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编主要讨论以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美学思想的鼎盛时期。它不仅是西方，也是整个世界史上美学思想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
公元前6世纪以后，希腊大殖民运动的浪潮逐渐结束，新旧城邦至此已遍布地中海（爱琴地区、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今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个别地点）和黑海沿岸很多地方，扩展的范围已达极限。因为，在原始公社制尚未解体的部落地区，希腊殖民城邦只能占据海岸各个点，不能深入：至于在迦太基、伊达拉里亚等强国边缘，希腊殖民则已不能再往前进。希腊史从公元前5世纪初起（大体以希波战争开始的公元前492年为标志），到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前为止，进入新阶段，一般称之为希腊史的古典时代。
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奴隶制经济的大发展。在一些经济先进的城邦（如雅典等），奴隶制基本上进入“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阶段[1]；就是那些继续实行希洛制（即农奴制）的城邦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自由民内部分化的加剧，而发生或大或小、或快些或慢些的变化。（二）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激化，奴隶主阶级为加强对奴隶阶级专政，进一步加强了城邦机构，或采用奴隶主民主制政体，或采用奴隶主贵族寡头政体。但是，大多数城邦的经济基础，这时占优势的，依然是自耕农和独立手工业者。[2]小农和小农经济，也正是各城邦奴隶主赖以对内镇压奴隶，对外争夺霸权的主要根基。到了古典时代后期，由于奴隶制的更进一步发展，自由民小所有者进一步分化，各邦内部阶级斗争和相互的战争更加激烈，城邦奴隶制也就相继走向衰亡。就整个古典时代而言，前期是希腊城邦争霸时期，后期则是在马其顿控制下的希腊城邦奴隶制名存实亡的奴隶制帝国时期。（三）古典时代是希腊创造光辉灿烂文化的时代，其基础是奴隶制，“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3]。
鉴于雅典是整个希腊古典时代文化的中心，无论是异邦人智者和亚里士多德，还是本邦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文学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基本上都是在雅典进行和展开的，所以这里集中讨论雅典的概况。
第一节雅典由兴盛转入衰落
雅典经过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年）领导的改革（前594—前593年），庇西特拉图（约前600—前527年）实施的僭主政治（前560—前510年），以及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世纪后期）领导的革命（前509年），最终废除了贵族在原来氏族社会享有的特权，随着氏族制度最后残余的消灭，牢固地确立了崭新的民主政治的城邦奴隶制国家。这一系列变革，大大促进了雅典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与此同时，雅典在对外关系中，积极支持小亚细亚沿岸原希腊的米利都等殖民城邦进行的反波斯的斗争，在积极介入并领导的希波战争中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一、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兴盛
正是在希波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历史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前461—前429年）。其间，伯里克利领导雅典继续实行政治改革，巩固奴隶主民主专政，加强对以希腊为一方的同盟的财政军事控制，使它们彻底成为雅典的臣属和工具。通过武力和外交途径，阻止波斯西进并结束希波战争，全力与斯巴达争霸，从海上陆上防御斯巴达及其盟邦对雅典及其盟邦的攻击。这一切都适应当时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经济发展趋势和符合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
其间，成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成为雅典发展海上霸权，建立雅典帝国的工具。特别是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53年，同盟的金库由提洛移往雅典，于是诸加盟城邦（为数达三百以上）事实上都成了雅典的附属国。这些盟邦对雅典纳贡、服兵役，受雅典派往驻屯的行政军事长官监督，政治、经济制度、文字等，一律以雅典为准。结果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当时的雅典进入了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
希腊和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伯里克利时代）。[4]
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在国内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凭借国内对奴隶的剥削，对外掠夺提洛同盟提供的财富，大力兴建受到希波战争破坏的庙宇，塑造各种神像。在建筑师伊克提努、卡利克拉忒、谟涅西克勒，以及著名雕刻家斐狄亚斯、卡利马库等的积极参加下，兴建了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塑造了雅典娜神像等，从而出现了希腊造型艺术的全盛时期（前450—前400年）。[5]大力提倡戏剧等文艺形式，三个著名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特别是后面两人以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主要是在伯里克利治下创作和演出的。当时，在伯里克利和他的情妇阿斯帕西娅（来自米利都的名妓）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家团体。希腊世界的著名学者都相继访问或定居雅典，如享有盛名的城市规划的发明者米利都的希坡达穆，著名的数学家、概算过太阳年的天文学家开俄斯的俄尼坡得，著名的哲学家萨摩斯的希蓬、克拉佐门尼的阿那克萨哥拉、米利都的阿尔凯西劳（苏格拉底早期的老师）、阿布德拉的德谟克里特、智者普罗塔哥拉和普罗狄科、希庇亚等。[6]结果，正像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自豪地指出的那样，雅典成为希腊文化荟萃的城邦，“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7]。
二、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雅典的衰落
但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强大，它的海上势力（控制爱琴海，霸持海上贸易）的增长，向西部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经济扩张，以及对外积极推行的帝国政策等，日益威胁到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及其经济利益。其结果是导致以雅典为首推行民主政治的提洛同盟一方，同以斯巴达为首推行贵族政治的另一方之间，爆发了空前剧烈和残酷的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其根本原因正像当时著名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年）所指出的，是双方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
斯巴达人之所以议决和约已经破坏，应即宣战，不是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控制之下了。[8]
这场战争几经较量，结果以雅典惨败和向得到波斯支持的斯巴达投降告终。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锐减；民主政治的弊端日益暴露，从而陷入危机，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空前尖锐；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这场战争标志着，雅典的城邦奴隶主民主政治从繁荣的顶峰开始走向衰落。苏格拉底的晚年（也正是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记载的那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这场战争的阴影及其带来的后果的笼罩下度过的。这些，都不言而喻地对他们的世界观的演变和形成，以及整个思想体系的发展，打下深刻的烙印。
第一，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这场战争，主要是在雅典及其所在地阿提卡地区进行的，经过双方长期的反复较量，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
（一）工农业生产陷于停顿。随着农村的被蹂躏，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正像修昔底德记载的那样：“雅典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全部羊群和役畜都丧失了。”[9]城市手工业也陷于停顿状态。不仅原先发达的对外贸易陷于停滞，反过来雅典人的生活资料还要仰仗海外进口来维持：“城内一切需要都必须由海外输入，现在雅典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要塞了。”[10]
（二）人口锐减。在战争中，不仅双方伤亡惨重，在攻占对方的城市和乡村后，还动辄对平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加上遭受连绵不断的瘟疫的打击，特别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和公元前427年的两次大瘟疫，造成了民众和军队的大批死亡和人口锐减。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阿提卡半岛地区的面积是2500平方公里，在战争开始时总人口达31万，经过战争和两次瘟疫，到公元前425年时就锐减到21万7千左右。[11]
（三）奴隶大量逃亡。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双方都出现大批奴隶逃亡的情况，如公元前425年，斯巴达的国有奴隶希洛人的逃亡[12]；公元前413年，雅典两万名奴隶的逃亡。后者对雅典造成很大打击，因为“这些奴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13]。他们占雅典奴隶总数的四分之一。
总之，在战争中，由于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和包括奴隶在内的总人口的锐减，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雅典的生存。
第二，民主政治陷入危机。
随着战争的进行，雅典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了，阶级斗争、党争、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都空前尖锐、复杂、残酷和频繁。
（一）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频繁。随着战争的进行，积极参战的公民和民主政治的代表伤亡众多，各种政治会社的领导权相继落到贵族手里。在其右翼政治代表安提丰、庇珊德尔等的领导下，于公元前411年发动政变，强行废除了民主政治，建立了寡头政治。由最富有的奴隶主组成“四百人议事会”，把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限制为富裕的五千名全权公民。全部废除原来由国库支付的担任公职的公民的津贴制度，主张立即和斯巴达缔结屈辱的和约。但是，由于他们领导的战争失利，民怨沸腾，前后不到四个月，就由其中的塞拉美涅代表寡头党中温和派的利益，废除了“四百人议事会”，建立起所谓的“五千人政府”，政权掌握在五千名拥有军籍的人手里。不久，随着雅典在库梓科战役（前410年）获胜，奴隶主民主派重新获得了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治和陪审法庭、观剧津贴制度，惩处了反对派，从而出现了持续达六年之久的所谓“民主恐怖”。因此，这时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不稳定的，正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平民容易受少数有野心的蛊惑家的煽动和欺骗，政权往往被少数人所篡夺。公元前404年，雅典在羊河遭到惨败，被迫投降，只得承认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被迫同意原先放逐国外的敌视民主政治的人士回国，恢复“祖先秩序”，再次废止民主政治，成立了以柏拉图的近亲、苏格拉底的弟子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德为首的僭主政治。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军事独裁，清除原有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废除陪审津贴制度，限制全权公民人数，实行镇压民主力量等一系列恐怖政策。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记载的：“当他们在城邦内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他们就不放过任何阶级的公民，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是在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一千五百人。”[14]僭主们在推行一系列残酷的大规模恐怖政策的同时，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内讧，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深渊，以致民怨沸腾，因此执政不到八个月也就被推翻了。雅典再次恢复了民主政治，推行的是比较温和的政策。但于公元前399年，这个民主政治却接受阿尼图斯和美勒托的诬告，处死了苏格拉底。
（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原先，随着梭伦的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和克利斯提尼的革命，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对立曾有所缓和。但随着战争的推延，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城市，许多在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的生产陷于停顿，雅典长期以来依靠进口粮食，受战争和运输的影响而粮价暴涨等，导致大批平民生计无着，陷于破产，自由民愈益贫困化。估量当时雅典无产平民人数超过居民总数一半以上。与之相反，部分富人和贵族，却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国家用于军事开支的经费，相当大的一部分落入承包商、武器作坊主和船主们的腰包。他们乘机兼并农民的土地，阿提卡的土地大量落入他们手中，造成平民和贵族、富商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情形，柏拉图是意识到了的，他在《国家篇》中曾这样写道：
任何城邦，不管怎样小，事实上都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分成许多更小的城邦，要是把它们都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城邦，那是大错特错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