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杂志竭力通过在一切问题上都提出最激进的方法，在任何领域都宣布同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机构和生活方式等实行彻底决裂，来宣传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在我们看来，这将有助于在先锋队，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培养起一种未被歪曲的阶级意识。我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论战文章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遭遇——受到列宁的批评——使我能够迈出脱离宗派主义的第一步。列宁指出了决定性的差别，甚至是矛盾，即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一种机构可能过时了——例如，苏维埃已经判定议会过时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出于某种策略的原因而参加它。我马上认识到这一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它迫使我对自己的历史观点作出修正，使其更加灵活，更少僵化，以适应日常策略上的迫切需要。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我的观点变化的开始。然而，这种变化是发生在一种还基本上是宗派主义的世界观之中。这在一年以后就表现出来了，当时，尽管我也批评了三月行动的一些策略上的失误，然而对整个三月行动却毫无批判地、以宗派主义的精神表示了赞同。
正是在这里，我的政治和哲学观点中的客观内在矛盾公开化了。在国际舞台上，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思想热情倾注于革命的救世主义之中。但在匈牙利，随着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渐萌生，我发觉，不得不由自己作出决定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只与个人有关；有的涉及长远的目的，有的则关系着我无法忽视的当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同时构成了我的下一个决定的基础。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我就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当时，无论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还是在我负责政治领导的那个师中，我都不得不经常撇开救世主义观点，作出合乎实际的决定。这时，面对现实、对探寻列宁所说的“下一个环节”的需要，变得比我一生中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可比拟地更加迫切和强烈。正是因为这些决定的内容似乎带有纯粹经验性质，它对我的理论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理论立场现在必须适应客观的情况和趋势。如果我希望作出一个原则上正确的决定，那就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直接事态的思考。我将不得不找出那些造成这种事态的、经常隐蔽着的中介物，尤其是，我将不得不对那些可能由这种事态造成并将决定未来实践的中介物作出预见。因此在这里，生活本身迫使我采取了一种往往与我的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尖锐对立的思想立场。
由于当时在匈牙利党的实际领导中站在对立方面的是一个现代官僚主义式的宗派主义集团，即季诺维也夫的门徒库恩·贝拉的集团，我的左右为难的处境变得更加尖锐。在纯粹理论上，我本来可以把他的观点当作假左派的东西加以抛弃。但在实践上，他的建议却只能用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来加以批判，这些生活联系着世界革命的伟大前景，但又与这种前景有着相当的距离。像我一生中常常遇到的情况那样，这时我又交了好运：反对库恩·贝拉的斗争由兰德列尔·耶诺领导。这个人不仅具有渊博的、首先是实际的知识，而且对理论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解力，只要这些理论问题与革命实践有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多么间接。他深信不疑的观点是由他与群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决定的。他在反对库恩·贝拉的官僚主义和冒险主义计划时提出的主张立刻使我信服，因此，在宗派斗争开始以后，我总是站在他一边，这里，我们不可能对党内斗争的那些哪怕是最重要的细节加以论述，尽管其中有些饶有理论趣味的事情。就我而言，这些争论意味着我思想方法上的裂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在重大的国际革命问题上，我继续支持极左思潮，而作为匈牙利党的领导成员，我成了库恩·贝拉宗派主义的最激烈的敌人。1921年初，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在匈牙利方面，我追随兰德列尔，主张一种坚决的反宗派主义的路线，而同时在国际方面，我却从理论上支持了三月行动。因此，我思想中对立倾向的冲突达到了顶点。随着匈牙利党的分歧日益深化，随着匈牙利激进工人运动开始增长，我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由此产生的理论思潮的影响。然而，尽管列宁的批评动摇了我对于三月行动分析的根基，但是在这一阶段，这些思潮仍旧未能在我的思想中占得上风。
《历史与阶级意识》诞生于这个转变时期的危机之中。它写作于1922年。它一部分是经过修改的早期文章；除已提到的写于1919年的那两篇外，还有1920年的论文《阶级意识》。两篇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论文以及《合法性与非法性》在新集子中未作重大改动。只有两篇文章，也是最重要的两篇，是全新的，它们是《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后者是在《革命运动的组织问题》一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此文曾于1921年三月行动后不久发表在《国际》杂志上）。这样，《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我从大战最后两年开始的发展时期的最后结算。自然，这种结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包含有向更清晰状况转变的趋向，尽管这些趋向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
对立的思想派别之间的冲突并未结束，我们也不容易将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标签贴在它们头上，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也仍旧难于对这本书作出首尾一贯的恰当评价。但是，至少必须简略地强调一下占主导地位的论点。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我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的倾向。甚至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像麦克斯·阿德勒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样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共同维护过这类观点。在今天，我发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这类观点再次出现，特别是在法国存在主义和它的思想圈子之中。我的书在这一问题上持有很明确的立场。书中许多地方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全书的要旨就是要表明，只有关于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知识才与哲学有关。这种倾向的众多代表人物的名字说明，它决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派。我本人当时只得悉卢那察尔斯基其名，并且总是将麦克斯·阿德勒当作康德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加以反对。尽管如此，细加考察就可以看出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可以证明，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之间真正彻底的区别。回避这一点，就会模糊哲学上的争论，例如，就会妨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作出清晰的阐述。另一方面，这样在方法论上对社会诸范畴作明显的抬高，会歪曲它们真正的认识论功能。它们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被削弱了，它们真正高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常常被无意识地取消了。
这里，我自然只局限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提出批评。但是，这并不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背离，在有着相似观点的其他作者中就少一点。在这部书中，这种背离对我在那里提供的经济学观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根本性的混乱，因为无可置疑，在这里经济必须是核心。的确，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尽管如此，对经济还是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我的基本态度既然如此，产生这种结果也是很自然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不言而喻，这意味着，作为这种物质变换基础的自然的本体论客观性必须消失。这也意味着，以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的劳动与劳动者的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消失。这样，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资本主义剥削就失去了它的这种客观革命作用，下述这种情况也没有被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37]结果，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上述错误也影响了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样想把马克思作为出发点，企图把他的概念从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歪曲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适应当前伟大革命高潮的需要。当时我首先确信的是：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纯粹直观性质。因此，在这本书中，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我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是有足够理解的：我抨击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潮，它们极力推崇一种貌似客观实则完全脱离任何实践的认识方法；我正确地反对过度夸张和过高估价直观的作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更加强了我的信心。然而，我没有认识到，如果不以真正的实践为基础，不以作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劳动为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当时，我想要勾画出正确的、真实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它与经验主义的“民意测验”（这个术语当时自然尚未流行）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一种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然而，我未能越出“被赋予的”（zugerechnet）阶级意识这样一种观念。这里我是指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的同一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与自发产生的工团意识不同，它是“从外面”，也就是“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这样，我主观上所想达到的东西，以及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在我的说明中，却成了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直观的东西。所以，这种“被赋予的”意识在我的表述中竟变为革命的实践，从客观上来说，只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那种本身是正确的愿望之所以会走向它的反面，仍是由于刚才提到的那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这一点从我对恩格斯所作的——又是并非完全错误的——批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恩格斯认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把实验和工业看作是证明这一点的典型事例。从那时起，我逐渐认识到，恩格斯的论点在理论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实践的领域（在不改变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在发展过程中已变得比单纯的劳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并以更多的过程为其中介。由于这个缘故，单是生产一种对象的活动，的确可以成为对一种理论假设作出直接的正确理解的基础。在这一限度内，它也能够成为检验上述假设正确与否的标准。然而，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未解决。因为劳动本身很可能仍旧是一种纯粹操作的过程，自发或自觉地回避了“自在之物”的问题，并且全部或部分地忽略了它。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实例：在某些时候，正确的行动却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恩格斯的意义上，这些实例意味着未能把握自在之物。的确，连康德的理论也丝毫不否认这类实验是客观的，并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知识。他只是将它们归之于纯粹的现象领域，在那里，自在之物本身仍旧是未知的。现代新实证主义打算将所有关于现实（自在之物）的问题统统剔除于科学的范围之外，它将所有关于自在之物的问题当作“非科学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同时，又承认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所有结论。恩格斯想用实践来驳倒康德的“自在之物”，这是正确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实践必须超越上述那种直接性，并且在继续实践的同时，发展成为一种内容广泛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