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下善恶皆天理。』杨墨之类，只是过不及，皆出于仁义，谓之天理，则可。如世之大恶，谓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残忍，便是翻了恻隐。如放火杀人，可谓至恶；若把那去炊饭，杀其人之所当杀，岂不是天理，只缘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则非。缘有此理，方有此恶。如沟渠至浊，当初若无清冷底水，缘何有此？」
或问：「『善恶皆天理也。』若是过与不及，些小恶事，固可说天理。如世间大罪恶，如何亦是天理？」曰：「初来本心都自好，少间多被利害遮蔽。如残贼之事，自反了恻隐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贺孙问：「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说『皆天理也』？莫是残贼底恶，初从羞恶上发；淫溺贪欲底恶，初从恻隐上发；后来都过差了，原其初发都是天理？」曰：「如此说，亦好。但所谓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处。如羞恶，自与恻隐相反；是非，自与辞逊相反。如公说，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旧一句不通处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暴』，这两句意分晓。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贪』一句没分晓。今公说贪是爱上发来，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贪恋。」
善，只是当恁地底；恶，只是不当恁地底。善恶皆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反转来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则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恶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
问：「『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生便是继，如何分作两截？」曰：「此亦先言其理之统如此，然亦未甚安。有一人云：『「元」，当作「无」。』尤好笑！」
孟子说「性善」，是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程子谓「乃极本穷原之性」，却就用处发明本理。
季容甫问：「『中理在事，义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来中理；义，则所以能中理者也。义便有拣择取舍，易传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
问：「『天地设位』一段，明道云见刘质夫录论人神处。『天地设位』，合道『易』字，道它字不得。不知此说如何？」曰：「明道说话，自有不论文义处。」
问：「遗书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张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
问遗书首卷「体道」之说。曰：「『体』，犹体当、体究之『体』，言以自家身己去体那道。盖圣贤所说无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体它，令此道为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体道工夫。」以下为学工夫。
「谢氏记明道语：『既得后，须放开。』此处恐不然。当初必是说既得后，自然从容不迫，它记得意错了。谢氏后来便是放开。周恭叔又是放倒。」因举伊川谓「持之太甚，便是助长」。「亦须且恁去。助长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从容处，亦须且恁去，犹愈于不能执捉者。」
「既得后，须放开。」此亦非谓须要放开，但谓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广大，规模开扩。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盖以放开与否为得与未得之验。若谓有意放开，则大害事矣！上蔡谓周恭叔放开太早，此语亦有病也。
论遗书中说「放开」二字。先生曰：「且理会收敛。」问：「昨日论横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须放宽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宽看将去，不要守杀了。横渠说自好。但如今日所论，却是太局促了。」
先生问：「遗书中『欲夹持这天理，则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对曰：「中庸所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问如何。曰：「此亦说得，然只是引证。毕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讲习躬行后，见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寻常看『据于德』，如何说？」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对。曰：「须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说上，依旧认『德』字未着。今且说只是这道理，然须长长提撕，令在己者决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独处默坐，未曾事君亲，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浑全是一个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来，事亲则必孝，事君则必忠，与朋友交则必信，不待旋安排。盖存于中之谓德，见于事之谓行。易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正谓以此德而见诸事耳。德成于我者，若有一个人在内，必定孝弟忠信，断不肯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与道家所谓『养成个婴儿在内』相似。凡人欲边事，这个人断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谓虽未曾说出来时，存于心中者，已断是如此了，然后用得戒慎恐惧存养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养者，犹恐其或有时间断故耳。程子所谓『须有不言而信者』，谓未言动时，已浑全是个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难为形状。』又言：『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自初学者言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则教它认何为德？故必先令其学文。既学文后，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进德。圣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级做进德工夫，不令其止于学文而已。德既在己，则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强旋做，故曰『有德，则「不习无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敛近里而已。中庸末章发明此意，至为深切。自『衣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时，已报得满地人知，然实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皆是收敛近里。『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一句紧一句。」先生再三诵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无味，然做时却自有可乐，故不厌；似乎简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则又不止于简而已。『温而理』，温厚似不可晓，而条目不可乱，是于有序中更有分别。如此入细做工夫，故能『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夫见于远者皆本于吾心，可谓至近矣，然犹以己对物言之。『知风之自』，则知凡见于视听举动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从来，此则皆本于一身而言矣。至于『知微之显』，则又说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极，分明显著。学者工夫能如此收敛来，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谓之德，但如此则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于屋漏』，盖已能如此做入细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慎独涵养。其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盖不动不言时，已是个敬信底人了。又引诗『不显维德』，『予怀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发明个『德』字。然所谓德者，实无形状，故以『无声臭』终之。」
伊川云：「敬则无己可克。」其说高矣。然夫子当时只告颜子以「克己复礼」而已。盖敬是常常存养底道理，克己是私欲发时便与克除去，两不相妨。孔子告颜子克己之论，下面又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语在。
问：「主敬不接视听，须得如此否？」曰：「盖有此样人，如许渤之类。」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对着死说。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大录云：「天理存则活，人欲用则死。」周流无穷，活便能如此。
伯丰问：「程子曰『觉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觉悟时，不能无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觉悟了，别无所疑，即是信。」
「何以窒欲？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否？」曰：「然。」又问：「思与敬如何？」曰：「人于敬上未有用力处，且自思入，庶几有个巴揽处。『思』之一字，于学者最有力。」
「惟思为能窒欲，如何？」曰：「思与观同。如言『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盖是非既见，自然欲不能行。」
「思可以胜欲，亦是。」曰：「莫是要唤醒否？」曰：「然。」
蔡问：「程子曰：『要息思虑，便是不息思虑。』」曰：「思虑息不得，只敬便都没了。」
上床断不可思虑事为，思虑了，没顿放处。如思虑处事，思虑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写未得，遂只管展转思量起来。便尽思量，不过如此。某旧来缘此不能寐，宁可呼灯来随手写了，方睡得着。程子赠温公数珠，只是令它数数而已，如道家数息是也。
问：「『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此说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说。如絜矩，岂无事上之恕？」
程子曰：「积习尽有功。」礼在何处积习？在学者事到积习熟时，即和礼亦不见矣。
问：「『从善如登』，是进向上底意？抑难底意？」曰：「从善积累之难，从恶沦胥之易。从善却好，然却难；从恶，便陷得易了。」
问苏季明「治经、传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业上说。忠信便是诚。」曰：『诚』字说来大，如何执捉以进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诚意处，则诚矣。」曰：「此是圣人事，学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说圣人，乃是言圣人之学如此。若学者则又有说话。干言圣人之学，故曰『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坤言贤人之学，故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内，修辞是在外。」问：「何不说事？却说辞？」曰：「事尚可欺人，辞不可揜，故曰『言顾行，行顾言』。」曰：「既分圣贤之学，其归如何？」曰：「归无异。但着干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终无自然底气象。正如孔子告颜渊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则无己可克，则又与颜渊无异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门户做。若到彼处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
问：「伊川语龟山：『勿好著书，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如何？」曰：「怕分却心，自是于道有害。」
居甫问：「伊川云：『随时变易，乃能常久。』不知既变易，何以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吕舍人记伊川说「人有三不幸」，以为有高才能文章，亦谓之不幸。便是这事乖，少间尽被这些子能解担阁了一生，便无暇子细理会义理。只从外面见得些皮肤，便说我已会得，笔下便写得去，自然无暇去讲究那精微。被人扛得来大，又被人以先生长者目我，更不去下问。少间传得满乡满保，都是这般种子。横渠有一段说：「人多为人以前辈见处，每事不肯下问，坏了一生。我宁终是不知。」此段最好看。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会得主宰，然后随自家力量穷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过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当先做活计。」
问：「『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使小者亦大！』下又云：『用一心而处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处之』，只是言尽吾心耳。」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程子云：「可以见得浩然之」先生云：「此只是无间断之意，看『相关对语』，『不断交花』，便见得。」
问：「遗书云：『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谓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则分明昭昭，具在面前。」以下圣贤及先儒。
问：「伊川言：『「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与孔子「微服而过宋」相类。』」曰：「舜知象之将杀己，而象忧则亦忧，象喜则亦喜。孔子知恒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过宋。此两事若相拗，然皆是『道并行而不相悖』，故云相类。非谓舜与孔子事一一相类也。」节录云：「舜知象欲杀己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杀己而微服，此两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类』。」
问：「伊川曰：『圣人与理为一，无过不及，中而已。』敢问：颜子择乎中庸，未见其止，叹夫子瞻前忽后；则过不及虽不见于言行，而亦尝动于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说得好。圣人只是一个中底道理。」
问：「『有颜子之德，则孟子之事功自有』，与说才、诚处一段不同。恐彼是说天资之才，与此才别。到得理明，无不可用，是理明则天资之才不用？」曰：「然。」
周茂叔纳拜已受去，如何还？
问：「遗书中说孔孟一段，看见不甚有异，南轩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里』，此句只是带后来却说是以天自处，便错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时之意思如此。今必欲执以为定说，却向空去了！」
问：「明道行状谓未及著书，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书，亦疑行状所未尝载，后乃谓非明道不能为此。了翁之侄几叟，龟山之婿也。翁移书曰：『近得一异书，吾侄不可不见。』几叟至，次日，翁冠带出此书。几叟心知其书非是，未敢言。翁问曰：『何疑？』曰：『以某闻之龟山，乃与叔初年本也。』翁始觉，遂不复出。近日陆子静力主以为真明道之书。某云：『却不要与某争。某所闻甚的，自有源流，非强说也。』兼了翁所举知仁勇之类，却是道得着；至子静所举，没意味也。」
「伊川前后进讲，未尝不斋戒，潜思存诚。如此，则未进讲已前还有间断否？」曰：「不然。寻常未尝不诚，只是临见君时，又加意尔，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问：「伊川临终时，或曰：『平生学底，正要今日用。』伊川开目曰：『说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说要用，便是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