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以来，在各地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中，教师忙乱现象又开始严重起来了。教师们经常被拉去参加各种各样与教学无关的活动，不能集中精力进行教学工作，影响到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文章例举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向学校摊派的各种社会工作任务，包括铺路、除四害、推销糖果、代办储蓄业务、推销电影票等，而且是难以推卸。在学校内部，影响教师正常深入工作的还有教育行政部门常常向学校布置的一些繁琐的工作和学习规定也朝令夕改，基层学校的教师编制也偏紧，许多要求令教师们心存疑惑、‘无所是从’。评论指出，中小学教师忙乱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老问题’，没有真正将学校的教学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打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不尊重教师的劳动。为此，应该使学校的工作真正围绕教育教学展开，保证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教学工作，减轻教师身上不切实际的繁重负担。”[7]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学校的忙碌似乎有增无减，慨叹之余稍加分析，学校和教师的忙碌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得不到应有尊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之中，中小学学校教育的效果是长期才能兑现的，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与密切关乎人们生活的经济事务相比，与直接关乎人们基本安全的政治事务相比，学校教育的这种特征使得人们总是觉得可以从长计议，不至于那么急迫，因而沦入实际上的弱势，甚至被工具化，为各种各样“宏大”的社会事务襄助和驱使。第二类，则是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所使，这恐怕是到任何时候也无法避免的。
“学校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学校已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制度之一。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几乎没有人不和学校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没有直接关系，也会有间接的关系。”[8]如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独生子女政策更加剧了人们对于学校的热情和关注。在中国的的教育制度下，即使是最边远地区像故事片《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那样只有一名教师的山村小学，同样有每周一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而算术课的例题和习题，期中与期末考试的安排，也与最发达地区的学校保持基本一致。这种一致的实现，主要是依靠前述教育行政系统来承担的，这样的行政系统，像一条纽带将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的规划、要求与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入学、毕业、课本、学校建筑、校园建设、教师聘任和培训，举凡中小学中所有事宜，均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之内。教研系统的工作对象：学校教学，当然也是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务。上述种种事务固然繁重，却自有其周期和规律，通过制度化可以凭借经验和惯例相对轻松加以处理，何至于对分量重大的教学“鞭长莫及”呢？又何须教研室这一机构呢？
我们可以从某所学校收到的上级文件中做一番透视，收“一叶知秋”之功。
2006年的头一场雪，并没有来得比往常早些。在这一年里北京市某城区的某中学，一如既往地要从自己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该区的中教科——接到各种文件，学校一位专门负责档案的年轻女职员，忠于职守地将所收到的文件逐一编号存档，于是，年终时便有了下面这份“北京市某区某中学2006年收到的由所在区教育委员会下发的文件目录”。
为了更好地品味这份目录所透露出的信息，不妨再复习一下中国基础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方式。作为该中学上级领导的区教育委员会，对中小学校行使垂直的领导关系，经常直接向学校发布各种管理要求，具体的发布者是则是区教委。同时，北京市教育委员对区一级的教育委员与也行使垂直的领导关系，这就是说，北京市对于基础教育的日常管理，并不直达到学校，而是以垂直方式即通常所说科层管理体制，通过市、区两级教委，最终达到学校层面的。这样，学校所接到的文件，包括了由区教育委员会转发的市教育委员会的文件，和区教育委员会自己下发的文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是用市教委和区教委的名义，但具体操作这些针对中学文件的部门，正是市基础教育处和区中教科。
细心些可以看出，按照序号，下面的目录并不完全，据说有些文件未发到学校一级，这就意味着区一级所发和转发的文件数目还要大于目录中的总和。
北京市某中学2006年收到的由所在区教育委员会下发的文件目录
从这样一个并不十分完全的目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非常有趣的特征。
第一是“非本色”。文件中涉及的大量工作超越了学校教育领域。表格中罗列的目录内容庞杂，用“五花八门”“千头万绪”来概括毫无夸张。举凡任何一个中国“单位”所必需的工作，皆应有尽有。正如学者们所说，中国的社会生活是在各种各样的“单位”中展开的，学校作为一级单位自然也不例外。从“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学校安全工作”（见上表[2006]2号）、“加强春季群体性流行性感冒防控工作”（[2006]13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控工作（[2006]14号），到学生IC卡月票发行工作（[2006]18号）、少儿互助住院医疗金收费工作（[2006]37号），直至开展学校食品卫生安全检查（[2006]52号），等等。尽管人们一致同意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全年专门下发的与教学有关的文件却只占据1/10左右。从总体上看，牵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工作中，许多与教育部门的“本色”相异。
第二是“非常规”。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学校其实是“节律”性比较强的一个，有着自己准确的“生物钟”。九月开学，一月寒假，六月高考，七月毕业。一年年周而复始，按部就班。但作为“单位”的学校，却不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节律”运行，经常会面临各种“插曲”：因不同原因产生的急迫事务。在学校接到的各种教育教学的文件中，相当部分属于此类。是教育教学的，但又是非常规的，带有一些“时事”特征的工作任务。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通知（[2006]5号）、学生艺术节（[2006]7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见上表[2006]8号）、“国防教育进校园”公益言行宣传活动的通知（[2006]11号）、开展建设和命名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文件的通知（[2006]19号）、评选北京市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校本培训百所示范学校工作文件的通知（[2006]30号）、关于利用互联网开展青少年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文件的通知（[2006]32号）、关于组织全市中小学开展节能教育活动的通知（[2006]34号）、等等，这些事务虽然不是常规，却与教育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类文件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第三是“无轻重”。上述两类任务十分庞杂，虽然不是本色，但必然发生（在中国尤其），而且因为非常规，没有现成、固定的处理方式，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专门应对。而且，尽管这些事务在工厂、机关、公司、乡村也同样会发生，就学校而言却永远意义特别：很简单，学校是集中了大批未成年人的社会组织。诸如上面所列，无论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控工作，还是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在任何别的社会组织中，永远不会像在中小学校中那样性命攸关，那样来不得半点差池。几乎任何一项事务在中小学的完成都必须比在其他社会部门更为严格、更为慎重。面对这样几乎“包罗万象”的任务，可以想见教育行政部门的忙碌。
所以，人们一致同意的学校中心工作——教学，事实上往往并不能放在“当务之急”的位置上。而且，在教学方面，有关日常教学工作的管理又占据了相当比例：一年一度的招生、毕业、中考、高考等，没有一项能够掉以轻心。
由此不难体会到这样的无奈：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工作上，经常置于日常工作的首位或中心，其实几乎不可能。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学不重视、不作为自己分内之事、不考虑不作为呢？当然不是。几乎无须去做专门的调查访谈，教育行政部门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了解并且深知学校教学的意义，知道其中利害及其对于自己所在部门的意义。所有国人都熟知，每年的高考、中考成绩就是教育行政部门最关心的事情。一些地区经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极端事例：因为考试成绩的上升与下降而导致某某官员的宦海沉浮、升迁罢黜都早已不是新闻。当然，绝大多数的教育行政官员并不那么只从升学率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而是从学校的本职，从年轻一代的成长，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理解教学工作的意义。他们懂得，无论各种日常的、紧急的事务多么重要，毕竟都不是学校的本色——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那么，似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说教育行政部门并不重视教学，那么不仅与所有教育理论研究结果相悖，而且也与人们的常识不符。如果说教育行政部门的确重视教学，为什么在下发的文件中身影飘渺？只要循着这个思路稍微了解并且思考一下，很自然，教研室的存在，这个专门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便“浮出水面”。
三、一支需要专业支持的队伍
关于教研室价值、地位、功能的各种议论，经常也来源于有关中小学教师队伍及其职业的讨论。
（一）当务之急
1.规模大，编制紧
中国基础教育的规模是世界之最：学校数目、学生数目，都是惊人的庞大，在一些国际性的教育交流场合，相关数字经常让一些国家的同行抽冷气。如此庞大的教育规模，自然也就产生了同为世界之最的教师队伍。然而，虽然人数众多，与现实的教育需求相比，教师仍然是短缺的，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教师缺编严重，甚至大城市也不例外，而广大农村地区自然尤其严重。
“我国现行的是2001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分城市、县镇和农村三级，规定小学生师比分别为19∶1、21∶1和23∶1，初中生师比分别为13.5∶1、16∶1和18∶1。这一编制标准以压缩编制和效率优先、城市优先为导向，存在编制标准整体偏紧、城乡标准严重倒挂，仅考虑单一生师比维度、缺乏附加编制的明确规定等突出缺陷，与我国农村地区地广人稀、生源分散、交通不便、学校规模较小、成班率低、存在大量村小特别是10万个教学点的实际情况严重相违。”
“2001年的编制政策实行后，我国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编制大幅度减少，全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数量整体压缩近10%。据报道，山西省实行2001年编制标准后教职工人数减少了5万，减幅高达15%左右。山东省济南市实际需要4.8万名中小学教职工，但按照2001年标准核定的编制数仅为4.1万个，编制缺口达7千余个，造成中小学实际运转和发展需要与人员编制的严重不匹配。同时，由于编制标准的城乡倒挂，各地编制数量下降和裁减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致使农村地区的教师编制更为紧张，数量严重不足。许多地方中小学校由于教师编制进口卡死而难以补充新教师，规模小的农村学校与教学点甚至由于缺少编制而难以为继。据不完全统计，2004—2006年全国约有10%的县连续三年未补充正式公办教师。不少农村中小学教师一人兼任几个班级的多门甚至全部课程，教师负担极其沉重；部分农村学校不得不为了保证学校正常运转而聘用代课教师。”[9]于是，政府强制取消民办教师，没有多久，代之而起的“代课教师”又大批走进农村中小学的教师队伍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是可敬的，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支撑着共和国的农村教育。更进一步讲，在“端铁饭碗”的众多行业当中，中小学教师有足够的骄傲资本——按照经济学上投入产出观点，他们应该是最为称职的、贡献最大的，中国的中小学教师用最微薄的工资收入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基础教育事业（这是就整体而言，少数重点学校教师的情况应属例外，待遇优厚，人员充足，但在教师队伍总体中所占比例有限）。
2.学历低，力量弱
“合格”的标准之一，是学历水平。根据1994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一条规定，“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