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英
中印两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相互学习，彼此交流的。几十年来，季先生对此不仅作了大量细致认真的研究，他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未发，有不少很有历史价值的著作问世，其影响巨大，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事，他不愧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
季先生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说：“我们研究文化交流，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现实意义。——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时时刻刻生活在文化交流中，都从文化交流中既得到物质利益，也得到精神利益。”
季先生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尤其“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哲学的发展将会迥然不同，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因此，季先生认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话说得非常精辟和中肯。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季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如《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但是，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双向的。因此，季先生认为，“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就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过不少著作，诸如《中印文化交流史》《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季羡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很难用一两句话所能包容，涉及印度、中印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就有很多。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印度学研究；2.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3.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翻译著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5.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6.散文创作。
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先生卓有建树，贡献巨大，首屈一指，是他几十年来用力最甚、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领域。所谓印度学，包括印度的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等等。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等书籍，这为他从事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他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并证明了古代印度语言各种形态变化特点，他的论文为判定佛教经典产生的年代、地点、流传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把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解决了印度佛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发现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他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还促进了自己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他把语言研究与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探讨古代佛教语言时，并不严格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而是努力探究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季先生的大量细致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敬重，在世界梵语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等。
在印度文化学方面，季羡林先生继往开来，功勋同样卓著。他对印度文化的形成与特征、优点与长处、缺点与不足，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中国文化的区别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对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重大影响，也有科学的说明。他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这话千真万确，一针见血。他身体力行，不仅介绍了印度文化，而且还做了大量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彼此了解。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季羡林论印度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中印文化交流论文集》等。在他的垂范和积极倡导下，我国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在历史学方面，季先生高屋建瓴，辨伪辟谬，新义迭出，发前人之未发，这是他的研究特点之一，诸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途径问题等，就是例证之一。季羡林先生主张，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实事求是，注重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实，而真实又是历史研究的精髓。对史料不做考证求实的工作而妄加引用，或歪曲原意，或削足适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为真正有良心的学者所深恶痛绝。”他还主张，研究历史切忌教条主义，他强调指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他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看法，更对印度历史研究发表了高见。关于印度历史，季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印度历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他主张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划分历史时期和确定社会性质、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等，他身体力行，为中国学者做出了光辉示范。除了发表过《印度简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著作外，他还写了许多涉及印度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如《罗摩衍那初探》《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许多前人未注意到或没有解决的有关印度历史问题，作了科学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填补了印度历史研究的空缺，起到了开拓印度历史研究的作用，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盛赞。
在佛教学方面，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够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佛教学的学者。他用大量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度古代俗语及汉译佛典等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就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与一些国际学者进行研讨、辩论，最后匡正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错误结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见《季羡林文集》第七卷）等；在吐火罗语言研究方面，他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代表作有《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见《季羡林文集》第七、十一卷）。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但佛教曾又“倒流印度”这一反馈现象鲜为人知。这在印度佛教史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宗教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在佛教中出现这种现象？研究这一问题，对研究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世界宗教史，都有深刻的意义。但至今还没有哪一部佛教史或有关书籍，认真地谈到这个问题。季先生通过研究和分析大量史料，对佛教倒流的现象、原因等作了精辟阐述，对倒流印度的史实作了科学结论，解释了这一特异现象，从而为佛教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可参阅《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等）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季先生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既总结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写文章，作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诸如《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等，后来他又主编了《东西文化议论集》，所有这些，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影响颇大。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其范围相当广，其时间也相当长。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贡献更大。他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中印两三千年的文化交流的事实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并指出其交流的特点：“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季先生对印度和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成就卓著，主要代表作有《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糖史》和《大唐西域记校注》等等。由于成就辉煌，他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先生（V.K.NAMBIAR）在授予他“名誉院士”仪式上的讲话中说：“季羡林教授对印度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真可谓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季羡林教授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梵文研究的带头人。他对中印两国历史长期相互交流的研究所作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起着先锋作用。”印度文学院院长罗摩坎达·赖特先生（RAMKANTA RATH）在授予季羡林教授名誉院士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采取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把名誉院士授予季羡林教授，中国、东方文化学术界的带头人，我对此举备感欣慰。”
在印度古代文学方面，他翻译、介绍了大量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并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填补了中国的印度梵文文学的空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获得了中印两国学者的交口称赞。几十年来，他陆续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十王子传》《佛本生故事》等名著。尤其经过十年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翻译完了世界著名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不但填补了我国梵文文学翻译的一项空白，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因此，得到了国际梵文学界的极高评价和赞扬。在此基础上，他又研究了《史诗》在我国新疆、汉、傣、蒙、藏地区传播的情况，以及它在中国的影响，为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方面，季先生勇于创新，不因循守旧，重视比较文学研究。他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如今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了比较文学属文化交流范畴，并强调了“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把“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轨道，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他亲自写过一些比较文学论文，指出了目前在比较文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一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以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习惯于欧洲中心那一套做法，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抹杀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作用，这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与互相了解。”因此，他强调：“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研究，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对东方文学重视不够，他主张“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目的只是想能够较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及东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吸收各学派的长处，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特点的比较文学体系，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但如何才能做好比较研究，季先生强调指出：“一个人如果真想搞比较文学，至少必须通中国文学，另外再通一门外国文学，不能精通，也要稍通。对中外文学理论和发展规律要有一定的理解。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就不至于乱比，瞎比，比较的结果，也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要搞好比较文学研究，应重视文艺理论建设，两者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西方古代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工夫努力学习，‘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总之，季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有《〈罗摩衍那〉在中国》《五卷书》《漫谈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之我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和《季羡林文集》第八卷。
散文创作。季先生的研究工作有个特点，即几项工作同时交换进行，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法。与此同时，若偶有所感，还写点散文。他写的散文，别具一格，另具特点，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读性很强，已为世界所公认。提到季羡林的散文，无人不交口称赞。他既擅长抒情，又擅长写景，偶尔还用典引诗，使文章耐人寻味，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因此，读他的散文，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择善固执”，在文章中均有体现，感人至深，读者爱不释手，为众人所称道。他的散文，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淳朴、亲切、幽默和睿智，有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情感。截至目前，已创作出150多万字的散文，现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其中包括对印度的回忆记录，如《天竺心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