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开始和结束背道而驰，内心和外表不相符合，假立名节以迷惑他人耳目，这叫“毁志”。与别人因吃吃喝喝而相亲，因行贿送礼而结交，以损人利己而臭味相投，一旦有了权力和名誉就把感情隐藏起来，这种人就是贪婪而卑鄙的人。只有一些小聪明而没有大学问，只有小能耐不能办大事，只看重小利益而不知大道理，这就叫做虚假。
【经文】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译释】
所谓“揆德”，就是用估量一个人品德的办法来判断人。如果一个人言语忠实，行为稳重，由于意志坚定而大公无私，做了好事不求回报，内心忠厚而明察，其貌不扬但性情安静稳健，这是宅心仁厚的人。如果一个人遇有突发性变故而能卓有成效地处理，身处穷困之境而能奋发向上，进身立功能够如愿，这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一个人富贵显赫之后仍然恭敬勤俭而不失威严，对人彬彬有礼而不骄傲，这是有福德的人。有的人处在简陋清贫的状况下而无所畏惧，处在安乐富裕的情况下而不奢侈，功劳卓著而不反叛，高兴或愤怒时都很有节制，这是有操守的人。有的人恭恭敬敬地事奉君主，恩恩爱爱地孝敬父母，与人感情不和但决不背叛，竭尽全力也始终不渝，这是忠孝的人。这就是用揆德的方法来检验人。
【经文】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译释】
圣贤最赞赏的是聪明，聪明者最注重的是知人。能知人识才，各种人才就会都有合适的位置，小事大事就都能办好。
所以孔子在教导弟子们时提出“六蔽”的说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用才的失误。指出狂傲与耿介的偏失，以疏导有偏执拘谨或高傲刚直之缺陷的人才；痛斥空泛而无信的流弊，向人们提醒那些似是而非的人是无法信赖的；明察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考究他所作所为的动机，借机了解他的日常行为。依照这样的原则和办法去观察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又怎么能伪装、掩饰得住呢？
一、知子莫若父
西施的美丽传说随着吴越争雄的结束也烟消云散了。其实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另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范蠡。范蠡不仅领兵打仗有一套，在识人上更是高手，他早就断言勾践能同患难，而不能同富贵，所以辞官周游列国做了商人，成为巨贾。然其识人之明还不仅于此，更多的是对三个儿子的论述，使我们真正看到了识人大师的本事。
范蠡，即陶朱公，助越王勾践兴越称霸后，料“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便辞别勾践，渡海到齐，经营产业；后又到陶，从事耕畜，并做买卖，成为巨富，天下称他为陶朱公。朱公有子三人，次子杀人，被囚于楚。朱公拟派小儿去探望，从中营救。朱公给他黄金千镒，作为营救费用。将启程时，长子坚决要求代其少弟前往，朱公不听。长子说：“家中有长子持家，现在弟弟有罪，父亲不派长子前往营救，而派三弟，是不是有些不妥当？”并说如不让他去，就要自杀。他母亲也为他求情说：“派小儿去还不一定能将次子救出，却先死了长子，那又该怎么办？”朱公不得已派长子前往，写一信让他带去交给在楚的故交庄生，叮嘱说：“见到庄生后就送上千金，听凭他用，千万不要不听他的话而自己行事。”长子自己也带上私蓄数百金，以防意外之用。
朱公长子到楚，前往拜访庄生，将信和金交给他。庄生对他说：“你可以迅速离开，不要留在楚国，等到你弟弟被放出时，不要问为什么。”朱公长子没有听他的话，他因见庄生家很穷，屋很破漏，对他缺乏信心，担心不能救出他的弟弟，仍留在楚，从事营救活动，将其带来的私蓄数百金献给有权势的楚国贵人。
庄生虽穷，但其人廉直，以此名闻于楚国，自楚王以下都尊他为师。朱公送金，他并非想要，他想等办成事后送还金，以取信于朱公。他收金后，告诉他的妻子：这是朱公金，后当交还，不要动用。庄生入见楚王，说有某星出现，将对楚不利。楚王问有何办法？庄生说：“惟独用行德的办法可除去灾祸。”楚王便决定要大赦。朱公长子得知消息后，认为其弟遇赦与庄生无关，而不甘心白白送给庄生千金，便往见庄生说弟遇赦事。庄生知其意，便将钱还给他，朱公长子暗自庆幸，弟遇赦又不花钱。
庄生认为朱公长子不信任他，觉得是对他的羞辱，于是恼羞成怒，又入见楚王说：“臣先前跟您说某星出现，要大王以修德报之。现在臣一出门，路人都说陶地的富商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于楚，是他家用金银贿赂了大王的左右，所以大王不是对楚国人施恩而大赦天下，而是因为朱公子的原因。”楚王大怒说：“寡人虽不以德服人，为什么单对朱公子施以恩惠呢？”即令斩杀朱公之子，次日才下赦令。朱公长子只好以所坐来的牛车载弟死尸归去。
到家后，家人都痛哭，只有朱公独笑，对大儿子说：“我知道楚国一定会杀掉你的弟弟，并不是你不爱你的弟弟，你经历的事多，从小和我一起做生意，吃过苦，知道生活的艰难，所以爱惜钱财。而你的小弟弟，一出生，我们家就很富贵，乘好车骑骏马游玩打猎，并不知钱财来的不易，因此肯花钱，一点也不吝惜。所以我打算让你小弟弟去，因为他肯花钱。而你却不能，所以导致你二弟被杀，事情就是这样的，不要悲伤了。我一直等着你带着你弟弟的尸体归来。”
“知子莫若父”，朱公之所以早就料到长子救不回次子，只有少子才能担此重任，是因为他对两个儿子的性格了如指掌。因为少子出生时家庭已经富裕，他不知创业的艰难，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所以养成了放任、挥霍的性格。所以，他不会吝啬钱财，而且他阅历不多，心地单纯，将会按照朱公的话去办。而长子曾与朱公一道创业，知道钱财来之不易，所以养成了吝惜、严谨、精打细算等性格，加上经验丰富，又是势利眼，看不起庄生，为了救弟又去行贿楚国官员，反而坏了大事。正是朱公长子的性格决定了他行动处事的方式，最终也是这种性格害了其弟。
对陶朱公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其也有该指责的地方，就是意志软弱害了儿子。如果他不理会长子的自杀要挟胁和妻子的求情，坚持正确的主见，派小儿子去救人，岂能不让次子生还，但这毕竟是也许，留给人们只是遗憾和感慨！
二、汉文帝：识人之君
知人，识人，用人，三者关系很微妙，只有知人才能识人，只有识人才能用人。
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虽谈不上雄才大略，却也有“文景之治”之誉。然而其知人、识人之能事，恐怕高祖、武帝也逊色一二。
在传统中国，封建帝王们所希望的是“长宜子孙”，这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虽然是这样，他们也不轻易放弃，尤其是在自己不久于人世时，会专门为自己的儿子或未来的储君挑选一个领导班子来辅佐新君。于是有了：刘备白帝城托孤；孙策留遗嘱：内事委张昭，外事委周瑜的故事；更有了周公旦匡扶幼主成大业的美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知人、识人的成功典范。
汉朝第三代君主文帝是一位很贤明的君主。经过他的治理，汉朝一度出现了兴旺，以致后人把他与后来的景帝称之为“文景之治”。他在知人、识人上颇有建树，尤其是其临终遗言更值得深思。他在临死时对太子刘启说：“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危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委以重任。”文帝因何如此看重周亚夫呢？这就是善识人、会用人的缘故。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称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意思，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以前三年，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在任期间，他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的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
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卫；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部署是：祝滋侯徐厉驻守谓北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