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解”卦。卦下坎上震。该卦六三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意思是，一个人背着东西乘车而不肯把东西放下来，这实际上等于告诉别人自己所携带的是珍贵物品。这样一来，势必会招致盗寇劫夺。《小象传》由此而发挥说：“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在作者看来，一个人持有珍贵物品，却因为自己的行为方式让大家觉察到了这是珍贵之物，结果引来盗贼劫夺，究其原因，这属于自己的责任，怪不了别人。因此《系辞传》这样说到：“作《易》者其知道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治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由此可见，《系辞传》已由“负且乘，致寇至”这一特定的个案出发，转而展开论述了社会生活中类似的各种现象，并涉及到外来侵略和军事斗争的领域，提炼出了“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行为现象必然导致某种后果”这一规律性认识。
我们再看“复”卦。“复”卦下震上坤，从时令上说表示冬至之时。冬至是进入严寒的开始，因而“复”卦的六爻除了初爻是阳爻之外，其他五爻都是阴爻。对于常人来说，只看到天气越来越冷，阴气越来越重，但是“复”卦却认为“冬至一阳生”，恰恰在严寒开始之际，潜伏的阳气已经开始滋生。所谓“复”，就是回归的意思，指的是进入隆冬之际，阳气已经复生。这时，君子应当及早知觉，有所准备，否则将有凶险。“复”卦认为，如果对于潜在的敌对势力缺乏预见，就会遭致凶险。其中最危险的是处于最上位的阴爻，因为它与初生而潜在的力量距离最远，因“迷”于省察而消息失灵。由此，“复”卦从人们是否迷于省察潜在的敌对势力转而论述了用兵作战。作者说：如果面对新情况而不知道回应，这种对于新情况缺失灵敏、反应迟钝的人必将迷入歧途，导致灾祸。这种人如果对外宣战，终将惨遭大败，甚至十年都不能重建武装力量。原文是：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上所论秋霜、负且乘、慢藏、治容、积善之家、臣弑君等等，都是具体的个别的现象。在《易传》作者看来，这些都是“称名也小”的表达方式。他们共同所举的类叫作“几”。由秋霜而知坚冰将至，由上慢下暴而知十年不克征，在《易传》则视作“知几”。由此，从经到传，因“几”的概念的提出，《易传》作者已经完成了由个别现象上升到哲学上的规律性认识上来了。
《易传》的“知几”论无疑可视为其情报思想的核心。这可以用《系辞传》中的一句话集中概括：“《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对于这一句话，晋人韩康伯的注释是：“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周易注》。抽象的道理叫未形之理，细微的运动叫动微之会。所谓“极深而研几”，就是指极其深入地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并进而仔细地研究事物的最初征兆。在《易传》看来，这就是圣人认识世界的根本任务。
此外，关于情报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用《系辞传》中的一句话来概括：“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如果说孙子是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表达了对于战争之理想境界的追求的话，《易传》则用“神”表达了对于情报工作最高境界的追求。这里的“神”当然不是鬼神的意思，其意思相当于“了不起”，可视作是情报工作所能达到的那种高妙境界。
“几”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历代研究《周易》的学者都非常重视。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有较多称引和发挥。对于“几”这一独特的哲学概念，钱钟书列出了历代文献中的重要阐述：
《系辞传下》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韩康伯这样注道：“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微兆。”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几者，离无入有，是有初之微。”又说：“几，微也……事物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称几也。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周濂溪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由上可知，在哲学上，“几”是“有”（存在），不是无，因而属于唯物主义。并且，《易传》言“知几其神乎”的“神”，特指一种高妙和微妙的境界，不是神灵鬼怪之意，因此在认识论上，“知几”是充满唯物精神的，而不是先验论。《易经》本属占卜之辞，占卜最重要的就是占“几”，求得对某事件发生之前的预测。《易传》则从此角度出发，进一步探求“几”的实质，其所强调的“知几”，实质是强调一种超强的敏感性和预见能力，从军事情报的角度说，就是预警能力，为的是防患于未然。“知几”强调抓住苗头，强调对于未然而将然事件的预见，而不是事态已经明显之后的“知”，因为事后诸葛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牟宗三说，“几是采取最开始最具体最动态的观点看事件”，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8页。可说是深得“知几论”的三昧。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求《易传》对于知几乃至对于情报工作有如下的要求。第一，“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下》。，强调的是情报工作的敏锐和及时。第二，“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强调的是察始求终，一开始便能判明结局。第三，“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周易·系辞上》。，强调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探索到事物的内部和隐秘之处，由此推致事物发展变化的前景，从而判定天下事之吉凶，促成天下人之奋勉前进。第四，“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周易·系辞上》。要求透彻了解天下人的思想动机，以促成天下大业。第五，子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周易·系辞上》。强调要揭开事物的真像，确定事务的处理办法，以及明确涵盖天下的道理，乃至彻底了解天下人的企图。
四、《易传》知几论对于情报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易传》“知几论”除了在哲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外，显然还对情报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并对今天的情报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几论”是古典军事情报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我国古典兵学中蕴涵了丰富的情报内容，然而，如果细细打量，便不难发现，《孙子》的“庙算”、“先知”、“相敌”及“用间”，《吴子》的“料敌”、“先机”，《六韬》的“以天下之耳目视听”，《吕氏春秋》的“察微”、“先识”、“知化”，《管子》的“八观”等等，其实都可以集中到一点：“知几”。只有把握《易传》“知几论”，才能贯通并深刻理解历代兵家的情报思想。
试看《吕氏春秋》的相关论述。
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以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也！（《吕氏春秋·知化》）
智所以相过者，以其长见与短见也。（《吕氏春秋·长见》）
凡持固，太上知始，其次知终（结局），其次知中。（《吕氏春秋·察微》）
故治乱存亡，其始如秋毫，则大物不过矣。（《吕氏春秋·察微》）
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吕氏春秋·知化》）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对于“知化”、“先知”和“长见”等的追求，几乎与《周易》的“知几论”没有什么差别，由此可见“知几论”对于我国古典情报思想的深刻影响。《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每一事件的发生，其开始阶段皆如“秋毫”。作为情报工作者，必须要“先知”和“知始”，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力求对事件作更深了解，把握其发展变化乃至预见到久远的未来，即所谓“知化”、“长见”。这样，其论述便立即可以从“知几论”寻出渊源了。应该说，战国末期出现的《吕氏春秋》受到《周易》的深刻影响是不奇怪的，其中反映了我国古典情报思想的发展脉络。而相近时期相继出现的大量兵书，其情报思想与《易传》的“知几论”互相影响，交相辉映，又反映出我国古典兵学和情报思想的发达和成熟。
2.从情报哲学的角度说，“知几论”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知几论”是立足于物质性的哲学观点。金景芳、吕绍刚指出，“几讲的是辩证法的质变”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33页。，“几”的一开始表现为“微”，再往下发展则成“势”，乃至成“著”，这便为一般人所能察觉的了。第二，“知几论”是以预见为核心的情报哲学。叶落知秋。从一片掉下的叶子，人们觉察到秋天来临。这便是所谓“知几”。几是将动未动，或者动之微，但事物将来的结果却往往可以包含在内，所以《易》之“知几论”虽从占卜来，但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情报哲学作相关之探求。第三，“知几论”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强调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知几”非特圣人能做到，愚夫愚妇于春种秋收、吃穿住行等处，如果能遵从事物发展规律，安排得合理，也可谓“知几”。就战争来说，敌之攻我，一定先隐蔽其事，秘密其旨，故情报工作者必须善于从一些细微处审慎考察仔细研究，既知其始，更知其化，从一些被常人忽视的表征中窥得玄机，从而为己方战略决策赢得先机。这样的情报工作才富于价值，也即所谓“知几”。第四，“知几论”反映了情报工作的最基本特征，也包括了诸如获取情况、分析判断等情报工作的基本流程。
3.从军事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来说，研究《周易》的情报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研究《周易》的情报思想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尤其是古代军事情报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周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兵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一本经典。《周易》的论兵之道使人甚至以其为兵书，如魏源曾说：“易其言兵书乎！元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吾于斯见兵之情。”见《魏源集》上册，《孙子集注序》。其中的论兵谋略等一直是兵家取法的宝库。如前所述，《周易》也对我国古典情报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孙子的“知己知彼”，《管子》的“知形”、“知能”和“知意”，《吕氏春秋》的“知始”和“知化”等，均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研究《周易》兵学及情报思想，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知几论”，便对研究整个情报史有着重要的价值。第二，研究《周易》的情报思想和“知几论”，有助于填补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某些重大空白。今天，情报学的建设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很多专著相继问世。但显而易见的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仍然显出很大不足。比如，有关情报哲学尤其是情报认识论的探讨显得非常不足，几乎是一片空白。正因为如此，《周易》情报思想及“知几论”所反映出的深刻内容无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以充实和丰富今天相关的理论。第三，批判地继承《周易》的情报思想，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学。毋庸置疑的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着浓郁的东方特色。以《周易》、《孙子》、《老子》等为支撑的中国古典兵学，也显示出独特的面貌。对《周易》情报思想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个性和哲学色彩非常明显。这与整个古代兵学文化的土壤密不可分。今天，军事情报学的建设已经日见发展，而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学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想象空间的任务。我们不能总是沿袭国外的东西，不能照搬套用。可以说，《周易》情报思想及知几论所透露出来的浓厚的中国特色，无疑可以为我们建设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学提供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