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邱氏宗祠
杨氏曾师从叔子，应得自见闻。邱氏族孙丘尚士康熙五十八年所撰序，则说河东“有老屋数楹，藏书数千卷，纸窗土壁，煤帱尘榻”。《国朝先正事略》中的邱氏传，则不但说该地多古松，“望之苍蔼无际”，且说邱氏“著书其下，称松下先生”（第1039页）——不曾见之于易堂诸子的记述。松大约是有的，“苍蔼无际”则未必；“松下先生”的名目，可能出自后人的杜撰。至于我们所到的村子，已不大见到水塘，更无论古松。邱维屏说其族“背负巽峰而环居，前后绕峰。远近之麓凡百塘，出入沿塘以为途径，无寻丈之余，然意每宽然，视薄海内外万里之区，与鼻息相为呼吸，不自知其隘且迫也”。这胸怀就不平常。邱氏还说那一带的房子都西北向，开门见山，金精十二峰都在望中（《送邹九侯自翠微还归序》，《邱邦士文钞》卷一）。
应我们的要求，赤着脚的邱姓农民，郑重地提来了邱氏后裔集资重修的族谱，十几册，装了一木箱。
“易堂九子”中可称“学人”的，只有邱维屏。叔子对他的这位姐丈很佩服，其《邱维屏传》说邱氏“为人高简率穆”，“晚尤精泰西算，《易》数、历法皆不假师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来易堂，尝与邦士布算，退而谓人曰：‘此神人也。’”叔子还在其他处说到，邱氏学识渊博，却“土木形骸，人不识以为村老”，难免会有少年人前倨而后恭。而村夫子似的邱维屏，偏偏没有琐琐小儒式的鄙陋与势利，“直视达官贵人，与田父牧子无异。所居室如斗大，床灶鸡彘杂陈，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尝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缎，直著不辞，视之与陋室敝衣等”（《任王谷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寒士而没有“寒乞”相，并不易得，却又不止凭了“志气”、“骨气”；仅赖“志气”、“骨气”撑持，有可能褊窄，走了愤世嫉俗的一路。如邱氏者，凭的更是以“敝衣”与“裘缎”等视之的那份自信、泰然。
宁都·邱氏宗祠
《邱氏族谱》·邱维屏像
叔子还记有邱氏被其妇支去邻家借米，米没有借，却“袖手立塘塍上，看往来行人”（《邱维屏传》）。读书作文之余，这个后来被方以智称赏的学人，或许就这么寒伧如村老，袖了手立在田塍塘径上，对着往来的行人冥想的？无论“松下先生”，还是“上下千古，啸歌自得”（丘尚士序），都不及叔子所记来得亲切。
叔子的《邱维屏传》后附彭士望《书后》，记邱氏临死前叮嘱儿子道：“食有菜饭，着可补衣，无谲戾行，堪句读师。”彭氏以为“可为世则”——也应当是邱维屏所认为的遗民处乱世之道。
“易堂九子”中，只有曾灿是被人以“贵公子”目之的。曾灿父曾应遴，甲戌进士，崇祯朝曾任兵部侍郎，南明隆武朝官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邱维屏《曾玄荫碑志》曰：“吾县著姓有衙前曾氏，多俊才。”（《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三）
县城中的司马曾公祠已不复旧观，只有的一角梁、桷，颜色沉黯，是年代不详的旧物。住在这将被拆除的老房子中的，确系曾姓，或许是曾灿的族人。
叔子自说幼年与曾灿“比户而居”，长大了又同学，易堂诸子中，与曾灿的交情既久且笃（《曾止山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他欣赏曾灿身为贵公子，却“好慷慨缓急人，未尝一以声势加乡里，又能以死任大事”，对于其人的“以风流相尚”，却微有不满（同上）。曾灿自己也说“少长纨绔”（《再上钱牧斋宗伯书》，《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一）——即使经了丧乱，仍不免有纨绔余习。更让叔子、彭士望们看不上的，是曾灿那个形象多变、随时能耸动人们视听的胞兄曾畹（庭闻）。
有明一代，名士往往以生平为创作，不惜出奇制胜。曾畹似乎是其时著名的浪子。畹以宁都人而与吴越名士游，“细服缓带”若三吴名士；一旦出入西北塞外，归来时即毛衣革鞜，面色黄黝，须眉苍凉，“俨然边塞外人”（《曾庭闻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改换形象犹如换装一样方便。看来乱世为此种人物准备的舞台，较平世更为宽广，可以任其表演似的。当彭士望写《与曾庭闻书》时，曾畹显然又宣布了新的形象设计，以至彭氏语含讥讽，说其人“截然如再出一世”（《树庐文钞》卷三）。
曾氏兄弟出处有不同，曾畹曾中顺治甲午陕西乡试，曾灿则在后世的遗民录中。曾灿从来不曾如其兄那样风头十足，每有惊人之举，相比之下，作风较为平实，声光也稍嫌黯淡，在他的易堂朋友看来，却仍未脱“贵介公子”习气。对于曾氏兄弟，彭士望、魏氏叔、季似乎都认为应尽规劝的责任。由诸子批评的激烈程度，倒是可以推想这对兄弟的承受力，甚至胸襟的坦荡。曾灿说叔子是自己的“性命肺腑之交”，“奉为畏友者垂四十年”（《与曹秋岳先生书》，《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一），直到叔子故去之后，对于那直言仍感激不已。
曾灿“六松草堂”的大致位置，据邓先生的踏勘，距叔子在水庄的学馆不远。邓先生指给我们那标记，是一方水塘和杉树，六棵松已无存留。墓却还在，被列入了宁都县文物保护单位。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二《建设·名墓》，易堂人物的坟茔见诸记述的，只有“三魏”之父魏兆凤墓与林时益墓。
曾灿的墓在临着公路的草丛中，不知是否有人祭扫。天色向晚，我们站在草丛中辨认碑文。由碑文看，墓道文字出诸“易堂友兄”彭任之手，奇怪的是，不曾被收录于彭任的文集。
曾灿是死在京师的，归葬故园，不知是否出于他本人的意愿。
邓先生说，他曾亲见出土的彭士望墓碑，此碑已下落不明。新修的邱氏宗祠，荒草中的曾灿墓，与魏氏兄弟、彭士望有关的遗迹则了无存留——诸子身后的遭际竟也有如是之不同。
在叔子与彭士望遇合的动人一幕中，彭士望邀了同来的林时益，显然是个次要的角色，即使在事后的追记中，也被认为无须给予更多的笔墨。林时益的意境，确也要在此后易堂故事的演进中，才有机会展开。
“九子”当其时，声名已显晦互异。由诸子的文字看，李腾蛟谙练世故，能周旋人情，或不免有一点乡愿气味。叔子曾劝他“把‘忠厚长者’四字绝之如仇”，说如此“学问才有进长”，李氏以之为“药石之言”（《答南昌门人胡心仲》，《半庐文稿》卷一）。但在一个群体中，此种人物自不可少。由邱维屏的文字看，李氏颇能“解纷排难”，以至诸子“恃以无患”（《祭李少贱文》，《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六）。据季子说，李腾蛟徙居三峰后，授生徒，弟子“朝夕歌诗，揖让折旋”，李氏本人，更是“雍雍有儒者风”（《宁都先贤传》，《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半庐文稿》卷二有《持敬箴》、《主静箴》等篇，胡思敬的跋，说李氏“在易堂中检身最密，尝箨冠为诸弟子讲《礼》，同时朋辈皆畏惮之”。李氏自己却说“于性学之篇，未有所窥”（《嘉禾访道序》，《半庐文稿》卷一），并不自居为理学中人。
李腾蛟为彭任画像，说其人“容貌粥粥，若无能于；其言讷讷，如不出诸口。沉潜温恭，天姿近道”；还说彭氏为“访道”，不惜“徒步担簦”，而从道学中人游（同上），都令人想见其人与三魏、彭士望气象的不同。彭任一再说自己“愚”、“拙”、“鲁钝”，说自己“质鲁而拙于学，不能诗复不能文”（《草亭文集·草亭存稿自序》）。由文集看，彭氏在九子中确也较“庸”。《易》有所谓“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有人正由“布帛菽粟”的一面欣赏彭任那些朴拙的文字（参看王泉之《草亭文集·序》）。
此外由叔子的诗中可知，彭任较他年少，却性情温厚恬淡，有长者风，或许确系儒家之徒，只不过未必如《行略》（见《草亭文集》）所写的那样俨乎其然。看他的那篇《时胡子传》（《彭中叔文钞》），就可以知道其人善诙谐，决不像有一张道学脸。
据叔子说，季子“刚直”，“性讷，寡言论，然往往面折人”（《季弟五十述》，《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三魏”性情有别，“作风”于此却不无相近。叔子又说其弟“性褊，不能容物”，这一点与叔子大不同。叔子还说季子“沉毅刚苦，勇于义概，虽水火白刃，不易其一言”（《魏季子文集·序》）。
兄长既负盛名，“弱弟”即不免要生活在其兄的阴影中，尽管季子的性情，毋宁说较他的二哥强悍。由遗留的文字看，季子也像是很安于次要的位置，对其叔兄不胜倾倒。
至于伯子的故事，留待下文中再讲述。
在作了上面的介绍之后，有必要聚焦“九子”中最声名显赫的魏叔子禧。
由季子的《先叔兄纪略》可知，魏氏一族居宁都南关。近代以来城市扩张，城乡的边界渐就模糊，人们已不大有“关厢”的概念。由上文所述魏叔子、彭士望遇合的故事，可知魏氏是傍河而居的，那河就是梅川，诸子在诗文中常用来指称宁都的梅川。魏氏有五子，其二夭，故“三魏”以伯、叔、季行。魏禧，字冰叔，又作“凝叔”。邵长蘅《魏禧传》说魏禧字叔子（《碑传集》卷一三七），不确。明末另有一位姓魏名冲字叔子的，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有传。伯仲叔季，本是兄弟行的排序，而伯子、叔子、季子以魏氏兄弟之名为世所知，无非因了魏禧的名声。
魏氏祖上像是没有高官显宦，曾有先人因捐谷行赈，得到了朝廷旌门、赐冠带的殊荣，于是建了“圣旨门”，“门内建高堂广室，落地者千柱”（《从叔父笃棐翁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很是炫耀了一番。据邱维屏说，魏氏“世以赀雄”（《天民传》，《邱邦士文钞》卷二）。也如通常的那样，当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家道已稍落，因而“三魏”的人生道路，才与寻常富家子有了不同。
季子说他的叔兄“为人形干修颀，目光奕奕射人”（《先叔兄纪略》）。邵长蘅的《魏禧传》则说叔子“修干微髭”。想来此人颀而癯，有点飘飘然的样子。
魏禧不曾“与义”，非理学中人，不以诗名；虽曾授徒，门下绝对没有如刘宗周、黄道周那样强大的弟子阵容。其人在清初的声望既不像是赖有学识（如顾炎武、黄宗羲）、或学识兼才情（如方以智、傅山），也非赖有事功（如其时名臣）。其倾倒一时的魅力，更像是因了热切的救世情怀，因了那真诚，当然也因了使其情怀、真诚得以表达的文字、言论。“三魏”的族祖魏书（石床）批评叔子，说大抵其人其文其行，“皆如水晶射日，又如新剑出冶，光芒刺人而锋锷淬手”（《里言》，《魏叔子日录》卷一，以此而招来“尤怨”，也应以此而令人倾倒折服。
伯子、叔子都曾师事同县的杨文彩（一水）。杨氏是其时名宿，曾灿与其父均出杨氏门下。叔子是杨氏的得意弟子，据邱维屏说，十四岁那年，叔子就敢于校正其师，而杨老先生非但不怪罪，而且以此弟子为“明镜利剑”，说自己理应是叔子的“门人”（《杨先生墓志铭》，《邱邦士文钞》卷二）。叔子自己也说“十四岁受业杨一水先生，时先生年五十三，每命余论定其文”（《孔正叔楷园文集叙》，《魏叔子文集》卷八）。这样的度量，岂是寻常人能有！
这对师弟间关系之亲密，还表现在晚年的杨氏令其子从叔子学，让他的妻妾出见这门生，以至使叔子“得言家事”（《杨一水先生同元配严孺人合葬墓表》，同书卷一八）——这或许是杨氏表达亲密的方式。杨文彩为叔子业师，其子则为叔子门人，就学翠微峰。杨氏八十即逝，以他两个儿子的成人托之于叔子（《门人杨晟三十叙》，同书卷一一）——关系也有此层叠。过分的信任，甚至使叔子不堪承受。他对门人说，他“生平被先生信怕了”（《里言》）。
杨氏确也是奇人，他曾被兵逮系，竟然能酣睡在“狞卒”间而鼻息雷动（《复孔正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其人的胆量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