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论述了人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前提，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命运，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和形成等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是从对社会的研究进入到对人的研究，而不是相反。《资本论》“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12]。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主体、历史主体，是人类历史的经常性前提，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性的产物和结果，“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3]。马克思主义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固然“只有人是重要的”，问题是这里的人的社会价值不是取决于他人的特质，而是取决于“他是否生下来就有钱”[14]。资本主义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使曾经创造了人的劳动，成为人的异化的根源和摧残劳动者的个性的前提，造成了“局部工人的愚钝”[15]。马克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6]，在把人类历史分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对三种社会形态下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人类经过“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之后，是共产主义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马克思用自己的《资本论》指明了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展示了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前景。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学思想。《人类学笔记》是研究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1]［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2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同上书，460—4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8—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同上书，432页。
[11]《列宁全集》第20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同上书，49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同上书，1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并没有因马克思的逝世而结束。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的许多著作是共同完成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也就是恩格斯的人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也就是恩格斯的人学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蓄意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这是毫无根据的。这里，暂且不讲他们生前共同创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天才著作，不讲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3卷），也不讲恩格斯“执行遗言”、继续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写作、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仅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于1886年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就可以看出，恩格斯是如何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在恩格斯看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克服不可知论和正确解决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离开人对世界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劳动者的需要、物质利益是历史的动因，但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只承认人的精神的最终作用，而不去追溯精神动力后面的动因，因而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代替唯心史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并具体论证和回答了如何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问题。
还应当指出的是，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于1888年以单行本出版时，恩格斯还特地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该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出来，并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到1893年更具体地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1]。由此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是何等重视和推崇，那些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所谓“恩格斯晚年背叛了马克思的人的学说”云云，又是何等荒谬和缺乏根据。
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的发展史上，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具有巨大意义。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始终是他们的理论著述和实践活动的最根本的内容。
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十分重视对人的研究。在谈到现代战争和现代人才的关系时，列宁说：“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竟都成为落后的和毫无用处的东西了。”[2]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宣布，现在俄国，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权，又有各种资源，但就是缺乏有本领的人。因此，他号召：“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3]对于科技人才，列宁尤为重视。他指出，“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4]；“一间工作出色的实验室比我们十个苏维埃机关还要重要”[5]。
在对人的研究上，列宁坚决反对用关于“社会一般”、“人的本性”、“永恒道德”等抽象议论，取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一定社会形态的分析，因为“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象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6]。列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捍卫社会主义政权出发，一生对搬弄自由、民主的抽象词句深恶痛绝。他说：“撕下这些撒谎者的假面具，叫这些瞎子睁开眼睛。问问他们……是摆脱哪一种压迫和哪个阶级的压迫而获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享受的自由？谁要谈政治、谈民主、谈自由、谈平等、谈社会主义，而不提出这些问题，不把这些问题提到首位，不对隐蔽、掩盖和抹杀这些问题的行为作斗争，谁就是劳动人民最可恶的敌人。”[7]
列宁始终反对把个人同集体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群众的集体努力才能保证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自由。正是社会主义第一次“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8]。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列宁认为，人们的旧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消除，许多世纪私有制所培植起来的个人主义残余还将长期存在，再加上国际敌对势力的破坏，因此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教育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和复杂，他号召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9]。
列宁十分重视全体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强调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10]。他预言，随着向共产主义前进，社会将“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11]。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特别重视人的问题，重视革命和建设活动中“人的因素”。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战争中“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2]。他进一步解释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毛泽东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他反对抽象谈论人性、谈论人的自由和民主。他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至于自由和民主，毛泽东认为，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毛泽东所讲的“人”，不是个别的人、某一个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反复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兵民是胜利之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3]。我们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就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14]。他由此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
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不是自发的，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他说，在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认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16]。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列宁全集》第9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列宁全集》第42卷，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全集》第40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回忆列宁》第3卷，5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列宁全集》第1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列宁全集》第37卷，281—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列宁全集》第33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列宁全集》第38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列宁全集》第34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列宁全集》第39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同上书，1039页。
[15]同上书，1096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2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