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一字兰泉，又字琴德，江苏青浦人。
少颖异，博学，善属文。体貌修伟。年十八，应学使试，以第一入学。二十二，侍父疾，居丧尽礼。服除，家益贫，作《固穷赋》以见志。游吴下，蒋恭裴、杨绳武见先生诗文，谓：“宋文宪以后一人也！”肄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定宇游，于是潜心经术，讲求声音训诂之学。是时沈尚书归愚为院长，选兰泉及王凤喈、吴企晋、钱晓征、赵升之、曹来殷、黄芳亭七人诗，称为“吴中七子“。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于沈尚书，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
公以乾隆癸酉举于乡。甲戌成进士。归选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试一等第一，赐内阁中书，协办侍读，直军机房，洊升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两淮盐运提引事不密，罢职。时缅甸未靖，云贵总督阿文成公请公佐军事，遂至腾越，出铜壁关，击贼江中，胜之，缅酋乞降。阿公属公草檄允其降，班师旋永昌。缅甸久未至，复从阿公如腾越。三十六年，温公福代阿公，移师四川，办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从温公西路军进讨，温公属公作檄斥僧克桑罪，三路进攻，克小金川。阿公奏公无兄弟，母年七十馀，明大义勖以殚心军事，今从军五年矣，得旨升员外郎。三十八年，至当噶山，官军且溃，警报络绎，诏旨叠至，公力疾叱马悬崖，日行数百里，夜治章奏文书，于炮火矢石之中，无误无畏。小金川平，补员外部，擢郎中。复认讨大金川。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诺木等率众投罪，公草露布告捷。公在军中前后九年，每有所充，辄议叙，凡加军功十三级，纪录八次。凯旋之日，以戎服行礼，赐宴紫光阁，赏赉优渥。奉旨升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归，改葬父及嫡母。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六十馀日决狱百馀案。秋，丁生母忧。服除，补直隶按察使，调陕西按察使。严缉盗犯。回逆田五倡乱，奉命备兵长武，公严守备，民以无恐；大兵过境，供应速而无误。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云南铜政繁，公尽发古籍，著《铜政全书》，示补救调剂之术。五十三年，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归修基。冬，还京，以病乞休，上鉴其老，允之。谕以岁暮寒，俟春融归。明年归，名其堂曰“春融堂“。嘉庆元年，以授受大典至京与千叟宴。四年，纯皇帝升遐，夏至京谒梓宫，蒙召见，敕建言，公密封以进，不留草。夏，归青浦。分赔滇铜，留田宅以入官，居于庙庑，朋旧赠遗，尽以刻书。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宫。十一年，年八十有三，病甚，口授谢恩表，自定丧礼，嘱阮元为神道碑文。六月初七日，鸡初鸣。公曰；“时至矣！”遂卒。
公之扈驾巡山东、江、浙也，古帝王圣贤名臣陵墓祠庙尝分遣致祭。己卯、庚辰、壬午顺天乡试，辛巳、癸未会试，五为同考官。壬子，主顺天乡试。皆以经术取土。士之出门下为小门生及从游受业者二千馀人。又尝主娄东、敷文两书院。钦定《通鉴辑览》、《同文志人《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奉敕与纂修事。又奉敕删定三藏圣教经咒，编译佛典，深于禅理者不及也。前后奉使鞫奏高邮州假印重征、江陵县偷减堤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别虚实。--高邮州案，巡抚府州并拟罪。堤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饰，劾落其职。
公自弱冠时，即嗜金石之学，及宦游所至，无不访求。自三代至辽金，积千五百通，而甄录之。著《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凡其文漫漶见于他书者，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篆隶及见古文别体者，摹其点画，加以训诂。即题额阴两侧，亦必详载碑制之长短宽博，取建初虑傂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数。诸家题跋见于金石诸书文集者悉著于编。金石之书，至此可谓集大成矣！其中以门人钱侗等所考证者为多。
公在京师时，与朱笥河互主骚坛，有“南王北朱”之称。所至朋旧文宴，提倡风雅；后进才学之士，执业请益，舟车错互，屦满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显者甚众。归田后，往来吴门，宾从益盛，与王西沚、钱竹汀艤舟白公堤下，朋簪杂沓，诗酒飞腾，望之者若神仙。
公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尤邃于《易》。诗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参以韩、柳。古文则以韩、柳之笔，发服、郑之蕴。著述甚富，除《金石萃编》外，有《春融堂诗文集》六十八卷，《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续修西湖志》、《青浦志》、《太仓志》、《陕西旧案成编》，《云南铜政全书》皆刊行于世。其未刊行者，则《滇行目录》三卷，《征缅纪闻》三卷，《蜀徼纪闻》四卷，《属车杂志》二卷，《豫章行程记》一卷，《商雒行程记》一卷，《重游滇诏纪程》一卷，《雪鸿再录》二卷，《使楚丛谈》一卷，《台怀随笔》一卷，《青浦诗传》三十六卷，《天下书院志》十卷。其未成书者，则《群经揭橥》、《五代史注》。--《揭橥》取《周礼》积金注“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揭橥”之意。盖以汉学为表识，而专攻毁汉学者。--皆藏于家。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一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生明万历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年七十四。
他生在比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当时名士，除刘继庄（献廷）外，没有一个相识。张献忠在湖南时，他因为不肯从，几乎把命送掉。清师下湖南，他在衡山举义反抗。失败后走桂林，大学士瞿文忠（式耜）很敬重他，特荐于永历帝，授行人司行人。时永历帝驻肇庆，王化澄当国，纪纲大坏，只有给谏金堡等五人志在振刷，不为群小所容，把他们下狱，行将杀害。船山奔告少傅严起恒，力救他们。化澄于是参起恒，船山亦三上疏参化澄，化澄恨极：誓要杀他，有降帅某救他，才免返桂林，依瞿式耜。因母病回衡阳。其后式耜殉节桂林，起恒也在南宁遇害。船山知事不可为，遂不复出。
当时清廷严令剃发，不从者死。他誓死抵抗，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他一生著书极多，然而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
王夫之六世孙承佺于道光初即开始搜集其著作；七世孙世全于道光二十年（1840）起在湘潭雕版付印，至道光二十二年陆续刊成《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十八种。未几，版毁于太平天国。道光年间邓湘皋（显鹤）也搜集王夫之的著作，编成一张书目。同治初，曾国荃在南京重刻成五十八种，后又有浏阳刘氏补刻本，长沙等坊间散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以曾刻本为基础，又集各本及手稿，综合排印成《船山遗书》本，共集录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此外未刻及已佚的还不少。内中说经之书，关于《易经》者五种（《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关于《书经》者三种（《尚书稗疏》、《尚书考异》、《尚书引义》）；关于《诗经》者三种（《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关于《礼记》者一种（《礼记幸句》）；关于《春秋》者四种（《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传博议》）；关于《四书》者五种（《四书训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详解》）；关于“小学”者一种（《说文广义》）。其解释诸子之书，则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吕览释》、《淮南子注》。其解释宋儒书，则有《张子正蒙注》、《近思录释》。其史评之书，则有《读通鉴论》、《宋论》。其史料之书，则有《永历实录》。其杂著，则有《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识小录》、《龙源夜话》等。此外诗文集、诗余、诗话及诗选、文选等又若干种。内中最特别的，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之两种。研究法相宗的著述，晚唐来千余年，此为仅见了。
邓湘皋既述其目，系以叙论曰：“先生生当鼎革，窃自维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备尝险阻。既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音周至），东南则有昆山、余姚（容城，指孙奇逢（夏峰）；盩厔，指李塨（二曲）；昆山，指顾炎武：余姚，指黄宗蠢）。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顾诸君子......虽隐逸之荐，鸿博之征，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志易白，其书易行。先生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读这段话可以想见船山为人了。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
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逻辑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郁分。船山哲学正从这个方向出发。他有《知性论》一施，把这个问题提出，说道：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犹将曰性胡弗然也。故必正告之曰：尔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问其性，且问其知。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目击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为之名，如是者，于体非茫然也，而不给于用，无以名之，斯无以用之也，曾闻而识之，谓有名之必有实，而究不能得其实，如是者，执名以起用，而茫然于其体，虽有用，固异体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则有辨矣。知实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则用将终绌。问以审之，学以证之，思以反求之，则实在而终得乎名，体定而终伸其用。......知名而不知实，以为既知之矣，则终始于名而惝恍以测其影，斯问而益疑，学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诸迥异之体，枝辞日兴，愈离其本。......夫言性者，则皆有名之可执，有用之可见，而终不知何者之为性。盖不知。何如之为'知'，而以知名当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 性，其所自谓知者非知。......（《姜斋文集》卷一）
然则他对于“知”的问题怎样解答呢？他排斥“唯觉主义”。他说：
见闻可以证于知已知之后，而知不因见闻而发。（《正蒙注》卷四上）
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所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故舆薪过前，群言杂至，而非意所属，则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其非耳目之受而即合，明矣。（同上）
前文所录《知性》篇言“知名不知实”之弊，其意谓向来学者所论争只在名词上，然而名词的来源，实不过见闻上一种习气。他说：
感于闻见，触名思义，不得谓之知能。......闻见习也，习所之知者有穷。（同上）
又说：
见闻所得者，象也。......知象者本心也，非识心者象也。存象于心而据之以为知，则其知者象而已；象化其心。而心唯有象，不可谓此为吾心之知也明矣。（同上）
“象化其心”怎么解呢？他说：
其所为信诸己者，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渐渍而据为亡心。（《俟解》）
他根据这种理论，断言“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同上）。以为因此发生二蔽：其一，“流俗之徇欲者以见闻域其所知”；其二，则释氏据见闻之所穷而遂谓无”。他因此排斥虚无主义，说道：
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其有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思问录．内篇》）
他又从论理方面难虚无主义，说道：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同上）
他于是建设他的实有主义、说道：
无不可为体。人有立人之体，百姓日用而不知尔，虽无形迹而非无实。使其无也，则生理以何为体而得存耶？......（《正蒙注》卷三下）
他所认的实体是什么？就是人的心。他说：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思问录．内篇》）
他的本体论重要根据，大概在此。我们更看他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怎么结合。他所谓“真知”是“诚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镜而悉”（《正蒙注》卷四上）这种知；他名之曰“德性之知”。但他并不谓知限于此。他说：
因理而体其所以然，知以天也（超经验的）。事物至而以所闻所见者怔之，知以人也（经验的）。通学识之知于德性之所喻而体用一源，则其明自诚而明也。（《正蒙注》卷三下）
又说：
谁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所知者）以致之（即大学致知之致），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思问录．内篇》）
又说：
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面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令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正蒙注》卷四上）
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紬绎后，不能见出。船山哲学要点大略如此：
一、他认“生理体”为实有。
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
三、这个实休即人人能思虑之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并进。
可以说他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因为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没有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属另一问题。他这种治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健实许多了。他著作中有关于法相宗的书两种，或者他的思想受法相宗一点儿影响，也未可知。
顾亭林极端的排斥哲理谈-最不喜讲“性与天道”。船山不然。他一方面极力提倡实行，一方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为什么如此呢？船山盖认为有不容已者。他说：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与善皆属沤瀑，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下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张子正蒙注．自序》）
船山之意以为，要解决人生问题，须先讲明人之所以生。若把这个问题囫囵躲过不讲，那么、人类生活之向上便无根据，无从鞭策起来。否则为不正当的讲法所误，致人生越发陷于不安定。船山所以不废哲理谈者，意盖在此。
船山虽喜言哲理，然而对于纯主观的玄谈，则大反对。他说：
经云“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递推其先，则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盖尝论之。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则君子之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耳。......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庄周、瞿昙氏之所谓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行焉而不得，处焉而不宜，则固然矣。于是曰：“吾将不行，奚不得？不处，奚不宜？”乃势不容己，而抑必与物接，则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有儒之驳者起焉，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惮至善之难止也，......于是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见，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混，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罗织朱子之过，而以穷理格物为其大罪。天下之畏难苟安以希冀不劳无所忌惮而坐致圣贤者，翕然起而从之。......《大学衍补传》
船山反对王学的根本理由大概如此，他所以想另创新哲学的理由亦在此。有志研究的人，请把他所著《正蒙注》、《思问录·内篇》做中坚，再博看他别的著作，或者可以对他的哲学全系统有一个了解。
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若拿出来和吕东莱的《东莱博议》（东莱，南宋吕祖谦的外号。《东莱博议》是他读《左传》所作的史论，全称《东莱左氏博议》）、张天如的《历代史论》（天如，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字。《历代史论》是他读历代正史所写的人事评论，凡二编）等量齐观，那便错了。”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现在事过境迁，这类活倒觉无甚意义了。
船山本来不是考证学派，但他的经说，考核精详者也不少。邓湘皋说：“当代经师，后先生而兴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底。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己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裨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湘皋这话很不错，越发可见船山学问规模之博大了。
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道光、咸丰年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着一点。后来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
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人。
幼颖慧，三岁识字。十九补诸生，有文名。与李篁仙等结“兰林词社”，号“湘五子”。治经通训故章句，二十余即有志著述；作《仪礼演》十三篇。咸丰丁巳，举本省乡试。以贫就食四方。尝主山东巡抚崇恩所。己未，礼闱报罢，大学士肃顺素钦其才，延馆于家，奉之若师保，机要咸与咨访，左文襄之狱因以得解。
值天下方乱，将帅多开幕府招致才俊，曾文正尤称好士，肃顺既败，乃走依文正祁门军。时幕下布衣或起家为藩臬，裸身来，归资巨万；先生独以客自居，不受事。说公屏仪节，虚衷延纳，重法以绳吏胥，严刑以殛好宄，多见采用。迨公益贵，宾僚率著籍称弟子；先生仍为客，往来军中，每旬月数日即归。会走谒文正于金陵节署，公未报，但遣使召饮。先生笑曰：“相国以我为餔餟来平！”迳携装乘小舟去，追谢弗及。盖文正丧归再出，遽变节为巽顺，虽复功成，勋业冠代，而先生笑其避事，文正且不自信也。又尝说胡文忠公据湘鄂独立，徐平发捻，逐清建夏，文忠谢不敏。复说文正日：“南洋诸埠，土皆我辟，而英、荷占之，且假道窥我，今士犹知兵，敌方初强，曷略南洋以蔽闽粤。”文正亦谢不敏。至是，知事成之由命，毁誉之无真，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牖后进。
丁文诚公宝桢礼重之，聘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至之日，进诸生而告曰：“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又曰：“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清李，蜀学晦塞，久鲜通儒，闻先生言，始知研诵注疏诸史文选等。院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而士风丕变。其后廖平、戴光、胡从简请人，蔚为经师，咸守家法，较之诂经、学海所造就者殆有过无不及焉。蜀学成，还生长沙校经书院，继移衡州船山书院，而所得士少逊于蜀矣。
宣统间，湘抚岑春蓂以所著诸书奏闻，得旨赐翰林院检讨晋侍读。入民国，征为国史馆馆长。甫发凡起例，遽卒。年八十八。
先生于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所用，然后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见夫乾嘉来学者习注疏文章，皆法郑、孔，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论辩，读者竟十行辄隐几卧，慨然曰：“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笔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饨。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观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鸟兽蹄迹之迹，必其灿然者也。今著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故其为文，悉本《诗》、《礼》、《春秋》，而通乎庄生之旨；汪洋纵肆，曲直而达之于理，使闻者有所解悟，发其蒙而悦其心。末世争利，则言利害人心，其祸有甚于杀；群言淆乱，则推拨乱之道，其要必本诸修身。括中外之学说，探赜索隐，举折衷于圣人。昧者不察，或以为滑稽玩世，或以为高远不中世情，莫知微妙去通，薪传之所自来，徒赏其文辞，目为文士；而通经致用，悲天悯人之衷，自弱冠以至旄期无一日而或息者，虽及门问学之士，朝夕相处，或莫之能喻也。
所著《周易说》十一卷，《尚书笺》三十卷，《尚书大传补注》七卷，《诗经补笺》二十卷，《礼经笺》十七卷，《周官笺》六卷，《礼记笺》四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论语训》二卷，《尔雅集解》十九卷，凡皆简要，而兼采今古。《湘军志》十六卷，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庄子注》二卷，《墨子注》七卷，《鹖冠子注》一卷，《楚词释》十一卷，亦多新义。《文集》八卷，散体溯源董、贾，骈偶不沿六朝纤靡。《诗集》十四卷，有步兵、太冲之风。更辑《八代诗选》若干卷，《唐诗选》十三卷。群弟子复述绪论，仿《郑志》作《王志》二卷。合刊为《湘绮楼全书》。余稿尚多，末投梓。
王懋竑
王白田，名懋竑（hong），字与中，江苏宝应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1668-1741），年七十四。他是康熙间进士出身，改授教官，雍正间以特荐召见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便辞官而归。他是一位极谨严方正的人。王安国（1694-1757，念孙父，字书城，号春圃，江苏高邮人，雍正榜眼，官至吏部尚书）说他：“自处闺门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处大节，举无愧于典型” （《王文肃公集·李子年谱序）。他有一部著作，曰《朱子年谱》，四卷，附《考异》四卷。这部书经二十多年，四易稿然后做成，是他一生精力所聚，也是研究朱学唯一的好书，要知道这部书的价值，先要知道明清以来朱王两派交涉的形势。
朱子和陆子是同时讲学的朋友，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根本不同。两位见面和通信时已经有不少的辩论，后来两家门生，越发闹成门户水火，这是公然的事实，无庸为讳的。王阳明是主张陆学的人，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做了一部书，叫做《朱子晚年定论》。这部书大意说，朱子到了晚年，也觉得自己学问支离，渐渐悔悟，走到陆象山同一条路上去了。朱子学问是否免得了支离两个字，朱陆两家学问谁比谁好，属另一问题。但他们俩的出发点根本不同，这是人人共见的。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既卓然有所自信，又何必依傍古人？《晚年定论》这部书，明明是援朱入陆，有高攀朱子、借重朱子的意思。既失朱子面目，也失自己身份。这是我们不能不替阳明可惜的。
王守仁于明正德十年编成《朱子晚年定论》，其中也收入朱熹早年部分言论，遭到尊崇朱学的罗钦顺指斥，并由此引起两派辩论。晚明时候，有一位广东人陈建（陈建，号清澜，明弘治至隆庆间人，《学蔀通辨》著于嘉靖二十一年。时朝议陆九渊可从祀孔庙，陈建遂著此书斥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颠倒早晚”、并指责陆学“阳儒阴释”）著一部《学蔀通辨》专驳王守仁。后来顾亭林的《日知录》也有一条驳《晚年定论》，驳得很中要害。而黄梨洲一派大率左袒阳明。内中彭定求的《阳明释毁录》最为激烈（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号南昀，江苏长洲人。康熙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自称生平最服膺“明七子”棗陈献章、王守仁、邹守益、罗洪先、顾宪成、刘宗周、黄道周棗均为王学系统名人。著有《明儒蒙正录》、《姚江释毁录》、《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等，均为王学张目）。
争辩日烈，调停派当然发生。但调停派却并非第三者，乃出于两派之自身，一边是王派出身的孙夏峰，一边是朱派出身的陆桴亭，都是努力想把学派学说异中求同，省却无谓的门户口舌。但这时候，王学正值盛极而衰的末运，朱学则皇帝喜欢他，大臣恭维他，一种烘烘热热的气势。朱派乘盛穷追，王派的炮火渐渐衰熄了。这场战争里头，朱派态度很有点不对。陈建的书纯然破口漫骂，如何能服人？陆稼书比较稳健些，但太褊狭了，一定要将朱派造成专制的学阀，同样也行不通。尤可恨的，许多随声附和的人，对于朱陆两派学说内容并未尝理会过，一味跟着人呐喊瞎骂，结果当然引起一般人讨厌，两派同归于尽。乾嘉以后，“汉学家”这面招牌出来，将所有宋明学一齐打倒。
在这个时候，朱陆两派各有一个人将自己本派学说平心静气忠忠实实的说明真相，既不作模棱的调和，也不作意气的攻击。其人为谁？陆派方面是李穆堂，朱派方面是王白田。而白田的成绩，就在一部《朱子年谱》。
《朱子年谱》，从前有三个人做过：一，李晦（李晦，号果斋。他是朱熹弟予黄榦的门人），朱子的再传弟子，其书三卷，魏了翁为之序（魏了翁，南宋后期著名官员，曾替朱熹一派辩护，但治学标榜穷经学古，反对将学派变成门户。著作传世的有《九经要义》等）。二，李默（李默，号古冲，明嘉靖间累官翰林学士，以反对严嵩下狱死），明嘉靖间人。三，洪璟（洪璟，字去芜），清康熙间人。李晦本今不存，因为李默本以李晦本作底本而改窜一番，后者行而前者废了。洪璟本则将李默本增删，无甚特识。李晦生王学正盛之时，脑子里装满了《朱子晚年定论》一派话，援朱入陆之嫌疑，实是无可避免。白田著这部新年谱的主要动机，自然是要矫正这一点。但白田和陈建一派的态度截然不同。陈建好用主观的批评（虽然客观方面也有些），白田则尽力搜罗客观事实，把年月日调查得清清楚楚，令敌派更无强辩的余地，所以他不用说闲话争闲气，自然壁垒森严，颠扑不破。王白田真是“科学的研究朱子”。朱子著作注释纂辑之书无虑数百卷，他钻在里头潜心研究几十年，没有一个字不经过一番心，甚至连字缝间也不放过，此外别派的著作，如张南轩、吕伯恭、陆梭山、象山、陈同甫、陈止斋（张南轩，张栻的号。吕伯恭，吕祖谦的字。陆梭山，即陆九韶，人称梭山居士。象山，陆九渊，九韶弟。陈同甫，陈亮的字。陈止斋，即陈傅良，人称止斋先生。他们都同朱熹交往，但学派各异，可参看《宋元学案》有关专篇）......等，凡和朱子有交涉的，一律忠实研究，把他们的交情关系和学术异同，都照原样介绍过来。他于《年谱》之外，又附一部《年谱考异》，凡事实有须考证的都严密鉴定一番，令读者知道他的根据何在；又附一部《朱子论学切要语》，把朱子主要学说都提挈出来。我们要知道朱于是怎样一个人，则非读这部书不可，而且读这部书也足够了。
白田其他的著述，还有一部《白田草堂存稿》，内中也是研究朱子的最多。他考定许多伪托朱子的书或朱子未成之书由后人续纂者，如《文公家礼》、《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及《易本义》前面的九个图和筮仪等等，都足以廓清障雾，为朱子功臣。此外许多杂考证也有发明，如考汉初甲子因《三统历》窜乱错了四年，也是前人没有留意到的事。
选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