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是后任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少年时的同学。抗战时期，东来茶馆成为常熟县委的地下交通站。在“江抗”主力西撤、伤病员苦守芦荡的困难时期，胡广兴凭借熟悉敌、我、友情况的优势，与胡小龙一道，机智勇敢地给伤病员传送上级指示和重要情报，帮助转运物资药品，颇为新四军伤病员和当地群众赞许。尤其是叔侄俩冒着生命危险巧演双簧、计送小船，在东路抗日斗争史上留下精彩而神奇的一笔。但胡广兴有着鲜为人知的苦恼：入党前，他娶有两个妻子，入党后，一夫两妻的家庭现状与党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纪律规定明显抵牾。年长的妻子已结缡多年，胡广兴从感情和为人道德上不忍与其离异；年少的妻子善解人意、情感甚笃，他更下不了决心与她各奔东西。胡广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矛盾和纠结之中。
瓜甘蒂苦，物难尽美。痛苦抉择后，无法解脱家庭矛盾的胡广兴，最终决定远走他乡。临别时，他对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说，我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我到上海做点儿正经生意，绝不会做一件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我相信抗战必胜……
一九四〇年冬初的一天，雾霭笼罩的董家浜东来茶馆外湖浜，携妻挈子的“瘦马”胡广兴和侄子胡小龙一家同乘一条木船，一程几回首，依依不舍告别赖以安身立命的东来茶馆，取道苏州前往上海谋生，给十里八乡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牵挂和思念。
七十多年过去了，命运之神是如何安排“瘦马”胡广兴和胡小龙的？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困厄和坎坷？二〇一五年五月，我请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原会长刘石安依据有关线索，协调查找胡广兴和胡小龙。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函仅两周，奉贤区奉浦派出所反馈，其辖区内镇江籍胡小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在常熟经商，现居奉浦开发区肖塘村。我与胡小龙儿子胡东良通话，得知胡广兴已于新中国成立前病逝，胡小龙尚健在。淡出历史七十五年的“瘦马”和胡小龙，终于现身上海！六月二十日下午，我和刘石安在奉贤区奉浦派出所陈军华、王思军带领下，径往肖塘村胡小龙家。
这是一所两居室的住宅，端坐在外间桌旁的老人银发灰衫，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这就是那个在暴戾恣睢的日寇面前，神不知鬼不觉安然转移新四军伤病员的草根抗日英雄吗？霎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帧画面：天低云暗中，芦苇掩映的湖面上，一叶扁舟冲破日伪军封锁，载着被围困多日的“江抗”后方医院伤病员，飞快驶向指定的湖浜村落。而在敌人眼皮底下解缆潜水、用芦苇管呼吸托船前行的，正是眼前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
我向老人致以深深谢意，感谢他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为护佑东路抗日火种所作出的英雄壮举，同时向老人解释，由于当年了解胡广兴的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任天石先后牺牲，所以直到今天才在上海市公安局帮助下找到他。当我把一只东北老山参和慰问金交给老人时，我感到了那双粗糙的大手的颤抖。
交谈中得知，当年，胡小龙是和父母一起，随胡广兴全家乘船从董家浜经阳澄湖水系至苏州，沿京杭大运河向东进入上海青浦淀山湖，再转入黄浦江闵行段。胡广兴和胡小龙的父亲先是带两家人在闵行郊区落脚，依旧靠开“老虎灶”（茶馆）、理发、当篾匠糊口。那时，上海已经全面沦陷，日寇随意杀人抢劫、强奸妇女，地痞流氓也乘势欺人，为非作歹。两家在闵行难以立足，便各奔东西。胡广兴一家去了上海市区，胡小龙随父亲到了奉贤县肖塘镇。新中国成立前夕，胡广兴患肺病在上海去世，两个儿子有一人返回镇江谋生。胡小龙一家在肖塘靠理发谋生。由于为人和气，与街坊邻居相处融洽，全家人在四邻八舍有着不错的口碑。谈到当年胡广兴离开常熟的原因，胡小龙的儿子胡东良特意说明，过去听父亲讲过，叔父胡广兴当年离开常熟来上海时，没有办理退党手续，但来上海后因找不到组织，与党失去了联系。
谈及胡小龙这些年为何隐姓埋名不谈芦荡往事，儿子胡东良说，父亲认为，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在那个年月，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那样做。父亲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时该做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红透半爿天的年月，他在肖塘村从未讲过东来茶馆的事。
胡东良诚挚的话语，使我感受到了“瘦马”雄风和草根抗日英雄金子般的心。告别倚门送行的胡小龙，我深情凝望着这所简朴两居室的门牌——肖塘村一二一五号。胜利之本、力量之源，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在中国最普通的村巷里。面对千百万像胡小龙这样的英雄人民，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焉能不败！
（四）
在日伪据点“梅花桩”般散布阳澄湖上的年月，挺拔的芦苇和飘逸的芦花不仅为“江抗”伤病员养伤创造了绝妙的去处，而且还以充满诗意的上佳环境，催生了战火中的爱情。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江抗”副总指挥杨浩庐在还击日寇偷袭张家浜的战斗中负伤，进入阳澄湖后方医院，由女护理员王嶙负责照料。没有红袖添香，但有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在后方医院养伤期间，素昧平生的杨浩庐与王嶙于“蒹葭苍苍”中相知，于“在水一方”中相恋，携手走过一生。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杨浩庐在北京逝世。不恋京华繁盛和天府之国桑梓情深，宁可身后与爱侣不同穴，也要魂归常熟守望生前战斗过的阳澄湖，杨浩庐与第二故乡生死相依的真挚情感苍天可鉴！
阳澄湖之恋并非都充满诗意。在“江抗”几度回师阳澄湖的征战中，有“中国夏伯阳”美誉的“江抗”副总指挥吴焜与新四军女战士杨瑞年的爱情，则如血染芦花，令人不胜唏嘘。
吴焜曾任过红军师长，一九三八年从延安到新四军报到时，在江轮上与从山西八路军学兵队分配到新四军的杨瑞年相识，俩人开始了鸿雁传书的情感历程。杨瑞年是镇江人，曾就读于扬州中学和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刚到新四军时是战地服务团女生队队长，后调新四军教导总队任文化教员。从小就喜欢在长江弄潮的杨瑞年，见惯了“长江浩浩西来，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壮阔景观，养成了刚直不阿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两年后，当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无理解聘孙起孟等进步教师时，杨瑞年走在游行请愿队伍最前列，第一个冲进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办公室，当面对其进行质问。一九三六年春，杨瑞年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逮捕，后被保释出狱。一九三七年冬，杨瑞年长途跋涉到西安，在临汾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学兵队。杨瑞年在新四军最知心的闺蜜、叶飞的夫人王于畊撰文回忆，在同八路军随营学校联欢的晚会上，身穿黑色紧身服的杨瑞年登台跳的一曲酣畅淋漓的卡尔斯登舞，舞步激越，顾盼生辉，征服了台下一千多名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使杨瑞年落幕后再度登台又重跳一遍。毫无疑问，在当年八路军学兵队和初创时期的新四军女兵中，杨瑞年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吴焜与“江抗”秘书长陈同生十分投契，曾把杨瑞年写给他的信和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照片给陈同生看，并拿出几封他写给杨瑞年的信让陈同生帮着修改。陈同生看信后对吴焜说：“你的信写得很好。没有风花雪月，但洋溢着真实的感情，她看了之后一定会更爱你。‘相知贵道义，结交岂论文’，小杨不恋城市家庭温暖投身抗日革命武装，不爱文人学士爱上你这个长征英雄，可见她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你们的前途一定美满、幸福。”陈同生改正了信中错字并删去有语病的句子，对吴焜说：“改多了便失去你的原意，现在这样便很好了。”吴焜欣然将信重抄一遍。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中，杨瑞年被俘，关入了上饶集中营大本营周田村监狱。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下午，杨瑞年所在六队南迁途中，在福建省崇安县崇阳溪发动了著名的赤石暴动，五十多名被囚新四军官兵成功脱险，有十一人在崇阳溪畔当场中弹牺牲，还有十多人暴动途中被敌人捕回。杨瑞年不幸未能逃出魔掌。六月十九日黄昏，杨瑞年与一百四十余名难友一起，在武夷山下一个茶树园中英勇就义。临刑前，她勇敢地跨出一步，向敌人喊道：“来吧！抗日志士是杀不尽的！”罪恶的枪声响了，血流满面的杨瑞年仍在领唱《国际歌》。直到身中三枪，杨瑞年还在用力高呼：“打倒***独裁者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令刽子手无比惊骇的是，杨瑞年身中六枪，仍巍然挺立，用生命发出最后的呐喊！罪恶的第七颗子弹飞向杨瑞年，她的头颅被打碎了。一代巾帼恨犹未消，倔强的杨瑞年十分不情愿地倒在血泊中。这一天，她差一个月才满二十六岁，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吴焜在澄锡虞地区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已两年零九个月时间。
就在杨瑞年在武夷山下的茶树园中，怀着一颗极其虔诚的心，用尽平生之力，向亲爱的党发出最真挚、最美好、最强烈的心声时，她全然不知，几年来，一个极其残酷的梦魇，竟然如影随形般始终笼罩着她。山西八路军学兵队某些领导认为杨瑞年有“托派嫌疑”，并且向新四军部队作了介绍！
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一九八一年在一篇文章中十分沉重地写道，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杨瑞年引起了学兵队领导人的怀疑，就是有“托派嫌疑”。上饶集中营的考验和锻炼，最后否定了临汾学兵队的怀疑。三十九年后的今天，应该向她道歉，应该为她平反，应该承认她是新四军的大无畏的女战士，应该追认她是有百分之百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几十年来，也有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杨瑞年是共产党员。二〇一五年五月二日，我造访镇江我家山水小区瑞雪苑杨瑞年弟弟杨万年家，杨万年的遗孀麻文华老人建议，关于杨瑞年是不是党员的问题，可询问原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的儿子孙东梁。孙东梁的母亲张刚是杨瑞年表妹。当年张刚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杨瑞年有时到学校去找张刚并彻夜深谈，杨瑞年帮她与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市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年逾九十八岁的张刚是唯一与杨瑞年熟悉的同辈亲属。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晚，我与孙东梁通话时，他十分肯定地说，杨瑞年不是中共党员。这些年，他多次听母亲讲过杨瑞年因受“托派嫌疑”影响未能入党的事。
七十多年的历史纵深，犹如烟波浩渺的湖中芦荡，波宕起伏，扑朔迷离。在渐行渐远的抗日烽火硝烟中，还隐匿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悬疑！杨瑞年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她英勇牺牲七十三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已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作为新四军最著名的女英烈，集正义、勇敢、才华、美丽于一身的一代女杰杨瑞年，已经当之无愧地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
（五）
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上演后，三十六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敌后斗争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养过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由于艰苦环境无法保留伤病员名单，加之年代久远当事人记忆模糊，后人统计三十六个伤病员的口径也不尽相同，致使谁是三十六个伤病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由阳澄湖伤病员发展起来的二十集团军及所属几支部队的史馆，相继列出了数量不等的阳澄湖伤病员名单；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苏州革命博物馆和苏州市委党史办撰写的《江抗战史》，开列的三十六个伤病员名单也各不相同。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三十六个伤病员，是指夏光按照刘飞指示，在芦荡中召开第一次会议所登记的三十六人。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四日，新华社播发了《芦荡火种——新四军三十六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通稿，首次正式披露二十二名伤病员名单。名单之外的其他伤病员，名字已很难确认。但有个人的名字，却被职务最高的伤病员、时任“江抗”政治部主任的刘飞等当事人所铭记，他就是日军俘虏高桥。刘飞女儿刘凯军证实，高桥的名字应列媒体公布的二十二名伤病员之后，因为这既有父亲和后方医院医护人员的翔实回忆，也有后来高桥访问中国与母亲朱一等人会面的佐证。
高桥是在苏常太地区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我军俘虏，并因病住进阳澄湖后方医院的。入院后，高桥得到精心治疗和照顾，战地服务团的章立负责他的教育和日常生活。高桥亲身体验到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和在医疗、生活上对他的特殊优待，亲眼目睹了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我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抗日的感人事迹，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由起初担心被杀头，到与新四军伤病员融为一体共同抗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头一天刚刚转移到曹家浜村的后方医院突遇日寇水上偷袭，二十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抓，高桥也被带走。他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向外传递有关信息，并根据新“江抗”司令部的指示，积极参加营救被捕人员行动。高桥还借到监狱为女同志送生活用品之机，暗示要设法出钱保释她们。在党组织和红十字会及各方努力下，高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有十多人被营救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