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于墨子近百年，孔子所处的时代，当时宗法贵族势力仍然十分强盛。新形成的平民阶层在获得一定经济地位后，刚刚开始寻求政治地位。因此，面对这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只能是“继绝世，兴灭学”，只能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只能是小修小补的“克己复礼为仁”，恢复西周旧有秩序。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根本内容上是维护周礼的。邢兆良《墨子评传》中说：“从孔子到墨子，对周文化来说是从形式的改造到内容的批判，从温和的批评到激烈的否定。孔、墨的对立，其缘由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周文化，同时也表明周文化正是诸子思潮发展的起点、源泉和比较参照系。先秦诸子正是以周文化为对象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改良维新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
任何思想学说都是时代呼唤的产物。
关于墨子脱于儒学，钱穆在《墨子传略》中这样阐述：
《说文》：“儒为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则术士犹艺士也。《庄子.在宥》：“说圣邪，是相于艺也。”是圣人即艺人之至也。称艺士者，由其娴习六艺。《周官》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六艺者：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此六者，厥为当时贵族之学，亦儒术进身于贵族之学也。习礼乐，所以为相。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故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又曰：“学也禄在其中矣。”盖其先儒士之习六艺，皆所以进身于贵族，而得谷禄也。其后乃迻以称经籍。《礼.王制》以《诗》《书》《礼》《乐》为四术，即四艺也。《汉书.儒林传》：“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此则汉儒之言。
孔门儒教进身贵族所学“六艺”之繁文缛节迂腐枯燥，使得墨子“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终至“背叛”师门。
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的墨子年表中记载：“公元前四五七年（周贞定王十二年），墨子十二岁，背离孔学后，墨子就学于‘史角之后’，学习古代的‘清庙之礼’，礼简而重实，由史入手，讲述禹道。”
《吕氏春秋.当染》中，也有类似记载：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
这些记载告诉后人，墨子有这样一段经历：当年鲁惠公为了表示对周天子的尊重，派鲁大夫宰让去向周桓王请求郊祭、庙祭的礼仪。周桓王派一位叫“角”的史官前往，惠公后来把他留在了鲁国，他的后代在鲁国繁衍。“角”为周史官之后，是史学方面的专家，墨子就向“角”的后代学习。“角”的后代“子承父业”，从讲史入手，向墨子传授了“夏禹之道”。
《汉书.艺文志》中说：墨学“盖出于清庙之守”。正是这段学习，使墨子受益匪浅，从而奠定了墨学的根基。墨学之成为显学，主要是禹道成为学说之宗。
钱穆在《墨子传略》中还记载了儒之“从周”和墨之“法夏”的对峙：
惟儒者所习皆当时贵族相沿传守遵行之成法，而墨子乃非礼乐，尚功用，而大俭约。其衣食操作，一以刑人苦力之生活为准，儒者有讥之，曰：此非吾先王文、武、周公所传之道也。墨之徒则曰，此古者大禹之道矣。是墨之善为解嘲也。
故墨子之言禹道，对儒者之称文、武、周公而言也。儒者曰：夫礼乐者，文、武、周公以来相传之道也。墨子无以加之，则曰我之亲操劳作以自苦为极者，则禹道也。而后人乃以为墨子真有得于夏禹之道，是岂足与语夫学术流变之真哉？……儒者初未自认其为儒，而墨者则直承其为墨，曰人呼吾墨，吾则以为大圣夏禹之道也。故曰非夏禹之道，不足为墨。人以墨致讥，而彼转以墨自夸焉。……要之，一派为模拟上层之贵族，一派为代表下层之庶民。彼自为士君子，人亦从而士君子之。彼自为刑徒奴民，人亦从而刑徒奴民之。儒墨之称，由此生也。
《淮南子》的作者刘向，把墨家学说的兴起归之为夏政的复活。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其光彩照人之处，是发掘和发扬大禹不避艰险、造福人类的实践精神和人格力量。
在《墨子》一书中，夏禹的形象被塑造成一位与儒家所宣传的礼乐文化背道而驰的古代圣王。墨子“为天下厚禹”与儒家的敬禹有着本质的不同，孔子敬禹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所看重的是禹行为中所体现的礼。孟子赞颂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但解释其意义时，则认为“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着眼点都是强调对上古三代礼制的承继。而墨家是把大禹作为一种理想的象征，借助夏禹来压服儒家所声称的祖师爷文王、周公。
《庄子.天下》篇中，对墨子作了这样的描述：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湛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墨子赞颂夏禹：当年夏禹治理洪水，亲自背筐执锹，疏浚天下江河，治理了大河三百条，支流三千条，小河更是无计其数。累得腿肚无肉，小腿无毛，淋着暴雨，顶着狂风，为了天下如此劳苦身形。
鲁迅在《故事新编.理水》篇中，着力塑造了大禹的形象：他看到洪水滔天，“下民都浸在水里”，心急如焚。为了平息洪水，他“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风里雨里，四处奔波；得了‘鹤膝风’，也不肯休息。”“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忙于治水……
言发于此而意归于彼，鲁迅笔下所塑造的大禹形象，显然寄寓了鲁迅对墨子、墨家精神的推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价墨子：“墨子，亦鲁人，名翟。……而尚夏道，兼爱尚同，非古之礼乐，亦非儒。……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寥寥数语，赞赏之情溢于笔端。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谈道：“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还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脊梁”大概正是鲁迅与墨家思想的真正联结点。墨家“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苦行济世”的精神引发了鲁迅的共鸣。鲁迅说：“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言则为儒，行则为墨。”鲁迅反对虚言逞辩，而重视亲身践行。
《庄子.天下》篇还记载：“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硚为服。”王先谦在《庄子集解》中注释：“裘褐，粗衣。木曰跂，草曰硚。”就是说，墨子生活简朴到以跂硚为服，身上系着草绳子，脚底穿着木拖鞋。《文子.自然》篇和《淮南子.修务训》文中，都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之语。班固的《答宾戏》一文，话改成了“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话变来变去，意思是一个：吃饭无定所，睡觉不暖席。所以后人称之：“墨突不黔”“墨子无暖席”。
墨子称道禹是展示一个王朝或一个部族在开拓期生机勃勃的新兴气象和创造能力。在墨子身上，有着强烈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勤生薄死以苦为乐的理想主义胸襟；“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自我牺牲精神，感染着一代代追求精神人格的后人。以至一向追求出世超脱的庄子，也对墨子发出由衷的感叹：“一代才士啊！”
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的墨子年表中还记载：“公元前四五 六年（周贞定王十三年），墨子十三岁，墨子一面学习禹道，一面自学中华典籍，尤喜《诗》《书》，这可以从《墨子》一书的反复引述得到明证。”粗略统计《墨子》一书，其十七篇文章里引用古代典籍多达四十八处。
杨义在《墨子还原》一书中，专设一章讲述了墨子“近儒脱儒的造士过程”。杨义写道：“对于墨子而言，他成为思想家过程的第一步，需要实现由贱人到士的文化角色的过渡。没有这番过渡，没有必要的历史文化知识，是不可能把感受提升为思想的。因此‘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是不能废弃的。”
《墨子.贵义》篇记载了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前444）墨子二十五岁时的一个细节。墨子南游到卫国去，车中装载的书很多。弦唐子见了很奇怪，问道：“老师您曾教导公尚过说‘书不过用来衡量是非曲直罢了’，现在您装载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处呢？”墨子说：“过去周公旦早晨读一百篇书，晚上见七十士。所以周公旦辅助天子，他的美善传到了今天。我上没有承担国君授予的职事，下没有耕种的艰难，我如何敢抛弃这些书！”
每本书都是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墨子从年轻时代始就志怀高远，上下求索，寻求着能够救世安邦之策。
山东大学的张知寒教授认为：“孔墨之学全都出自‘邾娄文化’，实为同源。由于孔子迁居到受西周文化改变的鲁国，墨子留在了受西周高压统治的故土小邾娄国，他本人又是受压迫最深的‘贱民’，由此才导致孔子的‘从周’和墨子的‘法夏’，也才有两个学派的并立和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