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一部特殊的智慧之书，它借助八卦、六爻等符号形式，表达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在《周易》博大的思想中，也蕴涵着丰富的情报思想，而且其中相当部分充满了认识论色彩，对于今天的军政情报理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周易》具有丰富的认识论内容
“情报”，说到底，是人们对客观外在事物和现象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情报产品不仅是对现成的事物和现象进行充分了解的结果，也是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在情报工作中始终贯串着一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求真、观化、知远的要求。情报哲学实际是认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此，谈到情报，无论是情报哲学的基础理论建设，还是情报分析判断的实践，乃至情报的收集整理的实际工作等，都离不开相关认识论的指导。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中丰富的情报认识论的内容，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情报哲学乃至情报基础理论的建设，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周易》给予我们认识论方面的主要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乾·大象传》说：“天行健。”《乾·彖传》说：“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系辞传》说：“周流六虚，变动不居。”这些都是说明万物永远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的道理，为此，人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
第二，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否极泰来”今本《周易》，《否》在《泰》卦后面。《序卦传》：“泰者通也，勿不可以终通，姑受之以否。”否极泰来盖反其意而成语。和“物极必反”，“既济矣又终之以未济”《序卦传》：“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意在说明事物的变化无穷和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一个过程的结束往往意味着另一个过程的开始，为此，人的认识也要跟上事物发展变化的新阶段。
第三，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在于阴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下》。和“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牟宗三说：“阴阳是气的相反的作用，一阴一阳是阳了又阴，阴了又阳，连续下去成个变化，道就在变化的过程中呈现。”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6页。因此，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认识时，必须深入事物内部，把握导致变化的原因。
第四，人的认识过程有其特点。在《周易》看来，万事万物都具有“其初难知，其上易知”的特点。在事物发生的初始阶段，事物通常都是难以窥测和把握的，但在经历了一个过程之后，事物日益显现、发展壮大、特征明显了，这时才容易认识和把握。为了促成事物健康发展或防患于未然，人们必须在事物初始阶段即能察知苗头，发现动向，从而因势利导。为此，《周易》提出了“知几”这一重要的认识论。所谓“几”，《系辞下》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也就是事物发生初始时的萌芽状态，以及客观形势变化的最初征兆。“知几”，就是要善于发现苗头，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未来将会出现的事态作出判断，提出预警，早作准备。
第五，人的认识任务在于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原始要终”（察其始而求其终），“逆以知来”和“见微知著”。《系辞》说：“顺以藏往，逆以知来，是故，以逆数也。”这些说的都是预见性方面的要求，无疑反映了人们在掌握事物发展趋势上的愿望。
二、《周易》情报意识举例
首先要提到的是“观”卦。该卦下坤上巽，排在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位，一般被视为政治专卦，专论对社会民情和政治情况的观察内容和观察方法。
何谓观？就是观察、了解。《彖传》说：“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观。”这里的“大观”，不是一般的泛泛的了解，而是指的遍观、洞察，是高级的“观”。而“在上”，一般指九五，也就是包括君主在内的上层统治集团，君主处于尊位而下观群臣万民、邦内邦外，所以叫“大观”。又因为“坤”卦的卦德是顺，“巽”卦的卦德是逊，所以作者借卦德说辞，认为观者在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时应该不含偏见，不先入为主，而要具有柔顺谦逊的品德。在《彖传》作者看来，观者要守中正之道，客观而实事求是地了解天下的情况。《大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巽”卦是风，“坤”卦是地，故而有“风行地上”之象。风行地上实则也是比喻“大观”和“遍观”，要求观者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观察了解如同风吹大地一样的无所不到、无所不知，巨细无遗，无不掌握。所谓“省方”，就是省察方邦，了解各部族和诸侯国的情况，所谓“观民”，就是就是掌握民风、民情和民心。只有经过“省方”和“观民”，治国者才能有针对性地“设教”，也就是制订政策，施行教化。由此可知，在《易》作者看来，观察社会，必须要全面地掌握各国诸侯和民众的思想情绪，使之无所遁隐，同时还必须要遵循客观原则，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行政治。
“观”卦六爻还从“观”的形式和内容出发，揭示了不同的人对外部世界不同的认识程度。第一种是初六的“童观”，指的是如同小孩子一样的幼稚简单的观察和认识，这种认识当然不可能准确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第二种是六二的“窥观”，指的是如同妇女们从门缝中看外界，所见极小，只能看到局部和片面的情况，而不能把握全局和整体。由于这两种认识不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外部世界，所以作者又将其称之为“小人之观”，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作者所否定的。
与“小人之观”相对的是“君子之观”。“君子之观”指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范围说，这种认识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己方的了解，这就是六三爻辞所说的“观我生，进退”。“观我生”，说的是首先要充分考察我方我族的状态“生”，一说庶民为生，一说生为“姓”，指我部族首领。；“进退”，说的是根据所掌握的我方我族的情形采取针对性的政治措施。通过考察己方的百官庶民，考察部族首领的动向，然后作出决策，对人有进用有斥退，对事有进行有退止。“观我生”对于统治者的施政具有重要意义，故而作者对居于九五尊位的君主强调为政者必须“观我生”，只有对己方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合理施政。
“君子之观”的第二个方面是“观其生”。从统治集团的角度说，“观我生”只是第一步的，要想使政权立于不败之地，除了“知己”，还要“知彼”，这就是“观其生”，即对别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包括吏治和民众情况，也要有充分了解。在《周易》作者看来，通过“观我生”和“观其生”，就能做到对本国本族和外国外族的情况有全面的掌握。
了解外部世界并不是最终目的，“观其生”的目的是为了根据所掌握的外界情况制订相应的对外政策。六四爻辞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意即对别国的政绩和所取得的成就要有充分的了解，发现可以与之结交的就及时与其结交，引以为盟，从而增强己方在国际社会的力量。上九则进一步强调对于别国情况的掌握和了解。该爻辞说：“观其生，君子无咎。”意思是，如果对别国的情形能充分掌握，就可及时做好防备以消除可能造成的危害。
由此可知，“观”卦的核心思想是君主和上层统治集团必须全面掌握国内和国外的情况，对于国内外情况的认识和判断，切不可流于简单幼稚和局部片面。在《易》作者看来，为政者一定要杜绝自以为是和鼠目寸光，以防造成片面乃至错误的认识，必须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进行政治决策，以搞好本国的内政和外交。
“观”卦既强调了知己，又强调了知彼。这一思想，可视为孙子军事情报思想的渊源。《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孙子·谋攻》。孙子主张，决策者要具有大情报观，只有对涉及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全面把握，方能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处于主动，预见胜负。孙子此论在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上，乃至今天的情报理论界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打量《易经》，我们可以发现，孙子的这种情报观无疑是受到了《易经》的影响。“观”卦的“观我生”这一观点，从军事情报哲学的来源说，实际是《孙子兵法》“知己”思想的源头。“观”卦的“观其生”这一观点，从军事情报哲学的来源说，实际也是《孙子兵法》“知彼”思想的源头。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看，如果说《周易·观卦》揭示了政治情报和政治决策的关系，那么，《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揭示的则是军事斗争方面的军事情报与战争决策的关系。显而易见，《周易·观卦》所倡导的认识论，无疑地给予了当时的军事理论乃至军事哲学以深刻影响，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的军事情报哲学思想是前者的认识论的逻辑结果。可以说，《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军事情报思想是和《周易·观卦》的政治认识论一脉相承的。
此外，《周易》情报思想还可以参看“同人”卦。该卦上卦为乾，下卦为坎。“乾”卦是天，象征君主；“坎”卦是火，象征洞明。“同人”卦借天、火发挥，指明“君子以类族辨物”。作为一国之君，应该洞悉天下，知晓臣民是非善恶之情，进而“类族辨物”，亦即分析人群之类别阶层状况，从而辨明事物实情，“通天下之志。”《周易·同人·彖传》。
三、《易传》的知几论
《周易》在表述哲学思想时有一个特点：“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它所称说的是个别的、具体的事例，而意在表达的却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和规律。这是《周易》独特的哲学语言表达方式。我们在探寻《周易》情报哲学思想时，也应当由它所说的具体事例，由点及面地把握其所揭示的道理。下面拟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坤”卦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踏上秋天的微霜，就要意识到寒冬的坚冰将要到来。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秋霜和坚冰的关系，实质上论说的是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人们应当具有的预见能力。《小象传》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坚冰也。”《小象传》很好地解释了爻辞的意思，告诫人们在事物刚刚萌发的初始阶段，就要预见到事物发展壮大或者矛盾即将激化的必然性。这一点，在认识论上含有重要的意义，提示人们应当及早处理矛盾，不要待矛盾激化乃至不可收拾的时候才着手处理。就情报而言，这句爻辞提示我们要有情报意识，要对事物最初的征兆保持敏感，及早作出判断。
《坤·文言》则通过论述和举例，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文言传》说：“坤至柔而动也刚……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可以看出，《文言传》主要通过论述由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论证了事物发展的“其所由来渐矣”的普遍规律，并进而通过宫廷政变、政权更迭的例子，提出“早辩”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无疑是古典军政情报思想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