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奴隶和自由民，特别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恩格斯曾指出，雅典的这种民主制，“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因此，必然要把雅典国家引向灭亡。[16]战争加速了这种进程，在战争进行期间，一方面，双方都把被攻陷的城乡的平民、奴隶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奴隶在人口的比例中，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交战双方又都把诱使对方的奴隶逃亡或反叛，作为打击对方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势必在客观上促进奴隶的觉醒。结果，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奴隶制失去了原有的相对稳定性，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奴隶的觉醒，又使奴隶主陷于极端的恐惧之中。这种情况，柏拉图同样也是意识到了的，他在《国家篇》中，对此也有过生动的描述：
假设有一个人，他拥有五十个或更多的奴隶。现在有一位神明把他和他的妻儿老小，他的财富、奴隶一起从城市里用神力摄走，送往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民来救助他。你想想看，他会多么害怕，担心他自己和他的妻儿老小要被奴隶所消灭？[17]
由此可见，随着战争的进行，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已激化至何等程度。
第三，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法制陷于解体。
随着梭伦的改革，特别是克利斯提尼领导的革命，雅典确立了比较巩固与温和的民主政治，国内出现了比较安定和统一的政治局面。当时的情况，正如伯里克利不免有些夸张地指出的那样：随着民主政治的确立，政权掌握在全体拥有公民权的人手里，在解决私人间的纠纷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8]。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私事，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把崇尚公职当作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准则。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和宽恕的；在公众事务中，是遵守法律的；助人为乐，而不主要是从他人那里谋求好处。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能够独立自主，表现得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崇尚美的东西，而又不流于奢侈；崇尚智慧，而又不流于柔弱。适当利用财富，特别是把保卫自己的城邦，作为每个公民的崇高职责，不惜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19]。但是，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战争中肆无忌惮的残暴行为，不仅推行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而且推行到国内不同社会集团和党派中去。肆意洗劫和屠杀被攻陷城邦的民众，雅典寡头党人和僭主们数度通过煽动、蛊惑、暴力等手段推翻民主政治，非法攫取政权，接着是血腥地屠杀民众和政敌。甚至，连希腊人视为罪大恶极的渎神事件，当时在雅典也屡次出现。
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和法制等的解体。这幅图景，正像修昔底德所描绘的那样，任何持温和观点的公民，都要遭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
……结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20]
以致整个社会流行着互相猜疑和敌对的情绪，没有哪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哪个誓言是不被破坏的。人们对社会的前途，感到普遍的绝望，“人们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21]。
这种道德上的无耻堕落，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对社会和城邦前途的丧失信心感，在政治上对立的民主派和寡头派双方中都存在着，而且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代表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并表现出惊人的厚颜无耻。其中，双方最丑恶的典型是民主派的阿尔基比亚德和寡头党的克里底亚。他们恰巧又都是苏格拉底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克里底亚还是柏拉图的近亲。两人都曾参与前面提到过的渎神事件，与公元前415年雅典城内所有赫耳墨斯神像面部被毁有关。[22]阿尔基比亚德于公元前420年出任极端民主派的领袖，尽管在军事上是有才能的，但他生活奢侈和习于违法乱纪，出尔反尔，不惜背叛祖国雅典，为斯巴达和波斯出谋划策，攻打雅典。其品质正如修昔底德记载的那样：“虽然在职务上，他领导战事的成绩是卓越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反对他的为人；因此，他们把国家的事务委托于他，不久就引起城邦的毁灭。”[23]至于克里底亚，不仅两次参与寡头政变，并成了后来“三十僭主”政治的主要首领，是推行空前残酷血腥的反革命恐怖政策的元凶，甚至不惜杀害一起举事的温和派寡头党人塞拉美涅。由于罪大恶极，他被民主政治处死（前403年），以后也从未给他恢复过名誉，甚至连他的近亲柏拉图，在事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前354年），在撰写其作为毕生政治实践总结的第七封书信时，对他仍然抱有极大的反感。
总之，雅典这个从氏族社会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奴隶主民主共和国，虽然在整个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排斥自由公民的劳动，对内残酷剥削奴隶，对外推行侵略的帝国政策，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行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尤其是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奴隶和奴隶主、奴隶和平民、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频繁的党争等实践证明，无论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还是僭主政治，都再也无法缓解这些矛盾，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度和整个社会都陷入深刻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不同的阶级、阶层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必然会作出不同的回答或抉择。
苏格拉底出身于平民雕刻匠师家庭，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雅典理想公民的品性，意识到自己的崇高使命，欲挽狂澜于既倒，自命为神赐给雅典的“牛虻”，刻意促使雅典这个迷钝昏乱的庞然大物重新奋发。在他看来，整个危机是道德和人性堕落、社会政治秩序混乱造成的，因此拯救雅典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由此才能达到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及复兴雅典乃至全希腊的宏图，结果以身相殉民主政治，从而显示出崇高的悲剧性。
柏拉图，尽管出身贵族家庭，但素来和民主政治关系密切。由于更多地看到民主政治给雅典带来的灾难，他在著作中对它主要持批评态度，因此也显示出不少保守的因素。但他的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理论，强调法治等观点，应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人类历史的进程有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城邦奴隶制已走到历史的尽头，不是任何人所能挽救的，它必然要由帝国奴隶制取而代之。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马其顿帝国身上。
三、马其顿帝国的兴起
马其顿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其疆域大体上相当于希腊本土。直到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的社会政治制度还保存着荷马时代的许多痕迹：国家以王为首，他依靠军事贵族支持；并有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等管理国家的机构。早期马其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很少受希腊本土迈锡尼文化的影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过，马其顿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希腊的城邦奴隶制截然不同：“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没有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24]但也正因为这样。马其顿王国最后才能取希腊奴隶制城邦而代之，建立起奴隶制大帝国。
马其顿的壮大正是从希腊本土诸奴隶制城邦之间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开始的。公元前413年至公元前399年阿凯劳斯王当政时，马其顿王国在巴尔干和希腊诸国中已占显著地位。公元前4世纪中叶腓力二世进行军事、财政改革，建成统一的马其顿国家，并向外扩张，占领色雷斯等地，建都佩拉。后又大举南下，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打败希腊联军，随之召开科林斯大会，确立马其顿对希腊的领导权。接着其子亚历山大大帝从公元前834年开始远征东方，在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河的广大土地上建立大帝国，从而进入希腊化时期。
亚里士多德作为和马其顿宫廷关系密切的异邦人，又长期生活在雅典，但也未能意识到帝国奴隶制正在取代城邦奴隶制这一客观进程。他认为当时希腊最严重的深刻危机在于贫民和富人的对立，而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分别代表各自一方的利益。民主政治保护贫民的利益压制富人，寡头政治则保护富人的利益压制贫民。因此，他提出一个调和折中的方案：让中产阶层当政，既保护贫民的利益又不损害富户。他已看到当时希腊城邦普遍存在变革或革命的危机，从而为各种不同的政治设想了许多避免动乱、保持安定的办法。但是他看不到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即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的城邦已经不能再存在和继续下去了。一方面是，经济上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日益增长，开放的商品经济必然要取代停滞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导致分散的小城邦趋于统一；另一方面是，随着各城邦之间频繁发生的战争，弱小的城邦只能互相结成联盟，或者是依附于某一强盛的大城邦。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然导致分散的小的城邦奴隶制日趋没落，由统一的奴隶制帝国取而代之。
第二节文学艺术的繁荣
古典时代是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也是其文学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提出其美学—文艺理论，除了他们在哲学上的造诣外，和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紧密相联的。
这里只是为了阐明这个时期的美学、文学艺术理论，扼要概述古典时代的雕塑、建筑和戏剧。
一、雕塑
这个时期的雕塑获得极高的成就，它是整个古典时代的时代精神在视觉艺术中的具体体现。它体现了希腊人的作为人本主义思潮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传统神话中人神同形同性、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以致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丹纳（1828—1893年）公允地把雕塑看作是当时希腊的中心艺术：
希腊雕像的形式不仅完美，而且能充分表达艺术家的思想……不愧为人类心目中的英雄与神明。——结果雕塑成为希腊的中心艺术，一切別的艺术都以雕塑为主，或是陪衬雕塑，或是模仿雕塑。没有一种艺术把民族生活表现得这样充分，也没有一种艺术受到这样的培养，流传这样普遍。[25]
结果发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他们的雕塑达到尽善尽美之境而真正成为他们的民族艺术。”[26]
当时雕塑艺术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以致雅典等城邦到处布满了雕塑。德尔斐四周上百所小小的神庙中就有无数雕像，光辉四射，成了真正的光明之神阿波罗的部属。后来罗马清理希腊遗物，广大的罗马城中雕像的数目，竟和居民的数目差不多，即便经过多少世纪的毁坏，城内外出土的雕像，估计总数还在六万个以上。其完美、繁荣、种类繁多，是史无前例的。
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了希腊艺术的古典时期。具有强健的体魄、昂扬的精神和典雅优美的造型，是古典时期雕塑的共同特色。这是希腊各城邦在战胜外族的入侵和建设自己强盛国家的年代中，人们对英雄人物的理想的体现，同时也形成了与此相应的审美的规范。
古典时期早期（约前480—前450年）。标志着古典风格的开始，希腊艺术推进古风时期的成就，雕塑家不但熟悉了关于人体形象的复杂结构的全面知识，而且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表现出来，显示出兼具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虽然艺术家一步一步地接近自然主义形式，但他们已把某种质素——这是一种使雕像游离于现实主义之外，堪称为静穆的品性——赋予了雕像。”[27]
在这个时期，可以观察到一种新的对于情绪描绘的兴趣，它不仅像以前大多数雕像那样体现在体态上。而且还表现在面貌之中。痛苦、惊惧、恐慌、兴奋等感情，用一种惊人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在雕塑和瓶画里。衣饰的表现手法也有了重要的发展，衣褶采用了生动自然的形态，抛弃了原先图案式的手法。
根据古代学者琉善等的记载，这个时期卓越的雕塑家有卡拉美斯、米隆等。米隆的创作包括神像和各种人物的雕像，并且擅长从事动物雕塑，作品均为青铜。他的原作都已佚失，只有几件摹制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掷铁饼者》，雕像将激烈的动作与高度饱满和谐的精神状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表现人体运动的经典之作。
接着是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希腊古典雕塑的黄金时代。其最著名的代表是斐狄亚斯，以制作富丽堂皇的雅典娜神像和宙斯神像著称。这些雕像多采用黄金、象牙等贵重材料，体形巨大，在当时被奉为最尊贵的神像。斐狄亚斯毕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巴特农神庙的雕塑，历时十五年始告完成，但原作已荡然无存。根据古代的记载和摹作，斐狄亚斯的风格特征是：姿态宁静，表情肃穆，精神高贵，制作精确。根据古罗马修辞学家昆得利安的记载，斐狄亚斯雕塑的奥林匹亚的宙斯之美，可以说是“使传统的信仰益增其辉，其作品的庄严高贵与神祇之质极为相宜不悖”[28]，以致他的风格“一直支配着希腊雕刻”。[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