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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2)

武王克商,尤其是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活动,而且以后还陆续有所封建。周代的封国,不仅包括对原先已经存在的邦国的册封,而且包括新封建的不少诸侯国。周代的分封制度又与宗法制度相关联。在周朝,王位在原则上应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则封为诸侯。王室世代都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由周王庶子封成的诸侯,相对于王室来说是小宗。在诸侯国内,国君又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公子则封为卿大夫。国君世代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由其他公子封成的卿、大夫相对于国君是小宗。卿、大夫之家又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则成为士。卿、大夫之家世代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士相对于所自出的卿、大夫之家是小宗。在士以下。仍有嫡长支和庶支的分别,一般总以嫡长支为大宗,庶支为小宗。宗法制度既是一种血缘关系的体系,又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忠于君和孝于亲是一致的。小宗敬顺大宗,既是对于祖先的孝,又是对于上一级封君的忠。这样逐级上推,以至于周王。周王既是天下姬姓之大宗,又是各国诸侯之共主。周王对于异姓诸侯,则通过婚姻关系建立起另一种血缘关系,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之间也通过婚姻建立姻亲的血缘关系。周王照例称同姓诸侯为伯父或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或叔舅。

商代统治者重鬼神而轻人事,在人民不满、周又兴起的危急关头,纣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迷信思想。“小邦周”何以能取代“天邑商”、“大国殷”?连周人都不免诧异。《尚书·昭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日,有殷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通过深入反思,周人感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尚书·蔡仲之命》)天命变化无常,是靠不住的,天命即在民情之中,只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才能江山永固。周人的哲理思考,也反映在《易经》之中。《易·系辞》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易经》中关于阴阳对立、发展变化、矛盾转化及人的能动性的思想,说明周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了。

春秋乱世话沧桑

由孔子亲手编定的我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公元前481年,因此人们常称这一时期为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战国开始,是中国历史上封建领主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地主经济的萌芽时期。它和战国时代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巨变时期。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地位日益衰落。当时北方的戎狄时常侵犯中原诸邦,南方的楚逐渐兴起,吞并附近小邦,并且力图向中原扩展。素有华夏之称的中原诸邦,面对南北两面的压力,却缺乏一个团结的中心,形势十分严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以管仲为相,励精图治,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华夏诸侯,于公元前679年与一些诸侯会盟于鄄(今山东鄄城县),开始称霸。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伐楚,与楚定盟而还。一时对楚的北上构成抑制。齐桓公死后,齐国一度内乱,失去霸主地位。宋襄公曾经想作霸主,但失败了。楚的势力更加强大,严重威胁中原各邦。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齐、秦等国联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县南)大败楚、陈、蔡联军,再次抑制了楚的北上。晋国从此成为中原霸主,历时百年。同时,楚称霸于南方,与晋争霸。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大败晋军于邮(今河南偻阳东北),势力深入中原。公元前575年,晋军大败楚军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北)。晋楚长期争霸,互有胜负,而成为其争夺对象的中原郑、宋等国却受尽了战争与向霸主贡赋之苦。东周初在关中建国的秦,大致与晋同时强盛起来,因为被晋挡住了东进的出路,只好称霸西戎,与齐一起成为仅次于晋、楚的东西两个大国。

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戍利用自己与晋、楚两国执政大臣都有私交的条件,向他们提出“弭兵”的建议,结果约了十几国的代表在宋集会,晋、楚两国共同作了霸主。此后,晋国内部卿大夫势力扩大,互相争夺,公室地位削弱。楚国也因东方的吴国(都于今江苏苏州)兴起而受到了严重牵制和打击。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陷楚都。后来吴虽退去,楚国却受到了沉重打击。同时,在吴国的后面,越国(都于今浙江绍兴)

也在楚的支持下兴起。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表面屈服于吴,实际上准备复仇。公元前482年,夫差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迫使晋人让出盟主地位。可就在这时,越人已从后方乘虚攻入吴都。吴刚夺得中原盟主地位,就被越人捣了老巢。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勾践亦曾北上争霸中原,但是越国的霸权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衰落了。春秋时期少数大国争霸的局面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战国七雄的剧烈斗争。

春秋时期,中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从前每一个邦的领土面积都不大,通常包括国和野两个部分:都城(在古代也叫国)和周围的郊区算作国,郊以外的边远地区叫做野。居住在国的人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野人。国人包括卿大夫等贵族和作为士的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人;因为士在国人中居大多数,所以古书上有时又把国人和士等同起来。在国中专门划出千亩称为籍田的土地,每年由国君率领国人耕种,收入供本邦宗教和礼仪之用。郊区的土地划为份地分给一般国人即士,士的义务是服兵役和纳军赋。国君掌握野的土地,并把其中一部分作为封地封给贵族。野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野人必须先在公田上为国君或贵族无偿劳动,然后才能种私田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野人没有政治权利,主要义务是为国君和贵族种地,还必须服劳役和兵役。到春秋中后期,由于“初税亩”、“用田赋”等经济形式的出现,以上情况逐渐改变。其结果:因为按亩征收赋税,从前公田和籍田的存在失去意义,不再和公田发生关系的农民成为个体的小农;因为赋和税都按人们所占田亩来征收,从前国人和野人的区分也失去存在的必要,除了贵族以外,他们都一律成了平民。原来在国人内部是有着固定的宗法关系的,在野人中也有宗法或类似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随着国人和野人区别的消失、破产农民的流徙以及商业人口的移动,曾经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逐渐解体了,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一邦之内国和野的区分还明显存在的时候,士在国人中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本邦拥有份地,既参与邦内政治斗争,又是军队中的主力。他们和自己的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把离开“父母之邦”当作一件大事。

随着国野区分的消失,士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周以前的士以武士为主。进入春秋以后,士阶层开始急剧地分化。由于大国争霸的需要,武士据有军功者可以受“赏田”,从而逐步转化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礼乐知识,熟悉礼仪、数术的一部分士人本来为诸侯国或采邑做文职事情,由于他们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善于出谋划策,参与社会与国家大事,日益受到卿大夫的重视,逐渐演变为文士。他们的活动已不再限于本邦,为了求职或实现其理想,不惜奔走于各国之间,从而成为春秋社会最活跃的阶层。

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突出特点可以概括为: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由于王室衰微,文化与人才外流,形成了诸侯国的多元文化中心,为诸子百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同时,各诸侯国利用“尊王”的名义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大国土,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动荡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为活跃的士阶层提供了用武之地。这种现象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百家争鸣”的出现。孔子,则是百家争鸣中最早鸣家的士人。

口儒教先驱说周公

儒教虽然由春秋末期的孔子所创,但它的一些重要内容早在西周初年就已产生了。这得从周公旦总结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为周王朝制礼作乐说起。

汉刘歆、班固称儒家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唐韩愈为儒家制定的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可见周公在儒教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尧、舜乃是中华上古文化以及被它所反映的“大同”社会“禅让”制的代表;禹、汤、文、武则是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王朝的建立者,客观上充当了奴隶社会“小康”文明的政治代表;真正对儒家作出贡献的是周公和孔子。孔子无疑是儒家的创立者,而周公则可谓儒家的先驱者。

被称为儒家“元圣”的周公,姓姬,名旦,乃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父,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因以周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称周公。文王在世时,他在群子中以仁孝著称。武王即位后,他辅翼武王,以忠诚见称于史。时武王有疾,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代替武王之身而死,并且说:“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乃当仁不让,摄政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擅天子位,勾结武庚、淮夷、徐戎等叛乱。周公奉命东征,三年平息叛乱。周公辅成王再度分封,太公封于齐,建都营丘(临淄);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建都曲阜;其他诸侯,亦各有封国,以潘屏周。随即卫戍丰镐,营建洛邑,将“宗周”与“成周”连成千里王畿,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分封制大一统局面。周公还依据周制,参酌殷礼,为周朝制定了田制、官制、禄制、乐制、法制、谥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孔子说,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这样的境界,连尧、舜都恐怕达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所以,荀子对此极为推崇,他在《儒效》一文中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乡(向)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孔子一生辛苦奔波、孜孜以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业。

周公以自身的品格、能力和政绩,为儒家的思想学说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这是他对儒家学派的一个巨大贡献。

据《史记·周本纪》及《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初年的政治文献,大部分出自周公之手。它们包括《尚书·周书》中的《牧誓》、《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夷》、《多方》、《周官》、《立政》等。

周公的思想,集夏商二代思想文化之大成,开创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代。《酒诰》:“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今睢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祁天永命。”通过总结商王朝覆灭的教训,周公认识到“天命不僭”、“天命靡常”的道理,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等思想,为周王朝的政治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周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他已经开始怀疑天命,强调人事的重要性,重人事而轻天命;制礼作乐,实行“礼治”;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反复告诫统治者防止腐化堕落、怠忽政事,提倡励精图治。这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所作《周官》,是指《周礼》,它经过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改造,最终成了儒家的“六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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