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要探讨的是翻译能力的培养与翻译方向的关系。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从母语译成外语和从外语译成母语有何异同？它们各自有何特征？翻译方向对翻译标准和翻译领域有何影响？回答以上问题不仅有助于正确了解和认识从母语翻译到外语这一翻译活动的性质，而且为构建汉译英翻译能力模式以及发展中国学习者的汉译英能力和培养外译人才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节翻译的方向：译出还是译入
长期以来，西方翻译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翻译只能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从母语翻译到外语在较少使用的语言(less widely used language)里已成为翻译从业者必须面对的现实。Lederer指出：“对于较少使用的语言，不幸的是从母语翻译到外语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使文本为他人所知的唯一方式，否则的话，这些文本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无从接近的。”[1]这儿最恰当的例子莫过于捷克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了。作为一名移民作家，昆德拉能够跻身于当代国际著名作家之列，并在欧洲和美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这都与其作品被成功地翻译到英语和法语颇为相关。他用捷克语写成的多部小说和戏剧，包括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笑忘书》(1980)、获得洛杉矶“时代丛书小说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2)以及获得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雅克和他的主人》(1988)，如果不被译成英语和法语，他的读者群极有可能就是为数寥寥的捷克语读者。对于这一点，昆德拉非常清楚。他说：“我的书是以翻译的形式存在的，这些译本被阅读、评论、评价、接受或者拒绝，我怎能不关注翻译呢？”[2]
一、从外语翻译到母语是中西方译论关注的重点
一提到翻译，人们普遍认为都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Nike K.Pokorn 在其博士论文《挑战传统翻译观》(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2005)中回顾了西方翻译史上的主要译论，指出长期以来西方译论家在其发表的译论中都一直将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作为翻译活动的一个基本准则。他举例说，17世纪的英国诗人、翻译家德莱顿在翻译《奥维德》的“前言”中这样声称“没有人有资格翻译诗歌，除非他对诗歌艺术有天赋；而且，他不仅要精通作者的语言，还要精通自己的母语”；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则明确提出了译者应该是译入语文化的一员，将翻译看作增加本族语意义和表达力的方式。施莱尔马赫和本雅明在有关翻译的论述中都认为翻译的方向应该是从外语译入母语。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说：译者的任务是在自己的母语中释放那种透明的语言，它在另一种语言的魔力下，在译者对作品的重新创作中解放该作品中被囚禁的那种语言。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须精通母语，通过翻译，用外语改变译入语，从而解放纯粹的源语的力量。当代翻译学者霍恩比(Snell—Hornby)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中这样写道：
译者从已经呈现的框架(文本和文本的语言成分)着手；这由作者从自己的部分原型场景的全部中产出。以文本框架为基础，译者—读者依赖自己经验的层次和相关的内在化的材料知识，建立起自己的场景。译者作为一个非母语者，可能会激活与作者的意图有所偏离的场景或者偏离源语者激活的场景。[3]
Pokorn认为霍恩比在上述引文中所使用的“作为一个非母语者”这一表述真实地反映了她认为译者应该是译入语文化的成员，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方向只能是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4]。
与西方主流译论相同的一点是，中国译论里很多探讨所涉及的翻译方向也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佛经翻译，各种译论主要围绕佛经翻译展开。佛经翻译的代表人物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只可译音而不能译意。这五种情况分别为“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及“生善故”。在探讨“五不翻”原则的过程中，他所使用的译例全部都是从梵文译为汉语。在谈到“此无故”时，他举“阎浮树”为例，认为“中夏无此木”，所以采用音译。可见，玄奘的“五不翻”关注的是如何从外语(梵语)翻译成汉语。明末清初、晚清和民国初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中国学者翻译了西方大量的科技著作。西学翻译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译名研究成为当时译界讨论的焦点。这些讨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外语如何译成汉语的。在有关译名探讨的早期，高凤谦和梁启超认为西方的名词，中国有的，应该采用中国名称来命名；中国没有的，应从过去的译法中选择通用的名称；中国没有又未被翻译过的，应根据其本质与功能另取一名。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翻译占了主流，有关译论也主要是围绕文学翻译展开。在当时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中，作为直译的支持者，鲁迅指出翻译中一时的不顺可以为中文输入新的表现法、改造中文的文法和句法。他以《死魂灵》的翻译为例，探讨了“欧化”问题，认为这是保存原文丰姿的必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汉译外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针对外译汉的翻译理论探讨仍占据了主流。傅雷和钱锺书分别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为例，提出了“神似”与“化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外互译的作品日益增多，有关译论开始从汉译外的角度进行论述。但相比于英译汉的讨论，基于汉译外的译论在数量上仍然是非常少的。纵观整个中国翻译史，可以说大部分译论都是针对外语译成母语(汉语)的。
二、从母语到外语的翻译实践一直存在
中国权威的翻译大辞典《中国翻译辞典》这样定义“翻译”：“翻译(translation)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说把用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5]从这个定义来看，翻译既包括从母语翻译到外语也包括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也就是说，翻译活动应该涉及译出和译入两个方向，否则上述定义应该明确使用从母语翻译到外语或外语翻译到母语之类较为确切的说法。中国古代有关翻译的论述如“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贾公彦《周礼义疏》)以及“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赞宁《译经篇》)也都揭示了翻译活动是同时包含着两个方向的。中西方翻译实践史也证明了从古至今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活动是一直存在着的。
据西方翻译史记载，将《圣经·旧约》从迦勒底语翻译到希腊语的七十二位贤者，其中有些译者并不是希腊人。据此可以推测，这部分译者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从母语或从一种外语翻译到另一种外语中去的[6]。12世纪至13世纪，在西班牙的“托莱多翻译院”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个欧洲，译入外语的翻译活动更是司空见惯。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精通或熟悉一两种公认的“权威语言”(拉丁语或法语)。曾经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四个一起喝茶或喝咖啡的作家，有两个回到家后开始用母语写作，另外两个回到家后则开始用拉丁语或法语进行写作。类似情形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普遍的[7]。可以想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这些作家或学者精通或掌握了两种或多种语言，才为他们将自己或他人的作品从母语翻译到外语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18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用本国、本民族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就如同写在沙子上，而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作品则好似刻在大理石上。当时的欧洲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为了使作品能够在历史上享有更稳定的地位、赋予作品更长久的生命力，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文学作品，都由其他语言译入拉丁语。例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作品就是由本国的鲍威尔翻译为拉丁语的[8]。
在中国，自汉以来的佛经翻译、明清传教士的宗教翻译和科技翻译都主要由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和西方的耶稣会士从事，翻译方向基本上都是从他们的母语翻译到外语(汉语)。梁启超曾借宋代高僧赞宁的论述，将佛经翻译史分为三个阶段：外国人主译期(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中外人共译期(以鸠摩罗什、觉贤、真谛为代表)和本国人主译期(以玄奘、义净为代表)。中外人共译期的合作翻译由于“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姑邃典妙文，次第布现”，克服了主要由外国人主译的“讹谬浅薄”[9]。以东晋时期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翻译举例来说。鸠摩罗什在西域长大，精通佛学，三十多岁后来到中国传教，期间逐渐熟悉并掌握了汉语，他所翻译的佛经质量都很高，“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10]。当然，像鸠摩罗什这样既精通佛学，又通晓两种语言的佛经译者并不是很多。大多数外国译者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偏低，很多时候他们的翻译活动都有中国文人的参与。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赢得官方和知识阶层的好感，和中国译者合作翻译了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近120种。参与合作的译者包括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科学家和利玛窦、汤若望等众多传教士。
在清末成立的洋务机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都有外国译者参与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的翻译馆里，就聘请了西人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参与翻译。同样，马礼逊、理雅各以及韦烈亚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全是与中国人合作完成的。即使是在中国生活长达半个世纪的丁韦良和李提摩太，他们翻译的很多作品最终也经过中国学者的润色才完成。
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也曾出现过辜鸿铭、林语堂这样的将汉语译成英语的优秀译者。前者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后者则以译或改写的形式将《浮生六记》、《论语》、《老子》等中国作品翻译成英语以飨英美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从汉语翻译到外语的译出翻译活动频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达到了与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的译入活动基本持平的状态。马士奎在其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2007)中有专门章节探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他在搜集到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对外翻译一直是整个翻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翻译活动陷入空前低潮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翻译仍然保持一定的规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译作品的数量和对外传播的途径都远远超过了以往。”[11]像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外文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熊猫丛书”汉译英中国文学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虽然久居中国的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波因斯坦和沙博理)参与了这些对外翻译活动，但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本土的译者来完成的。
由上可见，在中西方翻译史上，从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活动即使不占主流，也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翻译现象。
在当代，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翻译活动更是常见。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以及英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翻译到英语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需求。这使得译出翻译在以下三种情形下都有很大的需求：
1.非通用语种国家，如挪威、芬兰、丹麦、斯洛文尼亚
20世纪以来，从母语译入外语的翻译活动在非通用语种国家极为常见。许多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从母语翻译到外语。根据《语言月刊》的调查结果，在英国有84%的译者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但在德国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的却仅占35%；在其他小语种国家如芬兰，这种比例就更小了[12]。非通用语种的分布范围很窄，如果这些语种的作者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外界了解，他们的作品就不得不翻译到外语。非通用语种国家的学者们早就认识到译出翻译的重要性，曾经以翻译的方向性为主题召开过两次翻译研讨会，一次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一次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Granada)，会后出版了两本会议论文集：Meta Grosman等学者编写的《译入外语：职业实践与培训》(Translation into Non—Mother Tongue：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raining，2000)以及Dorothy Kelly等编写的《口笔译的方向：理论视角与职业教学》(La Direccionalidad en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Perspectivas Teóricas，Profesionales y Didácticas，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