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终究是商人，比我母亲有远见。他总说人得有个家，没有家，儿女们没有根，就散了。他说的家是屋，有屋，儿女们才有落脚的地方，外出的亲人才可能回来，也愿意回来。鸟有巢，才会归来。
小弟弟死后，父亲决心卖房子。最后一个留在家中心爱的儿子没了，他完全绝望了。家不再成家，根不再成根，留着空屋还有什么意思？看着伤心，不如卖掉：
长大成家各西东，多年难得一相逢。
旧居易主换别姓，无根落叶类飞蓬。
房子并不等于家，但家得有个根据地，外出的儿女才觉得有根。我家的祖屋在管驿前，那是以前我太爷爷住的。我奶奶和我伯父一家人住在一起。我小时候常去老屋，那是我奶奶终老的地方。老屋是栋极普通的民房，砖木结构，泥地，有烧饭的灶房，我记忆中很旧、很旧。鄱阳中学校址就在高门，在管驿前附近。我上高中时还经常去老屋，伯伯和伯母都疼我，堂兄比我大很多，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他一直在我家管账，上个世纪60年代就去世了。
我自己的家在镇上，离老屋也不太远。我每天上学都是走来走去。上午放学回家吃中饭，再上学，每天来往四趟，不觉得远。当时人人如此，不像现在的孩子，有车接车送。我记得我奶奶年老卧病时，我父亲料理完事，每天晚上一定要由我家到祖屋去看奶奶。当时，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由一个学徒手提马灯照明引路。没有多久，我奶奶就去世了。
镇上的房子是开鱼行用的。前半部是我祖父留下的，很大，但很旧，是腌鱼、存鱼之处和伙计们的住房。后来不做腌鱼生意，改做商行，就变为水客们的住房。我父亲后来接着前边的商行后面盖了一栋新屋。这可能就是他毕生的心血，是为儿孙们留的根。盖房子用了三年，用的木材是专门由放树行放排人从山区放来的，很大，很粗。房子是旧式的，面积不小，楼上楼下都有住房。房柱是比碗口要粗得多的树。正厅靠房梁处安放祖宗牌位的下面是一张大条案，两边是对联。再两边各有五张太师椅，两椅之间是高脚的茶案。因为房子大，还住过国民党的壮丁。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壮丁，这是国民党征兵的一种方式。看过四川喜剧《抓壮丁》的人还记得其中的角色，虽有夸张，但国民党的兵役制确实腐败。壮丁是抓来的，不少是被买来顶替的。过去我家隔壁有个小酒店，老板是个老太太，她的儿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有个不要本钱的发财的窍门——卖壮丁。只要谁家被抽丁，舍不得儿子当兵就买他去顶。不到几个月就回来了，下次有人买兵，他又去，用现在的术语是“壮丁专业户”。保长知道，收兵的知道，顶头上级也会知道，上下其手，保长是中介。我就是不知道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知道不知道，“委员长”知道不知道。如果知道，那么对自己败退台湾的原因，他们应该清清楚楚。有一年，国民党收兵的军官收集壮丁后，要先找个地方关押，然后才能解到上饶交差。不知为什么号上我家楼上关壮丁，一百号人关在楼上，吃喝拉撒睡全在楼上，屎尿从楼缝里往下流，臭气逼人，没有办法，花了一笔钱给接收壮丁的军官，才算送走瘟神。
我比较详细地说这座房子，是说一件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农业社会老年人的心理。我父亲为盖这房子大概花尽了他一生的积蓄，他对我说为盖房子负过债。为什么如此费劲，我想他是在为子孙们筑巢，以为子孙可以就此安居。这当然是旧时代老一辈人的梦。这栋住房因为沿河造河堤、扩路，两次改建，越改越小，我最后一次看到这座旧居，已经小得不像样子，好像由原来光彩照人的艳丽女郎，变成了既丑又矮的龙钟老妇。1980年我父亲以六千元卖给公家一个机关当职员宿舍。从此我的父母再也没有回过这个痛失爱子的伤心地，我们兄妹们也再没有回去看看这座已经卖掉的房子。
我父亲一生拼搏，由学徒到老板，最后死于拮据和寂寞。可他的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外孙女和外孙、孙子孙女们都有着比他有意义的生活和前途。我不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化做大叙事，仅仅从我父母到我和姐妹们的儿女们三代的变化，就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家是社会的细胞，各式各样的家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变化。像我家这样，由旧式商人家庭的兴起、衰败到子女各奔前程，就是社会六十年历史变化的缩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