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孙瀛洲先生
2004年初秋之际，“孙瀛洲捐献陶瓷展”开幕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孙瀛洲先生（1893—1966）是河北冀县人，早年在北京的古玩店当学徒，后独立开办了敦华斋古玩店，成为当时著名的古董商和鉴定家。解放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将家藏三千多件各类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曾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迟到的展览。因为孙瀛洲先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捐献这批文物的，按照国内外博物馆界的通例，对这样一批数量大、品质高的捐赠品，当时就应该举办一次展览，一方面播扬捐赠者之美名；另一方面也与天下同好共赏奇珍。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才得以举办这次展览，也算是虽然迟到但尚感欣慰的弥补吧。
这又是一项恰逢其时的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八周年前夕，我们更加缅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前人。在故宫现有的一百万件藏品中，有五分之一是建院以后入藏的，其中就有相当数量来自私人捐赠。孙先生是捐赠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人之一。这些珍品对充实故宫博物院的收藏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孙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和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八周年前夕，我们举办“孙瀛洲捐献陶瓷展”，也是一次饮水思源的纪念。
孙瀛洲先生的道路是他同时代的一批人共同历程的缩影。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再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这既具有中国的时代特色，也符合世界文物大家的养成规律。
孙先生曾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在与孙先生类似背景的同时代人中是不多见的。这既是政府和社会对孙先生所做贡献的褒举，其实也是对孙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的重视和肯定。
孙先生收藏和捐献的文物包括陶瓷、青铜、珐琅、漆木、雕塑、文具等诸多器类，其中尤以陶瓷为主，占三分之二以上，包括晋、唐、宋、元、明、清各代名窑珍品。孙先生的鉴定知识也涵盖众多领域，而尤以陶瓷鉴定为最，他不仅是公认的明清陶瓷鉴定大家，享有“宣德大王”的美誉，而且还是宋、元陶瓷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从院藏陶瓷中鉴别出了过去一直未被认识的汝窑罐盖及多件官窑、哥窑瓷器等稀世珍品。
在英文里，“陶瓷”与“中国”是同一个词，反映了中国陶瓷的辉煌历史和重要地位。当代许多外国人认识中国仍然是从包括陶瓷在内的中国文物开始的。陶瓷早已成为并至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唐代千峰翠色的越窑青瓷、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宋代汝、定、官、哥、钧五大名窑的名瓷，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的青花瓷等等，无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孙先生捐赠的两千多件陶瓷中，就不乏宋代官窑盘、官窑葵瓣口洗、哥窑弦纹瓶、哥窑双耳三足炉、汝窑洗、定窑白釉划花葵瓣洗，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菊纹折沿盘、宣德青花折枝花纹执壶、成化斗彩三秋杯，清代康熙釉里红加彩折枝花纹水丞、康熙斗彩雉鸡牡丹纹碗、雍正仿成化斗彩洞石花蝶纹盖罐、乾隆粉彩婴戏纹碗、乾隆炉钧釉弦纹瓶等稀世珍品，其中有二十五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且在这些瑰宝中，许多当初就是专门为皇家宫廷烧造的，入藏故宫可谓物得其所，相得益彰。
孙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对院藏陶瓷重新进行了系统鉴定，并为故宫和全国陶瓷界培养出了耿宝昌先生等一批陶瓷鉴定大家，为故宫博物院的陶瓷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陶瓷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重要收藏领域，陶瓷藏品占故宫全院藏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故宫博物院的陶瓷研究也仍然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从孙瀛洲先生的经历还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实践出真知。尤其是在文物鉴定、修复、传统保护领域，仅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长期的实践是取得成果的必要条件。应该说，“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在今天某些传统技艺的传承领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师承制”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认真借鉴。故宫博物院在古建筑维修、彩画修补、各类文物修复与复制、书画装裱等方面有一批专家，他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专家大多年事已高，他们的某些技艺有濒临失传的危险，因此我们应有计划地积极抢救、继承这些经验和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孙瀛洲的陶瓷世界》序言，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化私为公 足资楷式
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书画、诗词、戏剧于一身的奇才名士，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他一生苦乐兼备、命运多舛，富不骄、贫能安，心怀坦荡超逸，性情慷慨率真，堪为名士典范。特别是他不顾身家性命，抢收中华稀世文物，后来又将所藏部分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的爱国之举，更体现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积贫积弱，大批祖国历史文化瑰宝和珍稀文物遭受破坏，甚至被盗卖出境。基于强烈的民族爱国热情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沉浸酷爱，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一起，不惜以祖传和多年积蓄的巨额家财，尽可能多地购藏珍稀国宝，使之不至于流落海外。章诒和女士曾记下了张伯驹先生当年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往事并不如烟》）在几经周折购入《平复帖》并捐献国家后，先生释然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春游社琐谈·陆士衡平复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伯驹先生以一己之力阻止了许多珍贵文物流往国外，显得尤为悲壮。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
张伯驹先生慧眼识宝，所藏书画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展子虔《游春图》，则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的山水画，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均为开篇述祖之作。其余收藏，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也都是传世孤品；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为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先生费尽周折，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西迁入秦途中，他将国宝《平复帖》缝入衣被，虽经跋涉离乱，未尝去身。更有甚者，1941年，当遭受非法绑架，被索以三百万巨资，并以“撕票”相威胁时，先生仍然关照夫人：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所藏。这些都已成为文化艺术界久传不衰的佳话，其遭际为古今收藏家所未有。
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法书名画，张伯驹先生并不视为一己所有。人生有限，文物永生，以往的收藏家也许有这种认识，将个人收藏视为“烟云过眼”，或认为自己收藏只是“暂时”的。此论自与“子孙永宝”之辈别如天壤，然亦只是个人修养而已。而张伯驹先生自始之初衷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而保护这些国宝，将其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先生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丛碧书画录·序》）在先生看来，自己所藏首先属于国家、民族，只要国家能留住它们，代代流传，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所以先生虽与苏东坡等同有“烟云过眼”的感觉，内涵却大有区别。
和每一个收藏家一样，张伯驹先生所收藏的国宝书画最终的归属，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他很早就打算将这些国宝还之于民，什么时候捐赠？捐赠给谁？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政治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夫妇积极投身于建国初期的文化教育事业，和许多民主人士对新中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遂将“一生所藏真迹，今日尽数捐献国家”。他的这个选择是经过郑重考虑的，也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1956年，张伯驹先生夫妇将包括《平复帖》在内的八件书画精品，无偿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为张伯驹颁发了褒奖令，状曰：“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计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当国家欲重金奖励之时，先生断然不取分文。其后，先生又将宋·杨婕妤《百花图》等捐献给吉林博物馆。这批珍贵文物现已成为国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高山景行，千秋永志。
由于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张伯驹先生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爱国信念，特别是他在患难中与周恩来总理、陈毅老总结下的深厚情谊，广为文坛传诵，他也成为中国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典范。
众所周知，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故宫（紫禁城）建筑群与宫廷史迹以及明清皇室旧藏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建院八十年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在原有基础上得以不断充实，这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踊跃捐献密不可分，其中就包括了张伯驹先生及夫人潘素女士。这些捐献使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大为增加，从而成为世界上收藏最富有的博物馆之一。收藏家无私的奉献精神，其功不可没。
今年恰逢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纪念先生，故宫博物院将联合各界人士举办座谈会，表彰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在党的十七大刚刚胜利闭幕、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不断奋进的今天，仰望先生高踪，将更加鼓励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为弘扬和振兴民族文化的奋斗精神。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人们将会更加关心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更加珍惜和爱护有幸存世的文化遗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人士支持博物馆的事业，使更多的文物精品进入历史殿堂。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促进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愿优秀的华夏文化艺术与中华文明传统发扬光大！
2008年2月28日在故宫博物院召开的
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蜗居”中的奉献
在缅怀朱家溍先生的座谈会上，我们每人得到了一本刚出版的朱先生选编的新书：《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作为对先生的纪念，我认为很有意义。睹书思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故宫是多么需要朱先生！准备组建的几个研究中心离不开先生的指导，古建筑档案建立中的文献稽考、沿革探寻需要先生的指点。不久前我拜访王世襄先生，谈到故宫一些资料的整理时，王先生说，还是去找朱家溍先生，他对这些情况是了解的。
但是，在与病魔顽强的搏斗中，朱家溍先生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故宫博物院与全国整个文博界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化艺术界、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怀念这位品德高尚、成就卓著的老一辈文物专家和清史专家。他的学识，他留下的许多著作，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继续惠及后人；他的工作实践，他的人生经历，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故宫有个小报叫《故宫人》。“故宫人”是个颇令在故宫工作的人员引以为豪的称呼。怎么算是故宫人？我想，这不只是指行政关系在故宫，它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严格的要求。我认为，朱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对什么是故宫人做了最好的诠释，也使故宫人的形象得到了提升。朱先生的父亲就是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的专门委员，朱先生自己又在故宫整整工作了六十年。他对故宫有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既与他的家世有关，更主要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心髓的热爱以及对其深入研究、积极弘扬的坚持与执着。这种热爱与执着，又倾注在对故宫的建设和发展上。朱先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些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但更多的是为故宫的实际工作、为陈列展览服务。特别是在太和殿、养心殿、坤宁宫和储秀宫原状陈列中，他详细查阅清宫内务府档案及历史文献，深入各文物库房查找有关文物，亲自设计和布置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原状陈列。这些大量的默默的工作，他甘之如饴，一丝不苟。朱先生在做好故宫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多方面的社会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朱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故宫人的特点，就是热爱故宫，以故宫为荣，为故宫的发展无私贡献；严谨认真，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这是一代又一代故宫人在近八十年的岁月中磨炼并逐渐形成的可贵的精神，是故宫发展的基础。我们纪念朱家溍先生，就是要学习和弘扬这种精神，做一个真正的故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