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全才是少有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面面俱到，他的精力将会分散在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每个方面都研究得比较透彻，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全才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同样是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企业招来一个人才后，必须要给他安排一个具体的职位，而这个具体的职位便限定了他的工作范围和需要发挥的能力范围。如果企业的工作进程安排得合理，他是不能有大量空余的时间来做其他事情的。即使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也是发挥不出来的。
用人管人一点通：
企业在对人才进行综合考核的时候，要明确综合考核的目的。综合考核，是为了择优录取，绝不是为了选择全才。因此，企业在考核人才的时候，不应该强调“样样在行”，无须强求全才。
7.求才时别戴有色眼镜看人
管理者在选择人才的时候，必须要抛开自己的偏见。否则，就会因为个人的片面观点断定起用某人或淘汰某人，最后可能给企业造成危害。
秦王政制定了统一战略后，着手攻打韩国。韩国国势薄弱，在秦国的攻伐下感到危急。为了残喘延命，韩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派出了一位名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做“内间”。据史书记载，郑国是一个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人才，他到秦国的目的就是想要让秦国把人力、物力投入到兴修水利工程上去，借以削弱秦国的国力，使秦国无力东伐。
吕不韦失势后，郑国作间的事被发觉了，从而助长了秦人的排外情绪。许多宗室大臣向秦王政进言说：“诸侯国的人来秦做事，都是为他们的君主来游说或离间秦国的，长此下去，秦就有危险了，现在应当把他们驱逐出去。”
秦王政想到了吕不韦曾经的威胁，同时又看到那么多来自诸侯国的人，于是听取了大臣们的意见，发下了逐客令。正是在这种氛围里，秦国进行了一次大搜索行动，将其他诸侯国来的人一律驱逐出境。
“逐客令”公布后，作为客卿的李斯极力反对，他认为此举纯属荒唐。
李斯出生南方的楚国，曾拜著名学者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他认定在七个强国中，只有在秦国做事才有前途，于是离开故乡楚国前往秦国。他先在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后成为秦王政的客卿。
由于李斯只是客卿，又与吕不韦有关系，自然也要被列在被驱逐的名单上。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斯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向秦王政上了一封书信，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在这篇文章里，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和严谨务实的文风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说：“秦下逐客令是错误的举措。从前，秦穆公求纳四方贤士，从西得到了西戎的由余，在东得到了百里奚，请到了宋国的蹇叔，晋的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虽然都不是秦国人，却使秦国能够兼并二十多个国家，从而称霸了西戎。秦孝公因为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得以富强；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打破六国的联盟；秦昭王得到范雎，使王室权力增强，抑制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而这四位国君都是以客卿来为秦国建立功业的。”
“从这些方面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那些美女、乐声、宝珠、好玉，虽然不是秦国出产的，但大王却多方求取享用。而对于用人却不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只要不是秦人都不用，凡是来客都要驱逐出去。这是只看重美女、乐声、宝珠、好玉，而轻视人民的举措。臣听说泰山不出让每一块土壤，所以才能成就其大；河海不拒纳每一条细流，固能成就其深；做君主的只有不遗弃民众，才能显明其德。这正是五帝、三皇能够天下无敌的原因。而如今秦却要抛弃人民，让他们去帮助敌国；辞退宾客，让他们去壮大诸侯。这实际上就是借武器给敌寇，拿粮食给盗贼的举措。”
在这篇论理充分、举例详明的文章中，李斯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且都是有目共睹，不容秦王政不回心转意。秦王政自有他的难处，他同意下逐客令，是因为他考虑到吕不韦的宾客党羽在朝危害他，而现在他见李斯的谏文，却没有提到吕不韦，消除了他心中的疑虑。另一方面，李斯的谏文句句在理，已经打动了他，所以他当即派人把李斯召回，恢复官职，并取消了逐客之令。从此，李斯成为秦王政的重要谋臣，为秦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秦王政因为一两个客卿给秦国带来威胁便以偏赅全，否定了所有的客卿。他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很明显存在着偏见，无论这种偏见是大臣们强加给他的还是他心中早就存在的，总之他的做法受到了偏见的影响。不过，秦王政的偏见是站不住脚的，李斯的《谏逐客书》便能够将他的偏见驳得一无是处。
除了秦王政外，汉朝的皇帝也曾出现过用人带有偏见的现象。
汉武帝时，有一位叫颜驷的郎官。这位郎官与众不同，他衣衫褴褛，白发苍苍，显然是一位老者。据了解，颜驷在文帝时已经做了郎官，他擅长武艺，然而文帝却喜欢舞文弄墨之人，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提拔。景帝即位后，比较偏爱稳重的老者，颜驷当时年龄尚浅，仍未得到提拔。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又喜欢重用青年，此时颜驷已经老了，同样没有得到提拔。于是，颜驷虽然三朝为官，却没用展现才华的机会。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选用人才的时候，管理者如果抱有偏见，给企业带来的只能是人才的流失和浪费。如果在一个企业中，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将会给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现在社会，比较突出的一种偏见现象是学历。为了能够帮助管理者消除偏见，盛田昭夫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学历无用论》。这本书非常畅销，书中深刻论述了企业该如何用人。盛田昭夫认为，企业用人不能以学历取人，因为学历高并不一定能够作出大贡献，学历低并不表示没有任何价值。《学历无用论》并非看不起学历，而是告诉企业管理者不能因学历而取人，以学历的高低评价一个人的价值。
当然，偏见有很多种，除了秦王政的排斥客卿和汉朝三位皇帝有关年龄的偏见外，还有性别、地域等方面的偏见。比如，人们常常会说哪个地方的人比较狡猾或没有德行，于是企业管理者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一见到这个地方的人，便立即否定掉。
用人管人一点通：
要想做到才尽我用，要想使企业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管理者一定要抛开偏见，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选用人才。
8.没有全才，人才要搭配使用
企业的业务是多方面的，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所以企业管理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要全面选择，从而获得各个方面的人才，这样就会达到人才互补，从而使企业顺畅运行。
人才互补对公司的重要性，正如同骆驼的各种器官对骆驼的重要性。骆驼长有长长的睫毛，能够阻止沙粒进入眼中，从而能够在强烈的风暴中辨清前进的方向；高耸的驼峰能够储存足量的养分和水分，能够使骆驼在长途跋涉中免受饥渴之苦；厚而宽大的脚掌能够大幅度地减少负重时身体对沙子的巨大压强，从而在柔软的沙中行走自如。同理，企业只有具有了骆驼的“睫毛”、“驼峰”和“脚掌”，才能够走出荒漠，奔向事业的绿洲。
古代凡有作为的皇帝，都能够做到灵活搭配人才，用互补的人才结构来完成自己的大业。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便是这样一位皇帝。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心情大为高兴。一日，他召来众诸侯和将领，与他们同饮美酒。饮酒间，高祖问道：“诸位不要隐瞒，务必实话实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呢？”高起、王陵二人回答说：“陛下派人攻城略地后，就顺便将地盘划给有功者，能够与天下人同享利益，这是陛下得天下的原因；而项羽会杀害有功者，对贤者常常抱有疑心，一个人独享利益，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高祖听了他们的话后，首先说他们“知其一，未知其二”，接着分析了自己得天下的真正原因：“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然后又分析了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汉高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才结构是互补的。内有运筹帷幄的张良，中有安抚后方、增援粮草的萧何，外有战无不胜的韩信。这三种人才缺一不可，汉高祖正是有了他们三人，最终才能够问鼎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同样是一个合理搭配人才的高手，正是因为他的用人睿智，使得唐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王珐是唐太宗的一位大臣，他不仅有过人的识人本领，而且擅长言论。一次，唐太宗在与他交流的时候，对他说：“朝中有众多大臣，我想听听你对他们各自才干的看法。另外，将你自己和他们放在一块比较一下，说说你自己有哪些过人之处和不及之处。”
王珐略作沉思，脱口而出：“房玄龄为国鞠躬尽瘁，事无巨细，只要知道有没有处理妥当的，便会尽力为之，在这点上我不如他；魏徵见微知著，常常关注皇上言行举止，敢于直言进谏，这点我比不上他；李靖能文能武，外可征讨匈奴，内可辅佐皇上执政，这点我比不上他；温彦博处理公务一丝不苟，刚直不阿，并能够简单明了地传达皇上的命令和向皇上汇报工作，这点我比不上他；戴胄智谋过人，善于处理各种疑难问题，这点我同样比不上他。但在惩恶扬善、维护正义方面，我能够做得有声有色，并认为这点便是我的过人之处。”
除了古代皇帝外，现代同样有精通此道的人，闻名世界的长江实业集团总裁李嘉诚便是一个典型。
在李嘉诚旗下，有霍建宁、周年茂和女将洪小莲三人。他们是长实内部的核心管理人物，被舆论界并称为长实系的“三驾新型马车”。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霍建宁。他的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经常抛头露面。实际上，他从事的是幕后工作。此人擅长理财，负责长江全系的财务策划，他处世较为低调，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干将，而是一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香港大学，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利用业余时间进修，考取了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证（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开业会计师）。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又提升他为董事副总经理。此时，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担任香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实属罕见。
霍建宁不仅是长实系四家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份）的董事。
传媒称霍建宁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亲自策划或参与决策的。
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取决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对他如此器重和信任来看，可知盈多亏少。
霍建宁本人的收入也很可观，他的年薪和董事袍金，再算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可能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常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香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不仅是长江的智囊，而且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着培育李氏二子李泽楷、李泽钜的职责。
在长实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少壮派中，还有一位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
周年茂是长实的元老周千和的儿子。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时，李嘉诚就把他当作长实未来的专业人才培养，并把他和其父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专修法律。
当周年茂学成回港后，很自然地就进了长实集团，李嘉诚指定他为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1983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当时，周年茂才30岁。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谢老臣子的忠心耿耿，故而“爱屋及乌”。
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李嘉诚的确念旧，却不能说周年茂的“高升”是因为李嘉诚对他的关照。其实，最主要的一点，仍然是他自身具备了相应实力，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们老细（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盛颂声移居加拿大后，周年茂升任副总经理，顶替盛颂声的缺位，长实系的地产发展重任自然落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
周年茂没有辜负李嘉诚的期望，他走马上任后，具体策划并落实了多处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规划，如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俐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在他的努力下，李嘉诚的迂回包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他的突出表现为他赢得了李嘉诚的信任和认可。于是，李嘉诚将更大的重任托付于他。
在以后的工作中，压在周年茂肩上的担子比盛颂声在职的时候还要大，肩负的责任还要多。但他不负众望，努力扎实地工作，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