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者,国之大用,政之本务也。是以帝王之道,民莫先乎农,民农则志朴而产重,志朴则易使,产重则难迁。
苟舍本趋末,则好智而多诈,产约而轻徙。卒遇患者,皆有远志,而无居心。然则金银珠玉,天下之大害也。圣人知其然,故贵五谷,贱金玉,以敦本抑末,而务民于农。《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豳风》察其重,《周官》辨其土宜。历代贤君躬亲耕,后亲蚕,莫不申劳农之典,立劝桑之制。或下诏以敦勉,或设官而商度。重其力,俾与孝弟同科。惜其功,不以小故征召,故国无敖民,地无旷土,而储蓄是恃。
夫农必敬时而爱日。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解饥。故与人以财,不苦毋夺其时;与人以食,不若毋夺其事。此重农之深旨也。
秦、隋虐使其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丁壮尽于矢刃,衰弱填于沟壑。本既倾矣,枝将焉附?若召信臣、郑浑者,其知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