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这种二重性理解的实际危险表现为对行动失去指导。一旦放弃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一再达到的现实的基础，一旦决定坚持赤裸裸经验的、“自然的”存在基础，就会在行动的主体与展开行动的“事实”背景之间造成一条鸿沟，使它们像不可调和的严格的原则那样彼此对立。那时将不可能把主观的愿望或决定强加于客观的事实或在事实本身中找出行动的指针。要“事实”完全正确无误地赞成或反对一定的行动方针，这种情况过去未存在过，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存在。愈认真地对事实进行考察（单独地、直接地考察），它们就愈不那么明确地指向某一个方向。不言而喻，纯主观的决定将被“按照规律”自动行动的未被理解的事实的压力所粉碎。所以正是在行动问题上，看来辩证法是能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无产阶级及其发展的某一点上的自我认识，无论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同时就是对整个社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只要事实是从它们连贯一致的现实性来理解，从各部分环节与它们在整体中固有的、尚未判明的根源的关系来理解，事实看来就毫不足奇了：我们就能看到那些趋向现实的中心、趋向我们惯常称为最终目标的倾向。这种最终目标不是与过程相对立的抽象的理想，而是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一个环节，它的所达到的每一阶段的具体含义和这个具体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理解它就是认识趋向总体的倾向（不自觉地）所持的方向，就是了解为了全过程即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而具体决定某个时候的正确行动方针的方向。
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剧局部环节与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因为现实的固有含义日益放射出强烈的光芒，所以过程的含义愈来愈深地埋藏在日常事件中，总体浸透在现象的时空特点中。通向意识的道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并不是愈来愈平坦，相反却是愈来愈艰巨和吃力。因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地打败各种错误倾向。这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形影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因此，《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正统派及其代表即共产党人的任务的论述并未丧失其意义和价值：“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34]
在过去一份提纲性的自传中（1933），我将我的早期发展称为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收集在这一卷[35]中的著作带有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特征。在重印这一时期（1918～1930）最重要的文献时，我想要强调它们的试验性质，而决不要使人认为它们对当前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具有现实的意义。由于今天对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和持久的内容和永久性的方法还极不确定，理智的诚实要求我明确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批判性地仔细考察这些著作以及当前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在今天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尝试中仍将具有某种史料价值。因此，这些著作并不仅仅说明我个人的思想发展阶段；它们同时也表明一般精神发展的道路，并且，只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对待，它们对于了解今天的情况和以此为基础的继续前进是不会没有意义的。
当然，不简短地提及我的早期思想发展，我就不可能正确描述1918年前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份提纲性的自传中强调的那样，还是在文科中学学习时，我就已经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以后，在1908年前后，为了给我的关于现代戏剧的专著[36]奠定一个社会学基础，我研究了《资本论》。当时，引起我兴趣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由西美尔和麦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再次着手研究马克思，不过这次已经是为我的一般哲学兴趣所驱使：主要不再是受当时的精神科学学者，而是受黑格尔的影响。当然，黑格尔的这种影响也同样是很矛盾的。因为，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我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就在战前几年我在海德堡的时候，我甚至打算写一篇文章，论述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另一方面，我的社会政治观中的矛盾使我在思想上与工团主义，尤其是G．索列尔的哲学建立关系。我力图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特别是考茨基的解释）又使我厌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反对派的精神领袖萨博·埃尔温使我注意到索列尔。大战期间，我又了解了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它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头几年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如果我要把这一时期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从“精神科学的角度”将其统一起来，并构造一种有机的内在精神发展，那就背离了事实。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的胸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的内心不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至少，我觉得，就我能够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
当我读到我在那个时期写的论文时，我觉得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当我回想起当时写的数量不很多并且不很重要的文学性质的文章时，我感到其中那种直言不讳、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成分往往比我更早时期的作品还要多。然而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在飞快继续着。如果现在我把这种不和谐的两重性视为我那个时期的思想特征的话，那么它决不包括对立分明的极端，决没有黑白分明的画面，仿佛革命的善在同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斗争中已经把这种对立的动力耗尽了。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直接与其敌对的阶级的转变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现在，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来的伦理唯心主义带有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因素，对我在这场危机后关于世界的看法还是起了积极的革命的作用。当然，要成为一个新的、首尾一贯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不得不失去自己至高无上的（甚至平等的）地位，并从根本上得到改造。事实上，或许应该在这里指出，甚至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熟悉，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新的综合中的积极因素。我从来没有犯过那种我经常在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看到的错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视，使我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思想的混乱并非总意味着一片混沌。暂时地，它可能加剧内在的矛盾，但长远地看，它将导致这些矛盾的解决。这样，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转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缓慢的、不平稳的。然而，我所选定的方向甚至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战争期间就已开始明朗起来。《小说理论》正如我在它的新版序言中描述的，是我还处于一种普遍绝望的状态时写的。因此，毫不奇怪，现存的一切在其中表现为费希特所说的那种绝对罪孽的状况，任何希望和出路都带有纯粹海市蜃楼的空想性质。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倒台，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崩溃，使我们见到了曙光。当时，我们关于这些事变本身以及它们的基本原理的知识不仅十分贫乏，而且非常不可靠。尽管如此，我们——终于！终于！——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即使在谈到这种激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将过去美化。我本人——我在这里只能谈我自己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直到作出我的最终的、最终正确的选择之前，我还在犹豫不决，妄图用抽象和庸俗的论证来进行自我辩解。但是，最后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短文《策略和伦理》揭示了作出这种决定的内在人性的动机。
我没有必要浪费许多笔墨去论述写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建立时期的那少数几篇论文。在思想上，我们没有作好准备（我可能比其他人更缺乏准备），去完成我们面临的伟大的任务。热情企图勉强地代替知识和经验。我只须提到一件，而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对于列宁的革命理论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领域内所取得的极其重要的进展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只有少量论文和小册子被翻译过来并能读到，而那些参加过俄国革命的人们，有的（如萨穆埃里）没有什么理论才干，有的（如库恩·贝拉）则在思想上受到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强烈影响。我只有在维也纳流亡期间才有可能详尽研究列宁的理论。因此，在我当时的思想中也包含着矛盾的二重性。这一部分是我对当时政治中的灾难性的机会主义错误，例如关于农业问题的纯粹社会民主党式的解决方案，未能采取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一部分是在文化政治领域中，特殊的思潮使我走上了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的方向。今天，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我发现我们当时在这个领域获得的成果相对说来不算少，感到不胜惊奇（在理论领域中，我愿意指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这两篇论文的第一稿在这一时期就已写出。在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作了修改，但基本方向仍旧是一样的）。
流亡维也纳是一个学习时期的开始。首先，这意味着进一步熟悉列宁的著作。不言而喻，这种学习一刻也没有脱离革命活动。当务之急是要使匈牙利的革命工人运动获得新的生命，并使其继续下去：必须提出新的口号和政策，以使这种运动在白色恐怖期间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驳倒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无论它来自纯粹的反动派，还是来自社会民主党人。同时，必须开始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此外，在维也纳，我们被卷进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潮流之中。当时，匈牙利流亡者可能是人数最多、分裂最严重的侨民，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侨民。还有许多来自波兰和巴尔干国家的侨民，或者临时，或者长期地住在这里。加之维也纳是一个国际中转站，我们与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经常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杂志应运而生，是毫不足奇的。一段时期内，这家杂志成了第三国际中各种极左思潮的主要机关报。波兰、匈牙利的侨民和奥地利共产主义者们构成了刊物的内部核心和经常撰稿人，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同情者，如意大利的极左分子波尔迪加、特拉契尼，荷兰共产党人潘涅库克、罗兰-霍尔斯特等等。
在这种环境中，上面谈到的我的发展倾向的二重性不仅达到了顶点，而且凝聚成为一种奇特的新的实践和理论形式。作为《共产主义》杂志的核心成员，我积极参与制定了一条“左的”政治和理论路线。它基于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信念，即伟大的革命浪潮将推动整个世界，至少是欧洲一直到达社会主义，它决没有因为芬兰、匈牙利和慕尼黑起义的失败而中断。像卡普暴动、意大利占领工厂、波苏战争，甚至三月行动这样的事件，都加强了我们关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整个文明世界必将被彻底改造的信念。当然，在讨论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这种宗派主义时，我们决不能认为它与在斯大林主义实践中所看到的宗派主义有任何相似之处。后者首先是要保护既定的权力关系，使之不受任何改革的侵犯；它的目的是保守的，它的方法是官僚主义的。而20年代的宗派主义则有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它的方法是与官僚主义尖锐对立的。这两股潮流只是名称相同，骨子里却分别代表着两个彼此敌对的极端（当然，甚至在第三国际中，季诺维也夫和他的门徒们就已经采用了官僚主义的方法，同样，列宁在其重病缠身的晚年就一直渴望解决如何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克服苏维埃共和国日益增长的、自发产生的官僚主义化的问题。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过去和现在的宗派主义的区别。我关于匈牙利党的组织问题的文章就是针对季诺维也夫的门徒库恩·贝拉的理论和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