，不是外设的。这个神，长在人的体内。
同年7月，何大草的另一篇议论性文字《看剑》，可视作对他这篇小说的补充。其中这样的句子——“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先秦的刺客，再度成为中国文化人关注的焦点人物”——道出了世纪交接处的时代对传统重做诠释的焦虑，为战国时人的其与正义贴上了唯美主义的封条，他在解释他写作《衣冠似雪》的动机——只是为找到荆轲的动机——同时，还依据于“士”的分析提出了对古侠的新的认识，他认为《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其实实是些书生气很重的人，是书生，今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对于骨子内里东西的发现参杂其中，成为主干，这大概可以通俗地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末甚至在每一世纪的转换处都会有一种对侠的回视。19世纪是康、梁集团，这种回视是不就是一种内视，在应该有人神清目明的时候站出来。用一柄剑将历史重重的幕帐挑开，一一演尽剑气岁月里的往事，不免有臆测与主观，但有一点是肯定了的，对于“士”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其间的侠的人格不该被时间冲得散落，而且，在人格内部，了断生死或许做得容易，不易的是其后的自我选择和自由意志相叠合并一贯到底。这其实是侠或者士在一个人格淡化的年代共同面对的问题。
由此，再看1995年同年的一篇写荆轲的短议，就会体味出迥然不同于荆轲时代的冷峻客观。在《荆轲，侠士或刺客》的题下，黄橙提出的也是一个理性时代的疑惑，在“义”与“名”，玲血、热血的“正看”“反看”里，尚节义的义勇精神得到了倡扬也遭受模糊；对于这样一种效果而言，也许这个时代真需要的是一种极端，气质上，在荆轲提剑不返的形象与盖聂坐而论剑的风度之间选择，可能将划开下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阵营。其实界限早有圈定，之所以引证了这么多的侠的故事以至写作成了考证，也不过是为了这一个日渐显明的结论。
至此，关于侠的个案考察及其在历史文化中的贯通描述可以告一段落了。侠的精神和这精神所附身的形象，在各个年代里都能找到其在那一现实里的文化象征，而无论如何，与侠写在一起的心性自由、纵横开阖的浪漫主义，激扬正直、嫉恶如仇的理想主义，去伪存真、优雅高贵、要求纯粹的唯美主义，特立独行、沉默冷峻的神秘主义，崇尚节义不惜生命并身体力行之的英雄主义，诸多有史以来与之关联而为历史所书写到的主义等华美外衣下，其实包裹的也只是最质朴的核，我称之为“少年精神”。现在还尚无力为这一诗意的称谓找到与之匹配的概念解释，只能以下面不够周全的形容讲述它的内涵，是：少年一般的心情，青春气，活力，锐敏，是积极，是不拘于文化的个性，是创造文化的可能，是充满向往、希望、梦幻的心理定位，是活泼，是有所为……据说中国的唐代是这一精神的一种文化典范，在拂、侠混合的时代而出的少年精神，体现在最能代表唐代的诗歌上，返顾历史上李白等人普遍的咏侠诗，侠骨以文的方式留存下来，而少年精神的表现不仅局限于文学，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个方而，所必称为盛世，这是此前此后都未能达到的峰巅；它在文化上不仅可与世界对话，而且事实上是引领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这也是此后年代所未能达到的，仔细分析一个社会的面貌是小能绕开文化精神背景的，而在唐代，最重要的文化精神，是不能不考虑它的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的。在这个意思不看侠，店代是保留战同时的民问与贵族相交融的侠之气质的最好的年代了，而且它是用了最文化的形式保存了它，整个唐代真的是很少战乱，它证明了一个和平年代也能保持一种浪漫精神的结论，以它完好的实践。唐代的盛世景观当然归结为它各方面的成熟，文化思想上它达到的儒、道、佛的平衡，但我认为这个盛世的活力之处，不可忽略的是它完好无损地通过艺术的形式对先秦侠的保留，这可以视作是对庸文化一直被学界认作女性文化大成时代的一个反驳；唐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在它优柔成熟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少年的心。
这使我再次想到中国奉上文化脉络的三个源头——懦、道、侠。对于它们的起点处的个性特征的分析前曾涉及，儒一诞生，已是中年，它的人世道德又一直发挥着它的中年特点，它是求群性和谐的：道则开始于老年，如果说老庄之时还有青年味的话，那么它是愈来愈老的，讲出世的超脱，其间的消极与它的离性、灭性相联，是求天人和谐的；侠却是少年的，精神而言，这一质地从未变过，它是求个性和谐（而非传统所认为的个性冲突，这单的和谐有自我人格统一实现的意义）的；也许正因为此，它在一个“老”成为文化面貌的国度里才备遭损抑。而它的思想，也一直未得到大力发展与当权者的重视，人世与出世之间，在易于为中围人接受的两种文化两种人生意向、人生态度的夹缝里，侠这种建设性很强的思想，曾被认作是极富破坏性的范畴而加以排斥和贬抑。贬抑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的畸形发展，少年精神的取缔，是一个占老得失去了再生能力的国度的出现，所以再无唐代那种融合能力，那种卷气昂扬的少年气质也已经真正沉入了梦里。也许这就是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日渐落后以至部分丧失掉引领、创造者角色的原因。
引我惊异的，是侠这一种文化对书写权的放弃，虽然在各时代的浪漫主义作品里都能找到它的思想，但在那产生大理论的百家争鸣时代却难以找见一部如儒之《论语》、道之《道德经》的著作束；当然即便是先秦，如儒、道，也是述而不作占了统治地位，人世、出世两大家的源头之作也都是学牛后人的记录，这种文化特质，这种对书写权的自觉放弃是这一民族文化不同于他族的特点，然而它的背后所述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而且，侠这一思想则做得更绝，更彻底，它在源头的对文字与语言——对整体描述行为的放弃，义区别于一民族文化内部的懦、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好像一开始，它所放弃的，只是“说”的一种方式，一种它所不屑的方式，它用以代替这个叫它看不上的方式的是一种生命的“书写”，这场书写，不是蘸了墨渍，而是蘸着鲜血。它的视点，不是文，或者说文只是第二位的，相比较于人而言；在它无言的思想深层，相对于别家的立德、立功、立言而讲，它的目标一开始就与它的形式相叠合，正如它的所有行为、方案、故事所重复的那个内容相一致，它是——立人。
所以有最简捷的方式。不通过语言留存，和它气节相应的流传方式是以人传神，而非以文传意。气节与其情而来的“不世故”可能是接近于其核心的评价，而对于侠来说，儒、道的进而不作最后走到了它们自己的反面，连篇累牍的著述方式没，有继承它起点时不写的精神，“注”的风气很是盛旺，而且在这一文化中重新找到了对这一方式或说是背叛的认同，要不，就是那起源时的不育的方式与立言的内涵相脱节的虚伪性所致；侠却一直是真正意义的书写者姿态，以人作笔的书写，省略了纸墨，跃过了语言，它一开始所放弃的仍是它现在要放弃的，它的书写，使所有以文字方式书写的篇章、著作，所有立志传言的著家，都定位在了它的阅读者身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