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1841）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在西方教育史上，他被誉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被视为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他的教育思想对于现代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对于当时直至现在的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国杰出的教育史学家鲍尔生（1846—1908）曾经这样写道：“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便把‘赫尔巴特理论’和‘科学教育理论’作为同义词。”
德国著名教育家诺尔（1879—1960）在1948年3月8日哥廷根教育与教学研究所改革教育学大会上以纪念赫尔巴特的报告作为大会的开幕词，他说，“这也许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恰恰在我们探讨教育学新问题时必须研究他”。2002年出版的《赫尔巴特文集》，皇皇六卷，还仅是从德文19卷本当中精挑细选而出。在前言的第一页，李其龙先生这样评价赫尔巴特：“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教育家能像他那样对学校教育实践有如此直接、如此广泛、如此巨大、如此久远的影响。”——连用四个“如此”，绝非简单的修辞手段，亦非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而是对赫氏理论精练确切的概括。
所谓“直接”，赫氏的教学理论即学即用，直指课堂教学的一线。
所谓“广泛”，赫氏的理论渗透基础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目的、内容、过程等。
所谓“巨大”，赫氏的理论雄踞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课堂教学实践。
所谓“久远”，我们在两百多年后的课堂上仍然清楚地见其踪影，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也绝无消失殆尽的迹象。
一言以蔽之，赫尔巴特自觉地承担并努力去完成了19世纪以来“建立有章可循的教育学”的时代需求和历史使命，构建了全面而深刻的教育理论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家”。
放眼望去，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课堂教学模式依然没有逃脱他的基本主张。“即使在今天，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校教学常规仍然是在赫尔巴特创立的模式下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教育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比肩。”这就好比在拳击场，即便最优秀的轻量级选手也上不了重量级的台面。许多同期以及其后的教育家，包括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杜威，固然提出了很多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发人深省的问题，但始终没能“雄踞”现代学校和课堂。借用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一个幽灵，赫尔巴特的幽灵，在21世纪的校园上空游荡。
赫尔巴特终其一生都在为教育科学化而奋斗，其教育教学思想彰显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精髓。按照学术界较为公认的看法，所谓现代教育指的是相对于古代教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制度化、普及性的教育，它以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要教育内容，以班级授课为基本教学组织形式，体现了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理性和科学的追求。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体哲学和特征，契合了可塑性、主动性等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赫尔巴特的学说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教育和中国教师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基础性意味和强大的亲和力。
两百多年来，似乎人人都在反对赫尔巴特，但却始终在其理论底下不停地兜圈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现代教育的广袤星空下，赫氏理论究竟有何种魅力，冥冥之中被一代代的教师奉为圭臬，不离不弃？当然，两百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能摇出今天的五彩缤纷。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很难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也正是这个原因，人们常常感叹“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尽管如此，鉴于上述赫氏种种“排比”而来的耀眼荣誉以及实践领域长久以来铁证一般的事实，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再把他请出来，重新检讨一番，审查审查他的成绩，鉴往知来。这既是对待历史遗产的应有态度，更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