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克翘
在谈到自己学术研究的范围时，季羡林先生用了一个“杂”字，说自己是“杂家”，并列出了这样几项：“一、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二、吐火罗文；三、印度古代文学；四、印度佛教史；五、中国佛教史；六、中亚佛教史；七、糖史；八、中印文化交流史；九、中外文化交流史；十、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十一、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十二、德国及西方文学；十三、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十四、散文及杂文创作。”季羡林先生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印度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更是非凡，这是举世公认的。而在印度学领域中，季先生又与印度文学有着特殊的因缘，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我在这里就着重谈谈季羡林先生对印度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的十年间，学习和研究了梵文和巴利文（当然还学习和研究了其他文字，如德文、吐火罗文、俄文，等等），这不仅决定了他一生与这门语言的不解之缘，也决定了他与印度古代和近现代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就是说，这决定了先生的命运：一辈子都从事印度学方面的工作，而且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学习。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60年，今后还将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时候。”至今，先生在病榻上，在轮椅上，还在走这条路，以致先生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人能及。
下面，从译介和研究两个方面来谈谈先生在印度文学方面的成就。
一、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
季先生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先生主张“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但他又说过，自己“搞翻译工作，那完全是出于无奈”。但尽管如此，先生翻译文字的数量仍然很大，质量也决不降低。
现列出先生关于印度文学的主要翻译作品，如下：
1.《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沙恭达罗》是印度古代古典梵文时期大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诗剧。先生的译文优美而准确。译出后曾多次被搬上舞台演出。他不仅让我们知道了这个戏剧的内容，也让我们知道了印度古典戏剧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知道了印度古典戏剧与古代神话传说的关系。
2.《五卷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五卷书》是印度古代一部民间故事集，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有各种文字的版本在世界各地流传。季先生的汉译本突出了“信”字，因此，该书的汉译对中国学者研究印度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当年西方民俗学者和比较文学研究者就曾经对这部书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该译本出版以后，也为我们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3.《优哩婆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这也是迦梨陀娑的诗剧，翻译同样优美准确。
4.《罗摩衍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984年）
这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号称“最初的诗”。但这部史诗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既讲述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故事，又有宗教教诲和道德训诫；既充满了奇异的幻想，又有历史的影子和古代社会生活的片段。史诗分为十篇，长达20000余颂（诗节）。翻译这样的巨著，其工程之浩大，困难之重重，可以想见。而先生翻译该书时，又处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先生在身心都受到残酷折磨的艰苦条件下，独力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历时五年陆续刊出，共七大本。这需要怎样的精神，何等的毅力，岂是常人所能想象。后来，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曾多次提起这段经历，其中甘苦，岂是外人所能体验的。
从先生在书中的注解可以看出，先生在翻译时做了许多考释工作，使这部史诗既具有阅读价值，又具有研究参考价值。伴随着这部史诗的翻译，先生还写了一部研究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
5.《家庭中的泰戈尔》（广西漓江出版社，1985年）
这是季先生应原书作者，印度女作家梅特丽耶·黛维之请而翻译的一部关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回忆录性作品。这部书对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泰戈尔的人格和著作很有好处。
季先生还有不少其他关于印度文学的译著，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以上所列可见，他所翻译的主要是印度古代的梵文作品，而梵文在今天的印度并不是一种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只是在极少数学者中还偶尔使用。这本身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就决定了翻译过程中必须伴以研究。
关于翻译，季先生有一篇文章《谈翻译》，1946年写的，表达了他对翻译工作的看法，也批评了一些不严肃、不道德的现象。今天读来仍有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至少有三大意义：一是满足文学爱好者的审美要求；二是帮助本国民众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相关国家和人民的文学，并通过文学作品进而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三是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资料。可以说，这是一项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对这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前人早已总结出的三个字——信、达、雅，三者缺一不可。而三者中的“信”是第一位的，离开了“信”，就变成了胡诌八扯，其余便无从谈起了，既毁坏了原作的风貌，又欺骗了本国读者。可以说，季先生的翻译做到了信、达、雅这三个字，尤其是“信”。因为他本人不仅是一位翻译家，而且是一位研究者，深知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
我国有多少读者读过季先生翻译的作品，有多少人看过根据他翻译的剧本排演出的戏剧，有多少外国文学教材参考了这些作品，又有多少学者依据这些作品写出了文章，已经多得无法统计了。
二、对印度文学的研究
在印度文学的研究方面，季羡林先生的成就与他自己的研究特点紧密相关。所以这里从谈他的研究特点入手，同时说明其研究成就。
第一，季先生一般不作鉴赏性研究，也很少有那种思想性、艺术性和局限性的“老三段”式讨论。即使作了，也决不流于空泛和教条，而是推陈出新，标新立异。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
举个例子。在季先生1963年写的《五卷书·译本序》里，有关于《五卷书》思想性的讨论，但先生并不仅仅指出哪些是书中的精华，哪些是其糟粕。而是结合历史背景，从哲学的高度，从宗教的视角去肯定这些故事的积极意义，批判其消极因素。在1979年写的《五卷书·再版后记》里，同样也有关于思想内容的分析。先生同样也提出了宗教和哲学问题，这就切中了思想内容的核心。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译本序》和《再版后记》里，先生并非仅仅谈了《五卷书》的思想内容，更写了许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如版本问题、语言问题等等，有新资料，有新观点，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极有帮助。
第二，季先生对印度文学的研究不限于文学本身，而是广征博引，由文学而扩大到文化，又由文化而扩大到社会。
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印度文学也是一样，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内涵。如果对印度的历史文化不甚了了，只能是看看热闹而不摸门道。由于季先生在印度历史文化方面具有丰厚的底蕴，所以他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就显得鞭辟入里，而且深入浅出，能使更多的读者看懂受益。“深入浅出”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真正做到了的，必是大师级的人物。那些玩弄玄虚、玩弄新词、绕着弯子说话的文章，肯定是新手所为，别人看不懂，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明白，说明他们还在学术的大门口摸索徘徊。
现在让我们看看季先生的《罗摩衍那初探》。在这部书里，季先生既探讨了文学问题，如主题、人物等，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书探讨了印度古代的文化和社会。
第三，季先生把印度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倡导者和表率。他特别注重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由于他学识广博，精通多种语言，又有极强的记忆力，加上资料功夫扎实，因此，他的成就也足以证明他是我国比较文学界的学术泰斗。10年前，为纪念季先生85岁寿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季先生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文中，我总结出这样几点：第一，他是中国比较文学屈指可数的先行者之一；第二，他是“文革”后中国比较文学最积极的倡导者；第三，他科学地界定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充分肯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第四，他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若干精辟见解；第五，他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提出了正确主张；第六，他为后代研究者做出了榜样。
第四，季先生不仅仅研究印度古代文学，对印度现代文学也深有研究。这突出表现为他对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研究。在这方面，他既有翻译作品，又有研究文章。翻译作品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家庭中的泰戈尔》，研究文章则主要是长篇论文《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1978年底重新抄写、补充。文中，季先生谈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二、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三、泰戈尔访问中国；四、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五、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前途的展望。其中，对泰戈尔思想的论述十分精彩，对于读者理解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并进而理解其作品（尤其是诗作）极有补益。
今年，在季先生95华诞之际，我们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回顾他在北京大学执教60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就是我国印度学乃至东方学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无论是北大东语系的建立，东方学研究院的建立，还是被教育部认可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建立，都仰仗他这面旗帜。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重要的古籍、丛书和工具书纷纷问世。我们后来人都是受惠者，我们不能白白受惠，而必须要继承和发扬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学风，把印度文学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