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的墨子年表中记载“公元前四六〇年（周贞定王九年）：出身于‘贱人’之家的墨子进学略晚，这里定在九岁上”。
《庄子.列御寇》篇讲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郑国有个叫缓的人，师从裘氏吟诵苦读儒家之书，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成了一方的名士。河水润泽九里，恩泽及于三族，缓十分自得。他让弟弟攻读墨家学说，以与自己展开辩论。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父亲听了两人的辩论，支持了墨家学说。缓想不开就自杀了。十年之后，缓托梦其父，仍耿耿于怀地质问父亲，让你儿子学墨之人是我，没有树根哪里能长出树叶？怎么世人都是只见树叶不思树根？如今已经十年了，墓上的楸柏已经结出果实，可你何曾扫过我的墓？
庄子的这个故事讲得扑朔迷离而又意味深长。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对《庄子.列御寇》篇中的这段故事做了如是解读：此寓言也。墨子初亦治儒术，继而背弃，则墨固从儒中来，而儒反受其抵排。故孔子既悟而告老子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庄子.天运》）……则儒、墨之谓也。缓犹不悟，不能与化为人，宜其为秋柏之实矣。缓者指凡儒言，翟者指凡墨言。孙氏为《墨子弟子考》，乃谓郑人有某翟，是不识庄生寓言之趣者也。
《庄子.天运》篇中，记载了钱穆所说老子与孔子的这番对话，孔子对老子说：“我学习和编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我觉得这就是恒久不变的道理了。谁知道这些都过时了。我用所学，去拜访了七十二位君主，论述先王修身治国的道理，阐明周召留下的训导，可没有一个国君采纳。老师啊，是人难以说服呢，还是我不明大道啊？”老子说：“你没有遇到能够治理天下的国君，这也是好事啊！你所说的那个六经，只是先王的训导，就像脚印一样啊，难道是产生脚印的先王本人吗？今天你所说的话，也就像这个脚印一样啊。脚印，是鞋子踩出来的啊，怎么能是鞋子本身呢？你看那个白（鸟），他们互相注视着，眼珠子都不转一下，就能在相互感应中而达到相互交流，彼此不分。雄虫在风的上面鸣叫，雌虫在风的下面鸣叫相应和，就能在这种应和之中达到相互交流，彼此不分。将自己内身比作雌雄鸟或虫（在内天地中交感呼应，性命相依，抱一不离，无为自化），也就能将自己的心身化为一体，性命浑然为一。本性始终如一，身命不会因老而衰，时光永不止息，大道畅通无阻。如果你是个得道的人，就没有你不可以说服、教化、沟通的人，没有你办不到的事；你没有得道，就没有你能够说服、教化、沟通的人。”孔子回去后，三个月不出门，仔细品味，实践老子的教导，然后再次来见老子，说：“我明白这个恒久之道了，乌鹊相互孵孺，共同帮助幼小；池塘水干了，鱼儿相濡以沫，用唾沫来互帮互助，苟延残喘，而惺惺相惜；在看似微细的、然而关乎性命的紧要关头，才容易使人明白道德才是生命之需；有弟弟了，当哥哥的就会啼哭，因为会失去宠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我自己没有将自己化为一个真正的与道合真，性命浑然如一，能够感应天地，能够感格万物，能够与万物一体的人啊！不能将自己化而为心身合道，达到与众人一体的境地，怎能够将别人化为遵循天道的人呢？”老子说：“行了，你明白天道运行的规律了！”
《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这些记载说明，墨子一开始学的是孔门儒术，学了一段时间，墨子越来越觉得孔子“克己复礼”“中庸之道”那一套，与自己“贱民”的生活实际和秉性脾气格格不入。于是由“不悦”而“背离”，终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杨义在《墨子还原》一书中也认为墨子求学，有一个“近儒脱儒之造士过程”。还写道：“思想的过程性，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墨子式S型’。墨子与儒者游，实现由贱人到士的过渡；墨子与儒者辩，实现脱儒归墨的转折。”
由此可见，墨家学说有一个学习儒家学说“借壳生蛋”“化蛹为蝶”的过程，更是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墨子学儒的这段经历十分重要，因为它使墨子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儒家学说。如果没有这个学习，墨子不可能“有的放矢”地写出《非儒》那样犀利而切中要害的文章。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一个大动荡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社会面临巨大变局。
商周王朝“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小邦周面临着如何统治大邦商的政治难题，为了解决这一政治难题，小邦周采取了两手措施：首先，将商代已存在的分封制进一步完善，使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分封制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周王朝大封同姓贵族，并将异姓贵族的封地、封国受制于同姓贵族，实行了贵族分层统治。这种政治分封本身隐含了自我灭亡的因素，因为分层统治的贵族，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的差别，生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彼此之间争夺领土的政治、军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原来作为周王室统治基础的分封诸侯，就有可能成为给自己挖掘坟墓的人。与此相配套，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芋君无宇之言：“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师服的话：“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说明了这种等级制度的政治作用。这种等级制度又是经过制礼作乐，用一系列礼仪、舆服等外在形式加以标志和强化，所谓“礼藏于器”。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进兵于洛水，问周鼎大小轻重。周大夫王孙满回答说：“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做什么事情也要有个底线，有些事情是问也不能问的。《东周列国志》一书中对“九鼎”有详细说明：“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贡金，各铸成一鼎，载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贡赋田土之数。足耳俱有龙文，又谓之‘九龙神鼎’。夏传于商，为镇中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迁之于洛邑。”自禹铸九鼎，九鼎成了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只是向周天子问了一下九鼎的重量，便被认为是有称霸中原的野心。与此相关还创造出了一个有名的成语：问鼎中原。另外，在礼仪舆服等外在形式上，也作为巩固加强等级秩序的一种震慑手段：“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绚纮，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后世史家着论，多以为西周降至春秋，实为世衰道微之征兆。《汉书.货殖传序》：“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汉书.游侠传序》：“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刻桷丹楹”“山节藻棁”“雍彻于堂”“八佾舞于庭”等现象，都是“礼坏乐崩”的现象。《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八人，八佾八列六十四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在他家庙的庭院里用八佾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也能够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