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中国人在政治上太敏感，似乎全身所有的神经中，政治神经最发达。这不是贬损，当然也不是赞美，只是描述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已。
敏感的表现之一，是对任何事都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审视，去对照，去衡量。出现新事物、新思想，便怀疑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出现一些事故失误之类，便怀疑是否“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捣乱破坏”；外国人对我国的扶贫和教育捐一点钱，便怀疑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改革开放中出现一些新事物，便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总之，除了政治的阶级斗争的眼光角度标准，他们便没有其他的眼光、其他的角度、其他的标准，不会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世界一体化等多种角度和层面去考虑问题。他们患了一种政治眼病，叫做“左视”。他们眼睛的正面、右面、上面、下面已经没有视力，或者尚有，却只能看到颠倒变形模糊的形象。
敏感的表现之二，便是这些人搞团结、搞建设、搞改革的心思少，探消息、辨风向、测风速的心思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圆睁双眼，竖起双耳，倒动双腿，伸开双手到处摸情况探消息，整天琢磨某某领导的态度与倾向，某某与某某的关系，某些指示是对某人某事的，等等等等。有人做此事只是习惯，或用以引人注目，表现自己而已；有人却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航向，校正自己的目标，制定自己的战略。投靠谁，背叛谁，出卖谁等战略便是在灵敏观察后做出的灵敏反应。多年来人们政治上的忽左忽右，不停摇摆，不断排列组合，概源于此。
敏感的第三个表现，便是公众的胆量越来越小，处事越来越谨慎，暮气越来越重，进取意识、奋发意识越来越淡薄。很多人鉴于“出头的椽子先烂”等古训和这几十年各种各样“阶级斗争”的教训，对什么都持观望怀疑态度，对改革开放亦如是。所以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情，会以为中国人迟钝麻木，实际上这种外表的迟钝麻木正是部分中国人灵敏、成熟、快捷的外部表现，或曰存在形式。
部分中国人缘何政治上过于敏感，或曰害了政治过敏症？我想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一曰夺取政权时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留存与沿用，即战争时期那种阶级斗争的影响被毫无保留毫无改变地搬到了建设时期；二曰某些领导人某些错误思想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的运动，使人们感到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打着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都是政治的运转，特别是“反右”“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给人们的这种印象和教化更深刻更生动；三曰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只有敏感才能安身立命，倘若不敏感便会说错话、举错手、走错路，就会招致大祸、丢掉帽子、砸碎饭碗、身陷囹圄，就会祸及妻子儿女。四曰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只有敏感才能有锦绣的前程、辉煌的前途，才能青云直上，出人头地。倘若上峰想说鹿是马，你先说出了，并说不但是马而且是古代之名马乃至汗血马，你想想那会有什么好事。想想这些年，某些领导想“跃进”，便有人讲粮食亩产20万斤；想证明“上山下乡”好，便有人几次三番地写公开信；想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的“土飞机”正常必需，便有人说真是舒服受用。这些人得到了什么，大家不会不清楚。他们是大遂心愿了。
考察政治敏感或严格地讲叫扭曲变味的敏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敏感在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的年代是必须的，而在和平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年代则是不大适宜以至很不适宜的；这种敏感可以给少数人带来好处、益处、美妙处，却只会给党给国家给民族给大多数人带来不适、不快，带来灾难；这种敏感可以给某些“运动”或不叫运动的运动以推力，却只会给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以阻力和破坏力。这种敏感越多，人性就会越发扭曲，社会就会动荡，不但其他事业受损，政治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同样会受到干扰和破坏。因此，摒弃这种变形变味扭曲的“敏感”，已成社会发展的急切需要。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是正常的政治敏感，我们的社会更需要政治之外的踏实工作和积极进取。“敏感”以至过敏可以休矣。
1994.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