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3年鄂伦春人下山过上定居生活后，关扣尼就告别了“神坛”，时代的强力早已把她完全地改造成了一个普通乡民。关扣尼被山外面的人关注，并视为神秘时代的终结音符、活化石，是近些年的事。进入新世纪后，“人文地理”开始日益被人们强调，世人开始更多地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待作为一种现象的“萨满”，而不再仅仅视其为迷信，加之在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搀和下，近年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各地争相效仿的行为，于是，“最后的萨满”——这一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终被推至台前。几年前，为了拍摄关于萨满教文化的电视片，关扣尼与族亲姐妹们破例地在没有神事的情况下赶制了一件萨满神服（如今这件神服就陈列在白银纳乡的文化馆中）。再后来，各路媒体闻风而至，都想看到、拍到最后的萨满穿上神服起舞的样子，推托不掉，她只好以文化传承人的身份“表演性”地跳。作为“传承人”，可以说关扣尼为萨满教文化及鄂伦春族民俗风情的沿袭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做这些，关扣尼在心态上是矛盾的，按萨满教的规矩，神是不能被随便打扰的，不带诉求就随便地跳起神舞，是渎神。前几年，关扣尼在表演的时候总是流鼻血，她就觉得这是神在对她警示；可她也知晓传承的意义，她也想为本民族的文化传播和发展做点什么，况且萨满如果真在她这一带终结了，那最遗憾的人恐怕就是她自己！多年来，关扣尼协助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及一些民俗、社会科学等研究部门先后拍摄过《最后的山神》、《山林夏猎》、《鄂伦春族萨满教——十八站乡萨满活动纪实》等多部电视片，其中《最后的山神》曾获得过亚广联电视大赛金奖，成为中央电视台较早获国际大奖的纪录片。
鄂伦春人急剧汉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今很难再找出萨满的传承人了。为了抢救萨满文化，2008年，在白银纳乡党委、政府和上级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思前想后的关扣尼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孟菊花。她希望孟菊花，也就是她的女儿，能将萨满文化传承下去。
谁料，2009年，孟菊花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
突降的打击让关扣尼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她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坏。原本，附近的族人发生意外或在去世之前，她都会提前有所预感，但偏偏在自己女儿身上她毫无预兆。她觉得自己在确认女儿成为新萨满的过程中，违背了传统“神示”的仪轨。她怪罪自己简化了旧习，在过去，新萨满要经过三年的学习才能真正出师，且每年都要举行相关仪式。她认为女儿的离世是神灵对她犯错的责罚。
女萨满的人生也充满曲折
按照有关说法，萨满的学成或选定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小孩出生时胎胞不破，需割开取出的孩子，长大后一定是萨满；二是得大病或怪病久治不愈，而请了萨满跳神之后就好了的人，有可能成为萨满；三是一个好好的人，突然得了癫痫病，咬牙切齿，乱蹦乱跳，这样的人好了之后也可能成为萨满。关扣尼成为萨满属于第二种情况。
萨满文化曾经长期盛行于北半球寒温带的各民族中，是一种有着近万年历史的世界性的信仰活动。萨满文化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多神崇拜，认为日月星辰、山水草木、熊鸟虎豹以及雨火雷电皆有着与人一样的情感，是一种没有教主、没有宗教领导阶层的民间信仰。作为萨满教的核心人物，萨满既不脱离生产，在族中也没有特殊的权力，即所谓“穿上神服是神，脱下神服是人”。萨满作法不是温文尔雅地诵经礼拜，而是高歌狂舞，锣鼓铿锵。“萨满”，意即“无所不知的人”或“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萨满借助奇特的仪式、服装，手持各种法器，如手鼓、腰铃、铜镜等，主持各种占卜、祭祀、求医等活动，被认为是沟通人与神、鬼之间的“代言人”。
如今，随着现代文明的强势彰显，以及科学文化的普及，萨满文化之衰落在所难免。但也正是随着全球一体化，少数民族文化因其独特性、差异性而越发显得珍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研究民俗沿革、宗教、北方古代民族习俗的重要资料，寻访现存“萨满”的工作就变得更加具有历史意义。
那是1950年的春天，16岁的关扣尼上山去看家里的母马下驹了没有。哪知刚走出几里路，她的胸口和左胁便疼痛难忍，后来逐渐呼吸也困难起来。那以后，她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睡不着觉，躺不下，病恹恹地几个月都不见好，家里人一筹莫展。这时，已成萨满的堂哥关佰宝为她请了神，说她要成萨满了。
堂哥的指点引来关扣尼的爷爷的激烈反对。关扣尼家族颇具传奇色彩，堪称萨满世家。在鄂伦春族，萨满作为一种身份，在师承上没有成规，也没有亲缘关系，有时一家祖孙、父子或其他亲缘关系的人可能有好几位萨满，也可能一位都没有。在关扣尼的亲族中，到关扣尼这一带，有据可查的已经出现了15位萨满，这在鄂伦春人中是非常罕见的。关扣尼的堂兄关佰宝及关佰宝的岳母关乌力彦，都是远近闻名的大萨满，品级颇高。白银纳这个小山村在鄂伦春人的族群中之所以有名，也部分因为这里出了几位远近闻名的大萨满。
怎奈关扣尼的病情一直不愈，爷爷只好又请大萨满赵立本来为她请神，并引领关扣尼开始学起了萨满。说来有点怪，关扣尼那时身材娇小，且久病虚弱，可在家人的帮助下，她居然能穿上八九十斤重的神服，在急促的神鼓伴奏下，她能连着旋转几小时、十几小时不吃不喝。跳了几次“神”后，她的病好了，萨满也学成了，这位女萨满就这样穿起神服为自己看了第一次病。
但关扣尼的萨满生涯并没坚持几年。1953年，白银纳一带的鄂伦春人在政府的劝说下，开始走出山林，接受定居生活。生活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由游猎部落就地改制为国家的护林队，靠着政府给予的固定收入获取生活必需品及辅助用品，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变化了的生活环境已使鄂伦春人不再搞狩猎前的拜祭活动，人们有了病，政府会派人送来医生和药品。1953年夏，为响应政府“破除封建迷信”的号召，关扣尼与全族的其他萨满们一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告别祭奠仪式，他们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告别了各自所携领的神灵，然后把神服送到山上封存起来，从此“告别神坛”。
定居后，关扣尼与丈夫孟涛渡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就加入大兴安岭林业的开发队伍。她们把家里的六匹马捐献出来，接待国家为开发大兴安岭派来的地质勘测人员，并随同跋涉在深山老林中。她担任过护林小组组长，工作热情极高，处罚违纪者毫不留情。她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但是，作为一名女人，尤其是作为一名鄂伦春族妇女，关扣尼的人生有着深深的不幸。还在很小的时候，她的哥哥、姐姐就多因病早亡，只剩下一个大她七岁的姐姐关扣杰。
婚后，她生第一个儿子时难产，足足生了六天六夜。当时鄂伦春人的习俗是靠自然分娩，后来丈夫发现情形不对才骑马请人帮助接生。待他们归来时，奄奄一息的关扣尼已经生下了孩子。在产后的十天内，她一点都动不了，一动就昏死过去。那以后她生孩子，最快的也要生三天。
关扣尼的婚姻也让人唏嘘。“文革”风波也波及至这片偏远的山乡，曾做过萨满的关扣尼当然在劫难逃。当时她生活在十八站乡，丈夫对她不好，爱喝酒的他常动手打她。鄂伦春族人被分作了两派，关扣尼被批判为“苏修特务”，而她的丈夫孟涛渡却在那时入了党，成为“造反派”。夫妻俩随着政治斗争的升级，终于不得不在1974年分道扬镳。关扣尼最后带着一个女儿回到了白银纳乡，靠着姐姐关扣杰的帮助过了一年多，后来又嫁给了第二个丈夫孟玉林。十几年后，因为两窝孩子及一些经济问题，她与孟玉林也分手了。
晚年，历经沧桑后，生活在关扣尼那里已经变得淡泊。作为一名从游猎生活中跋涉过来的鄂伦春族女性，她对今天的定居生活很满足，对今天妇女地位的提高体会尤深。游猎民族经常搬家，那时鄂伦春族的女人即使刚生完孩子也得随着走。关扣尼出生第二天，时逢九月下雪，族人正忙着搬家，妈妈怕震着她而不能骑马，过河时，她趟着冰冷的河水用手托着关扣尼通过。关扣尼难过地说：“都说我妈妈死得早，多受罪哟！鄂伦春的女人过去命苦啊！”
不想再往下传了
可能是与关扣尼有缘吧，当我们正在为联系不到她而遗憾的时候，我们巧遇了路过白银纳的关金芳。关金芳是关扣尼堂兄关佰宝的女儿，关扣尼现在就生活在她位于加格达奇的家中。
经关金芳引见，几天后，在加格达奇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扣尼。
面前的关扣尼，瘦弱、和蔼、慈祥，岁月的风霜在她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昔年关于她的那些萨满传说，一时变得很遥远，眼前的这位老人普普通通，你很难把她与“神秘”等词关联在一起。老人的气色比我想象的要好，汉话说得还算流利，起码沟通没问题。
她和我们讲起鄂伦春人的过去，讲起狩猎的趣事，但当话题涉及到她与神灵的过往时，她还是不愿意多说。在小心翼翼中，话题还是涉及了萨满的传承。
她说：“现在懂萨满的人没有了，我也不太懂……我把萨满传承给了我女儿，但她去世了，这让我很害怕！萨满，我不想再往下传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
神调在远去，山林在远去，而今生活在城市里，关扣尼说她也想白银纳的那片林子，想念那里的老人儿，可耄耋之年的她已经有些畏惧大山深处的严寒。
“神调不给你们唱了，我不能再随便地唱了。”临别，关扣尼给我们唱了一段鄂伦春民歌。
她开始轻轻地哼唱，略显苍老、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回荡起来。她的音调不高，但旋律对称、呼应，别有韵味。不知为何，吟唱中的关扣尼表情有点严肃，这与她吟唱的内容是有反差的，她的眼神也有些渺远，此时，我才隐约地从中感受到了一丝从远古飘过来的神秘。室内很静，凝望着眼前这张写满岁月沧桑的脸，耳畔这首可能已经传唱了千百年的歌谣，仿佛就是从那深深的邹纹间，从那遥远的过去穿越而来……
唱罢，她才呵呵地笑了，并解释歌词大意：是讲一个老姑娘要出嫁了，不忍离家的她大哭，邻家的老太太便来劝她说，多羡慕你呀，我要是像你这个年龄该多好，就能再次结婚，可惜没人要我了……姑娘听后就乐了。鄂伦春有很多这样有趣的民谣。
带着一些疑问，我们告别了关扣尼。她真的不会再跳萨满舞了？鄂伦春还会有一个新的萨满诞生吗？也许这个问题不会再有答案了。已定居五十多年的鄂伦春人，早就告别了马背上的生活，最后的猎户，最后的桦树皮船手艺人，最后的萨满……仅有的这一个个“最后”丌立着，那是一个个即将消逝的文化纪念碑。
（原载《退休生活·人物》2012年第1期）
一部通俗历史歌剧的诞生——访著名词曲作家付林
1950年，著名红色作曲家劫夫在富锦写出了新中国的第一部歌剧《星星之火》，这部描写东北抗联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轰动一时，其中一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经久传唱；2009年10月，作为《星星之火》的姊妹篇，歌剧《红雪花》又在富锦诞生。
提起《红雪花》，不能不提付林。可以说，付林对这部“原创通俗歌剧”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他既是“催生婆”，又是那个忙活着“下蛋”的“生产者”。
是先有《红雪花》这首主题歌，然后才有《红雪花》这部剧名的。
2009年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付林写出了歌曲《红雪花》。这是一次“主题先行”的创作，因为该曲将成为一部即将诞生的歌剧的主题歌。而此时，关于这部歌剧还仅仅是个意向。随后，付林把录制的小样带到富锦市委书记刘臣那里。听着这优美、深情的旋律，刘很兴奋，“就是这种感觉”，他与付林当即拍板：“咱们的这出歌剧，剧名就叫《红雪花》吧。”二人又为这部反映抗战时期富锦人民生活图景的历史剧定下了基调：要看得懂，要好听，写普通人之不普通，写不是英雄的英雄，再现富锦这块热土的光荣历史，献礼建国60年、建县100年。
一部歌剧的蓝图就这样画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