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与波兰开始另一轮和谈，并就和约文本达成了协议。1921年3月18日，《里加和约》正式签订。根据这一条约，苏波的边界将以“寇松线”来划分，并且还要将“寇松线”以东1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波兰，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从此，在其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属波兰管辖。条约还规定，苏维埃政府将沙皇政府从波兰抢走的文物珍品归还波兰，并在一年内向波兰支付3000万金卢布。
对这个和约，列宁在1920年10月15日一次讲话中认为和约的签订是苏维埃的胜利，他说：“可是我们签订了和约，条件却比较有利。这又一次向大家证明，苏维埃政权建议缔结和约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声明，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和约，而结果却签订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和约。”
在进行与波兰的战争时，弗兰格尔从克里米亚发起进攻，进军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苏俄波兰战争结束后，红军集中主力和弗兰格尔作战，弗兰格尔的进攻也最后被击退。1920年11月13日，红军攻占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
14日，弗兰格尔乘法国船只逃离辛菲罗波尔。17日，红军攻占雅尔塔，弗兰格尔的残部从克里米亚逃往土耳其。至此，国内战争事实上基本结束。
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真正确立起来，一系列民族地区也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4月6日，在西伯利亚建立了远东共和国。4月28日，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9月，成立了布哈尔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2月2日，成立了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1921年3月，成立了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
作者点评：
结束战争和进行战争是苏维埃政权初年的决定一切的活动。对于列宁来讲，无论是结束战争，还是进行战争都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暂时的受辱，暂时的忍气吞声，暂时的后退，都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强大，都是为了未来的胜利，都是为了更长久的荣誉和辉煌。
布列斯特和约是列宁结束战争的典型做法。签订和约是一种结束战争的手段，而和约本身并不是签约的目的。所以说和约并不是目的，首先是因为列宁把和约视为获得喘息的惟一机会，而这时苏维埃俄国的惟一出路就是喘息。有喘息，就有生的希望，就有存在下去的希望，就有发展的希望。列宁嘲笑那种临死还手握利剑、高喊战争才是光荣的小贵族姿态。他说：“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喘息，战争，再喘息，再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所以说和约并不是目的，还在于列宁并没有把和约视为一定非要执行的东西。签订和约是为了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因此和约可以视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或执行或废弃。一旦苏维埃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喘息的时机就将结束，和约就将被废除，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对于列宁来说，任何条约都是由于斗争暂时停止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有几天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一月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几个月中一反再反的和约，也有长达数年的和约。
列宁把获得喘息的时机看作是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最刻不容缓的问题。其原因有三，一是列宁有一种现实紧迫感。这时，无论是国家还是群众，都没有能力进行战争，这是一个痛苦的、生死攸关的真相。要有勇气面对痛苦的现实，要把真相告诉群众。面对真相，要采取与实际相适应的策略和措施，要讲人话。这个人话，被列宁形容得惟妙惟肖：“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布尔什维克不敢向人民讲真相，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去讲人话，就会一败涂地，成为敌人的牺牲品。二是列宁有一种历史感。历史上有过一个民族和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迫签订屈辱和约的先例，拿破仑就曾迫使德国人签订过极其屈辱的蒂尔西特和约。苏维埃政府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处于战略和政治上的要求，失败的时候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三是列宁有一种责任感。他认为，争取喘息机会，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大支持。他的这种责任感就归结为：“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崩溃更大的打击了。”
列宁的这句话是十分有意思的：“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随之爆发的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更好一点的和平环境。首先，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才是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较量，一场生死较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的夺权，虽有其他种种不可变因素，但机遇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机遇性被历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所忽略或故意忽视，但是列宁本人对这个机遇性却是很重视的。列宁自己说过：“在十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这个时机就是“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似乎也顾不上帝国主义”。而布尔什维克所“遇到的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从世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敌人：有点白痴的罗曼诺夫、吹牛大王克伦斯基、士官生和中产阶级匪帮”。后来，苏维埃政权在各地的建立也是高呼着“乌拉”进行的，这也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只不过是把“苏维埃工会”的牌子换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牌子。因此，国内战争实际上才是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真正确立的过程——在血与火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是在战争中真正掌握全国的权力的，战争造就了苏维埃政权。其次，从十月起义到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列宁总是从少数走向多数的，总是从少有权威到大有权威的。当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时，他总是提出“我去找水兵”，“我要退出中央委员会”这样的话，而他这样的话却总能震慑周围的人，让自己的意见被大家所接受。列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不厌其烦地解释和说服，靠的是每次事件后实际的证实，靠的是他随机应变的决策和能力。
苏维埃政权初年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一成不变的政策是适应不了局势的发展的。革命需要随机应变，战争需要随机应变，而在这时随机应变就集中表现为：善于退却，争取喘息机会。所以，列宁说：“签订和约完全是一种灵活的随机应变。”所以，列宁说：“利用喘息时机随机应变，实行退却。”所以，列宁说：“因此，在这场新战争中，应该而且也必须善于随机应变。”列宁从少数到多数，从少有权威到大有权威，就是随机应变的结果。因此，国内战争造就了列宁的绝对权威，随机应变造就了列宁的无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苏俄—波兰战争是国内战争中的特例。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值得说几句。无论从波兰还是从苏俄方面来讲，苏波战争的爆发都有一大堆理由，但是实质都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即争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片领土。就波兰而言，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就苏俄而言，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利益。然而，在他们各自打出的旗号中，有一种旗号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波兰的“大波兰主义”和苏俄的“大俄罗斯主义”。皮尔苏茨基之意并不完全在这“东部边界”，他要建立一个“大波兰国”，而苏俄也只是要把这“西部边界”当成一道坚实的壁垒和防线，进，可以将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欧洲去，退，可以挡资产阶级风暴于国门之外。就像这时托洛茨基写给中央的密电上所说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与西部边境毗邻的各自卫小国可以暂时为我们构筑一道‘屏障’”。由此，也许可以看出，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酝酿并诱发了这场战争。也许还可以看出，民族沙文主义是不分大国小国的，民族激情和爱国主义一旦越过了界限，就会成为民族沙文主义。
至于苏俄的兵败也有一系列因素，但其中最令人深思的是苏俄的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性错误。一是他们把俄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世界革命，认为越过了波兰，前面就是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只要拿下了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二是他们进而认为，苏俄既然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高举的是国际主义的旗子，那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会受到波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然而，当苏俄红军一进入波兰的领土，他们就被当地居民视为入侵者，到处受到阻击，这就像不久前皮尔苏茨基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为当地人民一定会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而结果是适得其反一样。在苏俄—波兰战争爆发以前，托洛茨基已经敏锐地感到苏俄推行的世界革命政策遭到了重创，向列宁建议改弦更张。1918年8月5日，他在给俄共（布）中央的密电中承认，“不管怎么说，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现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于这一事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建议把俄国革命的方向转向亚洲，“考虑有必要推动亚洲革命”。列宁的决策也在酝酿着变化。但是，“大波兰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攻，引发起苏俄以民族沙文主义对民族沙文主义的热潮，同时又再次燃起了他们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