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莱认为，“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得发展行动保持人道”[2]。可以看到，在古莱那里，所谓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也就是运用“永恒性”的伦理观念，如人道、平等，对现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问题反思”意义上的伦理学；其所谓的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伦理学，只不过是“新”在用“永恒”的伦理观念反思发展这个新问题上，而不是“新”在对发展问题本身进行了具体深层透视上。
古莱发展伦理学的抽象性，是目前发展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通病。我国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较抽象的观念反思与道德批判层面。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或者认为，“发展伦理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我调控、自我校正、自我免疫机制，是保证社会健康的、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的必要手段”；或者认为，发展伦理学的目的在于明确、澄清“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其目的在于寻找“人类发展的终极价值”；或者认为，发展伦理将替代生态伦理等范畴，因为发展伦理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拉回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个维度，发展伦理这个范畴比生态伦理这个范畴更好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伦理支撑”；或者认为，发展伦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倡导“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自觉克服抽象性是发展伦理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仅仅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道德批判或对未来理想的空泛想象中，而不对现实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问题研究、规律研究，所谓的发展伦理学只能是“浅层”的。当然，面对发展现实，指出问题、揭示问题，重申理想化的道德观、价值观、美好愿望，本身有其意义、存在合理性。但是，如果一种理论、特别是发展理论，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或对问题进行道德批判这个层面，则只能走向相对贫困。目前，发展伦理学研究的相对不繁荣正与其方法论的抽象有密切关系。对发展伦理学而言，方法论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是，应该在什么层面上理解、建构发展伦理学？是仅仅停留在对诸多发展问题进行抽象的道德批判上，还是要导向对发展问题进行具体“发展哲学”反思？
（二）“资本逻辑”与发展伦理的“问题本质”
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发展伦理的本质也就是发展关系，现代性语境下的发展伦理问题，也就是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关系的全面入侵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全面异化，超越资本逻辑是克服发展伦理问题的重要基础内容。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也就是说，一方面，已有发展伦理、发展关系是社会发展的现实框架、现实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必然导致既有发展伦理、发展关系的调整与转换。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在既有发展伦理环境下，不断突破已有发展伦理关系又不断产生新的发展伦理关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社会，只要有社会发展，就会有发展伦理问题，发展伦理问题具有历史必然性、客观性。但是，对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把握具体历史条件下，特别是现代性条件下，发展伦理的具体特殊性、鲜明个性。
在马克思资本哲学视野中、现代性条件下，发展伦理具有“资本特殊性”。如果说，前现代条件下，发展伦理问题的轴心是以低下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性与地缘性直接依赖”。那么，现代性条件下，发展伦理的鲜明个性则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导致这种伦理个性的深层原因正是“资本的主体化”。所谓“资本的主体化”，也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批判的“物化”、“商品拜物教”，也就是资本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唯一主导、价值轴心，也就是资本逻辑对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全面侵入和垄断，也就是资本取代中世纪的上帝成为现实世界的“物化”上帝，也就是整个社会成为“资本帝国”。
也就是说，现代性发展伦理的问题本质也就是资本伦理。“资本伦理”也就是以资本为价值主体、生活主宰的社会伦理、社会关系。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多次使用了“资本生活过程”等以“物”为主体的“生活范畴”。马克思以非人的“物”作为生活的主体，正是为了深刻反映、揭示资本片面扩张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资本的主体化”是现代性发展伦理的问题根本所在，正确、辩证、历史地认识资本，也就是正确、辩证、历史地认识现代发展伦理的问题本质。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4]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辩证的历史评价。在马克思看来，其一，“资本的主体化”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进步性，是一个历史事实。其二，“资本的主体化”具有根本的历史缺陷。其三，“资本的主体化”应该被历史性超越。虽然，“资本主体化”是现代性得以快速推动的重要原因，资本的发展对现代人的个性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推进，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但是，在深层的问题与矛盾中，资本不是历来就有的，资本逻辑也不会永远占主宰。从资本对人的统治到人对资本的控制，在发挥资本作用的基础上超越资本逻辑，是解决现代性条件下发展伦理问题的必然路径。对中国而言，在应对诸多发展伦理问题的实践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运用资本手段，发挥资本历史作用的同时，又克服、超越“资本的主体化”，避免资本成为全面社会生活的唯一规则、社会价值的唯一中心。
在马克思看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是“资本伦理”得以产生、延续的“生产”基础；不断克服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是历史性、阶段性的解决现代性发展伦理问题的必由之路。所谓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也就是在制度理念上漠视、否定劳动的社会性，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上漠视、放弃对社会总生产的自觉调控，而放任私人劳动、劳动私人性的无序化、无限度推进。以资本为主体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是理解、解释、超越现代性发展伦理问题的根本基点。
贝克认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根本风险性在于，面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现代社会在整体上却处于个体化、无组织状态，他称之为“集体无意识”意义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我们生活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背景下。”[5]但是，贝克只是指出了问题，却没有看到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认为，产生“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的深层原因，正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分裂。其所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条件下社会生产、社会运行的局部有规则、总体无规则。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6]。资本的唯一目的是逐利，资本逻辑的“天然”本质也就是整体运行无规则。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垄断，资本伦理的制度化——对私人劳动而非社会劳动的制度性确认，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关系的混乱，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全面紧张，导致发展伦理问题的全面呈现。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知识生产的过度专业化，在于不同专业知识之间的分隔、矛盾、不协调。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处于矛盾状态的不同专业知识，必然导致人们的知识冲突与行动冲突，并进一步引致社会整体的不稳定与风险。应该说，吉登斯对当代社会“知识问题”的揭示还是很准确的。但问题在于，与贝克相同，吉登斯也没有看到，导致不同社会知识间矛盾、冲突的深刻根源正是资本的主体化，正是由资本逻辑主宰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如果说，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生产社会，那么知识社会的最根本问题，也就是知识生产从属于逐利性的资本生产，从属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在资本深层统治下，知识生产的私人性处于自觉状态，而社会性却处于自在状态。克服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是克服知识社会问题性、风险性的必然选择。
（三）深层发展伦理学的“具体”、“系统”建构
从抽象道德批判走向现实规律反思，是发展伦理学深层化的根本基础。在学理上，发展伦理学的真正繁荣离不开对发展伦理学的“具体”、“系统”建构。
第一，所谓“系统建构”，对发展伦理学而言，也就是力求“问题叙事”、“理想叙事”与“规律叙事”的辩证统一。所谓“问题叙事”，也就是直面、揭示当代重大发展问题。所谓“理想叙事”也就是对社会发展理想进行观念性价值建构。所谓“规律叙事”，也就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趋势进行历史性的本质呈现。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基本处于以“理想叙事”为主导的“理想叙事”与“问题叙事”的浅层结合状态。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的重要条件是突出、强化发展伦理学的“规律研究”、“规律叙事”意识，以“规律叙事”为主导，实现“问题叙事”、“理想叙事”与“规律叙事”的具体有机整合、辩证历史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问题叙事”、“理想叙事”与“规律叙事”具体历史辩证统一的典范。一方面，《资本论》中，马克思直面资本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对“资本主体化”、“物化”等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构想。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资本社会变迁的规律进行了深刻揭示，马克思指出，其《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问题叙事”、“理想叙事”与“规律叙事”的辩证统一中，马克思哲学也就是认识、批判与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社会理论，马克思资本哲学是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的重要理论支点。
对发展伦理学理论而言，一方面，发展伦理学需要关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生态、环境、社会问题，需要对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展望；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更需要“走进问题深处”，从探索现代性变迁规律的高度，揭示发展伦理的问题本质及其转换趋势。在“问题叙事”、“理想叙事”与“规律叙事”的有机统一中，发展伦理学的目的与本质也就是揭示现代性、特别是资本现代性的问题本质与发展规律。在发展伦理学与资本的关系中，一方面，资本是导致当代发展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资本批判是当代发展伦理学的根本归结点、生长点。发展伦理学研究需要面对“真问题”，而当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资本问题。不管是生态环境问题，还是民族国家问题，在根本上都是资本问题。资本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本质。对资本问题的正视无疑将推动发展伦理学的根本“深层化”、真正“哲学化”。
第二，所谓“具体建构”，也就是对“伦理”、“发展伦理”等范畴进行“具体”的实践、关系揭示。
其一，具体理解“伦理”的社会实践本质。在研究发展伦理学时，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无反思地从平等、善恶、自由等“永恒”伦理观念出发，而不是从伦理关系本身、社会存在、社会现实出发。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伦理的含义存在于两个层面。在社会意识这个层面，所谓伦理，也就是善恶、平等、自由等关于人性、社会的理想性观念。在社会存在这个层面，所谓伦理，其本质也就是实践性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伦理现实”在决定社会意识层面上的“伦理观念”。实践性的伦理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过程性，决定了伦理观念的具体性、历史性、过程性。任何伦理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非永恒的。以正义观为例，在柏拉图那里，正义是等级性的。所谓正义，也就是对命运式社会等级的自觉认同。在哈耶克那里，正义则是平等性的。所谓正义，也就是公正、平等，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决的权利。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仍在使用一些似乎久远、永恒的伦理观，但由于社会存在本身的实践变迁，这种形式上、言语上“永恒”的伦理观，其实在内容可能已发生了深刻的历史转换。对发展伦理学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是走出抽象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