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很多民族经济学家赞叹地评述，在争取天时、地利并与生态环境协调相处方面，没有任何社会集团拿出超过哈尼族梯田的作品。梯田经济支持了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壮大，梯田也滋养哈尼族创造出精粹的梯田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是真正的大地艺术，是真正的大地雕塑，而哈尼族就是真正的大地艺术家！”法国人类学家欧也纳博士曾这样评价说。层层梯田、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组成了一幅壮美绚丽的景观图卷。2004年，在中国苏州市召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有关哈尼族梯田的专题申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受理[史军超：《对元阳哈尼族梯田申报世界遗产的调查研究》，云南民族学会哈尼族研究委员会；《哈尼族文化论丛》（第二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哈尼族为整个人类创造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历史作品，一个显示生态文明的奇迹[白刊宁、杨增辉、马理文：《元阳哈尼梯田大山里的壮丽文化景观》，《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1期。]。
可喜的是经过我国学者多年的努力，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环境经济人类学理论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咨询方面作出了优异的成就。例如，西北民族大学的马小平从人类学的角度，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社区为实地考察对象，研究了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问题。根据马小平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国家扶贫资金的支持下，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具体做法是，将居住在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发展落后、生态环境恶劣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群众集中搬迁，移民迁往黄河灌区能够得到便利灌溉的地方，由此开拓了新的经济发展途径。马小平指出，人口迁移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宁夏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既促进了移民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了移民群体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是：那些生态移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生态移民们在面临自然环境变化、生存空间转移和社会转型加速的社区重建过程中作出了一系列带有建构意义的调适[马小平：《人类学视野下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硕士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0年。]。这项研究表明，生态移民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西藏大学刘亚成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西藏生态补偿制度研究”项目。刘亚成认为，西藏自治区的高原地形复杂多样，生态环境各具特色。那片区域的生态功能作用明显，因而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那片区域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而经济发展滞后，在乡村，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部分民众尚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所以，保护环境、加快发展与扶贫攻坚既紧密相关又交织着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根本问题。刘亚成提出，西藏自治区发展经济要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西藏森林、草原、水资源及矿业的生态补偿机制，这样才能加快乡村部分人口脱贫步伐，推进雪域高原人民实现繁荣昌盛[刘亚成：《西藏生态补偿制度研究》（硕士论文），西藏大学，2011年。]。很多实例也表明，必须在确保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情况下开发西藏，唯此才能促使高原经济快速发展。
内蒙古农业大学的洪冬星在类似的领域进行了探索，该项目是《西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洪冬星认为，中国西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发挥着巨大的环境效益，然而由于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属性，因而传统市场无法实现其经济价值。必须完善草原现有的承包制度，转变过度放牧的生产方式，合理利用草地资源。他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实施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的特征和运行现状，评价了已经实施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的绩效，揭示出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洪冬星指出，必须制定和应用财政、税收、金融等各项配套政策，才能有效运行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具体内容是，构建和完善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完善各级政府间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构建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实现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耦合，建立规范的草原产权流转制度等[洪冬星：《西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博士论文），内蒙古农业大学，2011年。]。事实表明，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是草原环境保护取得成效的关键。
林宗成博士进行了关于福建省闽江流域南平市樟湖镇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这样一个结论：特定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反映了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轻易地改变，由此揭示了文化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他应用结构主义分析理论中的一个组合公式：a∶b∶∶c∶d，将樟湖镇人们的信仰、生活与环境归纳为以下象征性关系组合，一是，蛇∶人∶∶水∶村落，二是，猴子∶人∶∶土地∶村落。20世纪90年代，樟湖镇由于修建水库，居民们移民搬迁到他处。他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搬到新址之后，移民们没有再建祠堂，而与土地和水密切相关的猴王信仰和蛇信仰尽管曾经动摇，但是人们很快地修建了新的猴王庙、蛇王庙。林宗成博士认为，猴王与蛇王崇拜已经与樟湖人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感知紧紧相连，也与当地现实生活浑然一体。随着移民迁入新的村落，家族进一步淡化，于是祠堂被留在原地，像旧址一样成为过去的记忆。然而，猴王、蛇王崇拜的活动仪式却继续存在，并没有因搬迁而失去意义。这些理念实际上是他们对命运的理解，表现了他们对生命之源的水土的依恋，还有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向往[林宗成：《樟湖人的精神社区：福建闽江流域的民间信仰解析》，《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16～332页。]。林宗成博士与其他几位学者也认为，一方面人类是实用主义者，选择适应途径；另一方面人类是象征的操纵者，制造了复杂、丰富多变的代码，用于表达对自然的感受[胡鸿保、黄娟：《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问题的人类学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这些研究证明，文化创造性与生态环境调节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模式。
刘源博士在对青藏高原北部长江源头唐乡的环境保护状况进行了田野调查。他依据事实指出，世代居住在那里的藏族传统文化特征明显，表现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和观念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适应性，而尊重这种本土文化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记录与分析了发生在唐乡的一些事情，用于表述存在于藏族牧民中的环境文化特征。例如，藏族牧民游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以部落为组织形式，按季节逐水草而畜牧；以小规模家庭为生产单位，多种牲畜混合放牧，追求谨慎适应与合理利用草原。在以佛教的教义为核心、苯教的仪轨为外壳的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影响下，一些藏族牧民形成惜杀与惜售，不追求经济增值的传统畜牧业价值观念等。刘源博士认为，一方面，要肯定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一些牧民长期实施在不同草地上转场放牧的传统，这种做法使得草原生态系统与牧人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而这种和谐共存的文化链条需要继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维护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突出当地民族的文化优先选择权，具体讲就是政府工作人员要倾听藏族牧民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生产中的自豪感。这样工作的结果是，不仅保证了牧民的繁衍生息，而且使生态环境处于平衡发展状态[刘源：《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孙振玉：《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5年，第287页~311页。]。总之，文化生存、文化多样性与环境保护及生物多样性常常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丧失其中的一种都会导致两者共同消失。
撮要言之，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这表明，环境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已经具备了基础条件。再接再厉，深入探索，创建这个新学科，这是本书的目标。
学习思考题
1.生态人类学的主要发展过程是什么？
2.生态人类学的主要学术观点有哪些？
3.现代环境人类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4.什么是现代环境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
5.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和特点是什么？
6.中国环境人类学工作者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
7.如何正确理解本书的主要特点和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