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流变、上升、发展的实践性观点，为中国人格的演进注入了活力。自我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实体，这个人格的精神重量在于，远离各类权威而直奔真理，只承认亲证是信仰的基础。从求索者到实践者，悉达多穷其一生，为知识分子——更确切说是智识者——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为求真理而不惜放生命上去的行事原则，和在亲证中把自己煅造为一个实践者，以行动而不只以语言救世、救心的献身，令人缅念近代中国对民族命运深怀焦虑的一批知识领域的先觉者，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各经不同方式所表现的拯救，披露了佛教“人间何世太荒凉！拚把袈裟裹热肠”的一面；而“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也是李叔同、苏曼殊等一批人文知识分子钢肠苦志的自述。由此，再纠缠于佛教属宗教、伦理学还是哲学范畴是多么小气，而有否固化的学问可以作为一个学者的标准然而却不可拿来做知识分子的惟一衡器，与学者不同的是，智识者演绎给我们人在能力之上那个壮丽的极限。清道光年间龚自珍曾写《发大心文》言——当念众生冤枉蹇涩……我皆化身替它分说以度之；当念众生贱苦而以度之；当念众生朝有夕无，哭泣相续，我施寿命而以度之。康有为在《戊戌轮舟中绝笔及戊午后跋后》中发愿：“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如若不是这一点的相通，则无法理解当代作家丁玲如下一段话，她说：“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做到‘无’。个人什么都没有，从那个世俗世界里跳出来，喜怒哀乐无动于我，金钱美女、权势地位都无动于我；然后再人世，再到这个尘世里面去，就像佛家说的普渡众生，观音菩萨到处管人间的‘闲事’。革命者如果不管‘闲事’，不是真正做到无私无我，而只是独善其身，与世无争，那还是不够的——她小能忘情的也是人民和民族。由自我确认为起点到以心挽劫的无我，由汲取到给予，其间九死不悔的上下求索，大约是一个正常意义的知识分子必走过的路。动机是在行路中渐次完整的，其内核是中国历代文人沉结于心、拂之不去的百姓意识对于他们，自我与人道主义不只是两个词，而日它们的语义之间已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那种印证！不是理论、观念、感想甚至思虑，而是生命置之上的亲历。正如奥尔波特所说的那赌注——持续不断的委身行为加上行善的后果，慢慢增强了信心，使怀疑逐步消失。”
悉达多最终找到了他的船。
逝水之上，此岸彼岸之间。作者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坐而论道的圣者，而成为一个手持篙桨的摆渡人。悉达多穷尽一生所求得的，也不是作为小乘的语言，他曾那样不满于只是布道——当一个只会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他寻找的是大乘所标识的行动。智识者是实践者的前身，从自觉觉他到自渡渡人，悉达多以一条长河完成了他的席特哈尔达的定位。
他是这么回答他的朋友的。迦文达这时正坐在他的船上。
“你把我们许多人渡过了河，你是不是也是一位在寻找正确道路的人？”
“这位年高德劭的先生，你修行了这么多年，又穿着如来佛弟子的僧袍，难道你还把自己叫做寻找者吗？”
悉达多以行动回答了有关寻找的问题，并小心地将只有一个目标的“寻找”与自由、开敞、没有目标的“发现”做着区分。悉达多以对自我佛性的发现超越了寻找，也终结了寻找，正如昔日他用寻找者前后超越了学者时代、苦行时代、信徒时代、商人时代的自我一样；寻找时代的悉达多不见了，诞生的是一个已在正道行走的悉达多。
五台山佛像前那种奇异的要成为他的感受，那种后来才知道的“我、佛一体”的体验。它摒弃了对外在偶像与事相的膜拜，挣脱了物理意义的确定时空与逻辑的因果关系，找到另一个途径了么？这种经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机会、地点里都会以不同方式而获得，而到了后来才会慢慢体味到它的震撼。
树要开花。如今我明白，这可能正是佛要告诉我们的。或者说，是佛的显身。
驾舟的老人最后告诉坐船的年轻人回头已无路可走，并表示要把掌舵的位置交给他——黑塞另一不足5千字的短作《笛梦》几可视为《席特哈尔达》的附注，或者一篇更简约的独白——因此我默默地站了起来，从船的一头走向舵位，老人也默默地向我走来。当我们走到一起时，他目不转晴地望着我，把灯笼交给了我。
可是当我坐到舵旁放好灯笼，已经是我孤身一人在船上了。一阵恐怖的颤抖使我明白，老人消失了。
我高擎灯笼，俯身到船外的水面上。从黑色的水上我看到了一张长着灰色眼睛、清秀而严肃的面孔，一张苍老而懂事的面孔，那就是我。一切又走到了开始。一切都没有变。大海依旧波涛翻卷。大海依旧宁馨、幽蓝。
下篇
翻阅厚厚的《唐高僧传》（道宣著），和同样40余万言的宋代赞宁所撰的《宋高僧传》，还有大正大藏经第五十卷所收的高丽版《续高僧传》，更有上海书局1989年出版的《梁高僧传索引》《唐高惜传索引》《宋高僧传索引》《明高僧传索引》里面的数以千计的僧侣的名字与事迹，常会给人这般感觉，那些经了后代撰者仔细擦拭过的名字，像漫长历史中的一个个闪亮的斑点，好像不是历史盛下了他们，给了他们以生命活动的空间、容器，倒像是他们成就或说是拯救了宗教历史的生命；撤走了他们，历史就如抽去了活力，而宗教也会变得了无生息，铁板一块了。
为了避开使历史漆黑一团的命运，这些人才得以以自己的光亮照彻世界似的存在吧，或者说选择了这种存在。无论哪一卷高僧传里，只要是面对年代、地点、寺院、姓氏为开始的文字，就不可能不是面对着一个被文字凝缩了的活生生的故事，在时间地点名姓后面，总是藏着一个灵魂，或寥寥数语，或洋洋千言，总在倾诉着一个主题，无论注释、译介还是从事别的什么与智有关的活动，或者是更艰辛的实践亲历，取经或传教，都是这一主题曲的呈示部或回旋曲。无一例外。
于是写在沙上的有这样一些足迹。
作为汉地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三国时魏国的朱士行不会想到他年轻时的一句誓言，竟成了自己一生的归结；为了寻找大乘经典的原本以弥补当时《道行般若》译本的不透彻，他于公元260年开始从长安出发西行出关，他是如何渡过沙漠而辗转到了那个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闻已经无法详尽考证了，只知道他最终得到了《放光般若》的梵本，凡90章，60多万字。当然在传送过程中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重重阻挠，直到282年才由他的一个弟子送同洛阳，10年之后，译本译出，已是公元291年了。译本风行京华，被奉为圭臬，从事讲说、注疏的学者和它的影响及弘扬程度都是空前的。而朱士行本人却终生留在了西域。已经无法弄清他是被作为人质扣留在那里的，还是有些别的事情绊住了他的手脚，他一个人在那个叫做异乡的地方，又如何过完了他的后半生的也已记载不详，总之生命被分做了段落，总有些段落被漏掉了，形成真空，他本人都不会想到的在此间只是一个誓言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而后半部竟也变成了空白，遗落在不知什么地方了，只知道，他病故那年的年龄，是80岁。
东晋僧人法显作为中国首次赴印度取经的人，更不会想到一行数人出发到了最后返回国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的出发动机是与魏时的朱士行一样的，在对律藏传译未全的慨叹声里逐渐产生的前往天竺寻求原本的志向于公元399年变作了行动，长安仍是起点，一起同行的还有4个人，他们分别是慧景、道整、慧应和慧嵬。河西走廊行旅受阻，在张掖与另一支西行僧人宝云、智严、慧简、僧绍、僧景相遇，秋天的敦煌之后是更难意料的行程，世界宗教人物志《追求天国的人们》一书以文字形式画出了法显一行的旅途：“……沿着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沙碛地带走了17天，到达鄯善国……先转向西北，后又折向西南行，再度在荒漠上走了月余，到达于阗国。经子合国南行人葱岭，在于麾国过夏。在……竭又国与慧景等会台。402年……度葱岭，进入北天竺境，到陀历国。又西南行，到达乌甍国，过夏。其后南下经宿呵多、竺刹尸罗、健陀卫到弗楼沙；宝云、僧景、慧达回国，慧应病故，慧景、道整、法显3人……那竭国小住后，南度小雪山，慧景冻死，法显等到罗夷国过夏。后经西天竺跋那国，到毗荼国。人天竺摩头罗国，到达僧伽施国，在龙精舍过夏。”而这已是第四个异国的夏天了。“又东南行经饶饶夷等6国，到毗舍离，渡恒河，南下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又顺恒河西行，经迦尸国波罗捺城，再西北行到拘睒弥国，他在这些国家，瞻礼了佛陀遗迹，405年，再回巴连弗邑，3年间搜求经、律、论6部，并抄写律本，达到求法素愿。惟一同行道整乐居天竺，法显便独自东还流通经律，东下经瞻波国，到东天竺多摩梨帝国，写经，画像……409年，离印度前往狮子国（斯里兰卡），2年内抄经4部。411年或412年，他搭大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途遇大风，漂流90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次年夏初，再搭商船往广州，又遇暴风雨……后又经2个月漂流，航抵青州牢山（青岛崂山）南岸。”至此重又踏上了国土，已是公元414军。至此，30国的旅历流逝了法显生命里的15年，这个时间，恰近七分之一个世纪。10人同行的开始，“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而今回来的只有法显一个人，从沙漠出发，经历海行，到达祖国，又赴建康（南京）……荆州辛寺，晚年是经注经译，直到逝世前他的译事才告一段落。经由生命留下的抄本有《摩诃僧祗众律》、《萨婆多众钞律》、《弥沙塞律》、《长含经》、《杂藏经》等，译本有《摩诃僧祗律》40卷……《大般泥洹经》6卷等48卷5部，此外还有一部西行经历的著作《佛国记》，称为世界最早的古代游记之一。”
时光翻至二百年后，唐代僧人玄奘在他27岁那年从长安遥望西部沙漠时的神情是庄严而坚决的，不然他不会在陈表请求西行而未获唐太宗批准的情况下顶着“冒越宪章”的罪名而毅然私往天竺取经。已经难以想见那是怎样一个月夜了。是宗教的信仰热忱——求《瑜伽师地论》以会通法相各异之说的志愿——战胜了包括来自政权的世俗困难。从长安出发的公元628年，是唐朝著名的贞观二年，这一年的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新疆吐鲁番），此后是屈支、凌山、素叶城、迦毕试国、葱岭、铁门、覩货罗国、缚喝国、揭职国、大雪山、梵衍那国、犍驮罗国、乌仗那国、迦湿弥罗国，两年之后，是磔迦国、至那仆底国、阉烂达罗国、窣禄勤那国、袜底补罗国、曲女城及至摩揭陀国那烂陀寺，5年后，即公元637年，是伊烂孥钵伐多国、猎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达罗毗荼国、狼揭罗国、钵伐多国和对那烂陀寺的重返，再后是低罗择迦寺、杖林山和再返那烂陀寺，这些步步走过的地点，有着明人吴承恩笔下的艰辛，却无《西游记》里的谐趣。此后是曲女城的佛学论辩大会被尊为大乘天、解脱天。在那场论辩会上，集中了几近全部的佛教本土印度的学人僧侣，然都未能对佛意解悟到他那种地步。公元646年，玄奘返抵长安，如今已无法重现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的盛况了，只知道他婉言拒绝了唐太宗对其还俗出仕的建议，而代之以弘福寺的历时4个月时间的《大菩萨藏经》20卷的译本的完成，此后的译著有《显扬圣教论》20卷，《大唐西域记》（著），《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100卷，及《能断金钢般若波罗蜜多经》，再此后，是663年完成的600卷巨著的译本《大般若经》。前后译经论75部，1335卷，回国后的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构筑了他著作的后半生，至他64岁身心交瘁而去世时，他已很严格地完成了他的行万里路、传万卷书的一生。这是一个教徒的一生。单是记忆那些一步步走过的地名与那些一字字译出的经文的名称，对于我们来讲，已是一种冶炼。唐三藏，当然是后人怀着敬意称谓的，这个名号后面的人，毕生献给了佛教而并不认为这就是献呈。
玄奘也正以他的方式，为唐代作了一个时代的结。这个结，不是收束，而代表了唐朝人文文化的最高峰。
还有些名字是刻在水和波涛上的。
那些故事总是开始于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